《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5期》李泽涛 || 论朱鸿散文创作中的文艺思想资源
论朱鸿散文创作中的文艺思想资源
文/李泽涛
朱鸿是当代一位学者型作家，他的散文创作之魂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上溯《诗经》《楚辞》之源，中接《二十四史》之思，又携“韩柳”之古风，近揽周氏兄弟及郁达夫、朱自清、梁实秋之神味，遂成呈示文化历史的“朱鸿大散文”之调。然5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咂摸朱鸿的阅读接受经验，难以剥离其散文创作中固有的西方文艺思想谱系。朱鸿在自己的一系列散文著作中谈及贝多芬、卢梭、高尔基等人，并且又在一些创作访谈中言明自己受到过蒙田、波德莱尔等人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中西文化汇通、互释的方法是接受者探究朱鸿创作中文艺思想资源的逻辑起点。
朱鸿早期散文创作的主题萌生于他孤独之思中的人性映照。这一时期的散文叙事中既含纳了具有普适性的人情冷暖，又凸显着创作者的生活印迹和独特体验。对此，朱鸿在其代表作品《西楼红叶》的引子中已经言明，“夹在我日记之中的红叶，一直随我度过了大学岁月。红叶知我心、红叶知我情，红叶通过我的心情，窥视了社会的气候与时代的风云。”
当然，朱鸿早期散文创作的代表作还有《朱鸿散文选》《白原》《药叫黄连》《西部心情》等。细读朱鸿这一时期的散文著作，不难发现他创作思想的圆熟与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思想家卢梭和音乐家贝多芬都有紧密关系。
大凡读过“波德莱尔”的人都知道，他的诗歌以“审丑”见长。比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开篇《致读者》中把豺狼虎豹和蝎子毒蛇等“恶物”作为审美关照对象。这种以“丑”为“美”的审美动因在于波德莱尔“竭尽全力地让艺术返回到人生存在的本源，让诗歌与大街上的万象生活挂钩，由此把艺术和人生、诗歌和生活都引向了无限广阔的疆域”。这种创作思想在朱鸿的散文中时有流露。朱鸿正是借此美学原则履行着一个在世间幽暗之所重新点亮生活的散文家使命。朱鸿的这种使命感是在其血液中悄然流动着的，在其三十岁上下时出版的作品集《朱鸿散文选》和《白原》中就有了声响。《远望》是《朱鸿散文选》中的一篇，它批判拥挤而嘈杂的城市生态，其中写道：“人像蚂蚁，车如甲虫，在狭窄的网一样的街道拥来拥去，匆匆忙忙，仿佛是阴沟的溪流，颜色污黑，臭气散发。哭声、笑声、歌声、骂声，以及各种机械摩擦的噪音，像弥漫在空中的尘埃，到处飘荡，到处膨胀，俨然正进行着一场巨大的爆破！”这些描写对象的择取意向与波德莱尔的审美原则可以互释。然而，朱鸿创作思想中还涌动着对美好生活正面的建构性力量。这种力量常在历史缺失之处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白原》是散文集《白原》中的首篇，它是朱鸿对故乡农耕文明的赞歌，其特点是情思饱满、韵味十足。比如，《白原》的末尾如此收笔：“白原是收获了小麦之后，暂时出现于我故乡的风景，它一般只保留几日、十几日。它保留的唯一条件是天气晴朗，没有雨，因为雨会改变它的颜色，而且雨后，农民就要犁地。但是无论如何，白原是这个世界最古老最美丽最悲壮的地方。在我的白原，熟透了的岁月与孕育着的生命已经融合。”
除此之外，在朱鸿大学时期的校园化创作内容中，已经融入了他本人对西方文艺思想的过滤与接受——思想家卢梭和音乐家贝多芬就是其二。朱鸿写明，“那时候，我像离开巴黎的卢梭，在孤独地散步之中寻求灵魂的宁静，从而放置了对必然的抗争。”在如同卢梭“孤独漫步者”般的遐思中，朱鸿又把贝多芬那种“没有快乐而创造了快乐”式的英雄气概吸纳于心。他说，“当年在大学，我有一度极其苦闷和孤独，幸而遇到这位音乐大师，他成了我的陪伴者和扶持者。他凄惨的命运及其与之抗争的经历常常使我热泪盈眶，也使我解脱和升华。”由此来看，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在朱鸿创作早期给予了他精神和心灵上的滋养，发挥了“音乐治疗”作用。音乐上的这种“治疗”作用后来又通过富有“真心、真情、真理”的朱鸿系列散文著作转化为对他者的“文学治疗”功能。
除了欧洲古典乐派大师贝多芬对朱鸿的创作心理产生过影响外，还有泰戈尔、契诃夫、茨威格、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作品令朱鸿神往入迷。对此，朱鸿在《西楼红叶》中的《住宿记闹》一文中着意作了交代。与此同时，《西楼红叶》的压卷之作《大学时代》以“高尔基”开篇，又给朱鸿希冀“大学与作家”互促共生的良愿增添了注脚。
朱鸿中期散文创作聚焦于他怀疑之思中的革故鼎新意识。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已经留下了思想火苗。从表面上看，《西楼红叶》是朱鸿大学生活个人化叙事风格的早期代表作，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无疑又是今之大学生借以进行自我反思、教育、设计的教科书，尤其是其在一显一隐中所传递出的“怀疑精神”十分宝贵。正如朱鸿在该作三版之际的真言中写道，“我的学生，我盼你们多一点怀疑之品质，独立之见解。”对于创作者个人而言，朱鸿把一个学者当有的“批判质疑”能力充分体现在了他中期一系列的散文创作中。朱鸿无疑是一个热爱思考的创作者。他如同康德一样，常常仰望星空。他推崇“康德尤其敬畏星空”，因为“对星空越是思索，它就越是给心灵灌注一种日日翻新的赞叹”。其代表作《夹缝中的历史》正是在“历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历久弥新。若要追溯这种“怀疑精神”的西方来源，从朱鸿在散文创作的相关访谈中得知蒙田使然。蒙田作为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怀疑论者，用精妙的笔法和批评的眼光对人类生活的诸种面相做了另类深刻揭示。这种思想和做法持续影响着朱鸿的思考维度和笔端走向。《夹缝中的历史》《人生的爱与智》是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夹缝中的历史》出版20年来，印行逾38次，值得细细品味，深度考察。
以比较文学专业领域中的“平行研究”之法探析《夹缝中的历史》文本叙述机理，不难发现朱鸿在《夹缝中的历史》背后深描物象的眼光是不同寻常的。它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提出的探究研究对象需要新视角的主张不谋而合。因为“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福柯主张历史考古要探寻研究对象的“断裂性”和“间隔性”，而非“连续性”，并且“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朱鸿散文集《夹缝中的历史》所蕴含的独特眼光正是对历史间断性进行聚焦和探照。这是因为历史目的论往往是以美好的结果掩盖了血腥的过程，而文学的触角需要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被历史遮蔽的部分。
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观照下，朱鸿散文中的人文历史考古与麦尔维尔小说《白鲸》中的自然生物考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文学与科学的亲密融合与对话。因此，人们看待历史时，要想真正提升认知水平，需要把眼光聚焦到历史的间断性和跨学科性上。当然，这也是人健全发展的自然欲求。如果将阅读目光再次投向西方，那么随即发现费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所言明的“人本主义精神”正是对“历史目的论”抵制之声。“人本主义精神”依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得以逞扬，而“历史目的论”主导下的时代更迭是权力角逐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看，朱鸿的散文当然也是在表达自己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理解。不过，朱鸿散文中传达出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见解与福柯的相关见解不同。
福柯曾经说过，话语即权力。由此推论，书面文字就是一种话语，它的背后是权力对决的角斗场。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朱鸿在《夹缝中的历史》中的《灰堆》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见解：“焚书只是文化与权力的冲突在前沿的表现，焚书所反映的深层冲突，显然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由此可见，朱鸿的散文创作不仅留有对西方文艺思想的借鉴痕迹，而且常有批评性的更新与发展意识。
朱鸿近期的散文创作充溢着他怀疑之思中的人文考古兴味。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朱鸿为了写出有血有肉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关中踏步》，仰望《历史的星空》，求索《夹缝中的历史》，深描《关中是中国的院子》，唤醒《长安是中国的心》，点染《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开启《英雄在线：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和捍卫者》，用“田野调查法”完成了文学人类学“大传统”视域下的“小传统”书写，同样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这一美誉。
显而易见，“朱鸿固然带着对故土和家园的热爱写长安，但对长安文化的清醒思考始终贯穿于他的叙述之中，眼见现代化进程对古老文明的摧毁，作家的笔端常常蕴藉着忧愤和批判，也不时发出质问和呐喊的声音。”从根本上讲，朱鸿的“质问”和“呐喊”源自后现代社会中人类信仰的失落。
西方后工业文明所兴起的电子信息技术把整个人类推进到一个“微时代”。人的生活完全被自己创造发明的“物品”和“技术”所割裂。人们之间的关系纽带也因此成为纯粹性的“物叙述”。这导致了人的“主体性”失落和灵魂贩卖。此种“奇异之美”在文学、音乐和美术等领域俯拾即是。沉浸于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毕加索的《格林尼卡》、杜尚的《走下楼梯的裸女》、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人们已经无法用一种固定视角和常规思维去理解“多元共生”的世界。
对此，朱鸿以“地方性知识”考古路径深入中国历史地理腹地，孜孜以求当下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依凭：
从半坡读陶，到碑林嚼字，还有周原访古，甘泉宫读瓦，悠悠渭水，滚滚帝陵，下辋川，登华山，到马嵬坡体会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离愁别恨，在鸿门宴故地揣测刘邦项羽的性格，北上寻萧关，南下觅武关，去楼观台想见老君智慧，到兴教寺体悟玄奘圆寂……这些都是他真切希望在八百里秦川黄土地中找回信仰的不倦努力。
实际上，在朱鸿近期的散文世界中，《关中踏步》《关中是中国的院子》《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长安是中国的心》《长安新考》《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等著作犹如串联在一起的夜明珠，为“长安学”的兴盛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也为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明交往与互鉴提供了新资源。可以说，对于这些著作，只有聚而有之，才能窥其全貌，知其神韵。然而，《夹缝中的历史》是一本独立的极具思想性的著作。朱鸿的散文集《夹缝中的历史》之所以能一版再版、一印再印，除了该散文集本身有着历久弥新、引人入胜的叙述魅力外，当然也与接受者总是持有“理解的历史性”智慧密不可分。
伽达默尔除了提出“理解的历史性”或“历史性的理解”的概念外，还有一句名言叫“一切理解都是理解自我”。因此，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所言的“理解”给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启发：向世界讲述自己很有必要，这是自己理解自己的有效途径。
当然，在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朱鸿是强调宏观历史的。他认为，“人类也已经发展到了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研究历史事件的阶段。今天的地球显然在凝聚为村子了。西方与东方似乎不再那么隔阻，不再那么陌生。那些过去各在各的领域默默流淌的文明之河不但可以相比，而且可以互渗。人类显然在走向一体化和大同化。”也许，“文明之河的汇合，会各有所失，但任何一条文明之河却也由于汇合将各有所得，而且汇合必然将使人类出现大境界，出现一个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的大境界。”
无疑，朱鸿的散文创作思维是开阔的，支撑这种思维的知识体系是跨民族、跨文化的。这一点在《夹缝中的历史》最为突出，例如《一个皇帝的成全之路》中写道：
以中国文化脉络对照审视朱鸿的散文创作思想，显而易见朱鸿的散文创作思想的生发与圆熟受到过司马迁、陶渊明、韩愈、桐城文派、张岱等人及学派的影响。
首先，朱鸿常在《二十四史》中遨游，尤其对《史记》熟稔于心。朱鸿曾在2012年《西安晚报》的“长安悦读”栏目中，以《当经典遭遇禁毁》为题目谈到“司马迁的伟大丝毫不逊于孔子，其对自然、对人性、对历史的解读，都堪称是真知灼见”。朱鸿在言谈中给予司马迁如此高的评价，足见司马迁对其散文创作思想影响之深。
其次，朱鸿通过《诗人多难》一篇的叙述表达了他对唐代诸多诗人身世、才情、意志和境遇的历史性和共时性关照。比如王绩质朴丰厚的诗风、骆宾王的灾难、王勃和杨炯的极高天赋、陈子昂的耿直性格、张九龄的宰相之位、孟浩然的凄楚伤悲、王维的故居“辋川尚静”、李白的旷达豪放、杜甫的沉郁顿挫、苏东坡的精神之独立等等，无一不在朱鸿的笔下犹如一幅幅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即时引发读者们内心世界的激荡。
再次，受明末清初的“绝代散文家”张岱影响，朱鸿散文创作思想中也闪现着“居心高旷”“事必求真”的人生追求。这一泓创作思想清泉促使朱鸿的作品沾有“空灵之气”和“小品理趣”，它们在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显得格外明亮。
总体而言，从中国文学的思想性上观照朱鸿的散文创作，不可否认儒家文化的滋养，当然也时常反促他对其进行发展性批判。比如，儒家文化中关于人的利益诉求与道德律令就在《夹缝中的历史》中被加载到信仰的天平上得以澄明。《夹缝中的历史》中有《追究吴三桂》一篇，其中谈及“儒家文化有一些灿烂的光芒，光芒之源在于道德的世界。不过那个道德的世界是虚构出来的，脆弱得很，一经碰撞，便会破碎”，原因在于“利益显然处于生活的中心，人显然都是围绕着利益而生活的，但儒家文化却总是要扶道德坐主席台，并让利益靠边站，甚至要人忘了它，舍了它”。如此一来，人在面对诸多利益诉求和道德律令之间的冲突时，如何求得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身心和谐呢？朱鸿给出了“信仰”的光束，他说，“实际上儒家文化所建立的道德的世界还是有其价值的，只是道德的世界缺乏一根顶天立地的支柱，我指的当然是信仰的支柱。一个人有了自己的信仰，他便有了任何力量也摧不毁且推不倒的支柱。”可见，信仰是化解利益诉求与道德律令之间冲突的一剂良药。
与此同时，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朱鸿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断更新和丰富着自己的创作思想。朱鸿既然是一个“人文知识考古”型的作家，那么他肯定不会把创作思想局囿于“纯文学”形式所承载的审美意识形态上。现实中的朱鸿收集瓦当、珍藏玉石、细察绘画。瓦当、玉石、绘画这些物品充当着朱鸿散文创作中历史叙述者的角色。例如在《夹缝中的历史》中，朱鸿以《李仙蕙墓壁画记》一文呈现出了图像历史所承载的“视觉文化”形态。这种视觉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形态的一次更新，它也是人类思想范式升级换代的标识。对于朱鸿而言，他的这种思维范式的转换意味着文学人类学的理念融入了他的创作思想。
综上所述，当下朱鸿的散文写作走向以文学为根脉，集绘画、历史、考古、神话等为一体的创作理路。朱鸿的一系列历史散文著作在无形中发挥出了两方面的功用：一是朱鸿作为中国历史和长安文化的讲述者之一，以其独到的眼光、精美的叙述给飘扬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文化自信”旗帜上添加了色彩；二是朱鸿以文化学者当有的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呈现出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间裂性”知识，给热爱知识之人更新了认知、扩充了眼界，促使国人对自我所处国家的人文历史地理等情况做了新的“历史性的理解”。《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朱鸿对“长安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给出的新的“历史性的理解”。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长安还是丝绸之路的根据地，凡其开辟及捍卫的智力、财力和军力，皆在长安整合，并由此送达浩茫的西域，发挥中国的作用。”与此同时，“异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和体育运动，也由丝绸之路翩然降临而融于长安。长安的格调原是黄土，不过丝绸之路赋予了它新风、异俗、生气、活力和浪漫色彩。”
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绝不仅仅只有一种理解法，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所谓的意义。巴赫金言明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而他的“对话思想强调的都是主体性、对话性、未完成性”，真正的“对话”都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话”双方的“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周燕芬曾经以《勾勒个性化的长安形象》一文对话朱鸿散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其中写道：“《长安是中国的心》是一本历史文化信息丰富、具有阐释性与学术性的散文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家立足当下、对接古今，在回返历史情境和追慕古代先贤时，更拥有一份知识分子的现实情怀，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以再造民族精神的深切渴望，这正是朱鸿长安书写的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除此之外，在传播朱鸿散文的另一现实维度中，《夹缝中的历史》出版20年，印行逾38次，受众广泛。对于创作者而言，这是新一轮创作的强力引擎，比如《享受峡谷中的阳光》已经呼之欲出；对于接受者而言，这无疑为理解和阐释朱鸿散文创作中的思想谱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