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军旅自传】《十年戍边》之30-32 / 作者：胡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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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牡丹江正东不到二百公里就是边防重镇绥芬河，与当时的苏联接壤，中间是一条五十米宽的防火道，防火道中心线就是两国分界线。当时绥芬河是东宁县下属的一个乡镇，由于滨绥铁路在这里越过国界与远东铁路接轨，因此是一个边贸重镇。这里驻有牡丹江军分区边防一团，我们师二团，还有沈阳军区其他野战部队和空军、二炮的小股部队，***、五部在英格山驻有保密部队。为协调各部队以便应付出现情况时能统一动作，沈阳军区在这里成立了绥芬河前线指挥部，对上向***作战部负责，对下联络协调各驻守部队。绥芬河前线指挥部设在绥阳西十五公里的深山里，一条盘山公路相通。沿山坡自上而下建了五六栋平房，对面的山脚下修了一座步兵连坑道，平房下五百米外的进山路口，我们师二团五连长期驻守负责指挥部的警卫任务。
指挥部一号首长由黑龙江省军区一名副司令担任，二号首长由我师一副师长担任，司政后机关由省军区和我师机关人员组成，以我师机关人员为主。山上驻有司、政两部，后勤部驻绥阳林业局招待所。内称绥前指，外称零九二部队，后勤部称六号。1974、1975年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当时的一号首长是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老红军、湖南湘潭人谢长华，我们师副师长赵友林协助谢副司令员主持绥前指的全面工作。师司令部作训科先是陈昆岩副科长，后是赵副科长，马德林参谋，侦察隋国庆，军务李连进，机要梁永道，炮兵小何，工兵是我，还有省军区司令部特种兵处李复参谋，这些人组成绥前指，协调指挥驻绥芬河战区的各路部队。在绥前指每天主要任务是值班，下午五点了解掌握战区各部队一天的活动，收集、整理对面苏联边防的军政情况用红色电话机直报沈阳军区作战部。重大情况及时报告。每天上午八点准时在前指作战室召开所有首长和参谋人员参加的情况通报和分析例会。当时双方敌对情绪很强，相互收集对方情报。有时候为了了解对方边防部队人员调动、行动规律，需要隐蔽的入境潜伏在绥芬河对面苏联一个小火车站的半山腰上，观察他们的情况及活动规律。潜伏是相当艰苦的，夏天蚊虫叮咬，冬天皮大衣反穿，还要外披白布单，冻得不行。当然这些工作都是侦察参谋隋国庆组织人员干的。绥芬河边检站每半个月与对方边检站人员会晤一次，轮流主持，如遇到特殊情况及时联络会晤。由要求会晤方升旗联络，对方看到升旗在一定时间内答复。会晤中充满冲突，双方言辞激烈各自强词夺理。我曾经以记录人员的身份参加过一次双方会晤，一见面双方友好握手、寒暄，会晤正式开始后相互指责、抗议，互不相让，最后不了了之，每次都是如此。
当时苏联的情报收集速度和准确度都高于我们。一次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前指视察，谢副司令员带我们几个参谋人员陪同李司令到绥芬河六零五高地哨所，六辆北京吉普一字排在哨所前的空地上引起了对方注意。一会对方升空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上方盘旋，机头对着哨所闪了几光飞走了。待李司令员用高倍望远镜观察结束从哨所出来乘车要离开时，对方的高音喇叭响开了，高喊曾经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正在对面高地向苏方窥视。我们大惊失色，他们的情报如此准确仅靠几张航拍照片是不可能知道这么周详的，何况拍照时首长都已进了哨所，只拍了小车没有拍到人员。我们十分纳闷。
1975年春节是在绥前指的山上渡过的。地方上拥军，给前指解决了部分桔子，当时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别说吃桔子，一年四季见都没见过。我们每人只准买五斤，桔子一个一般大小，玲珑剔透，红的可爱大家像宝贝蛋似的放着不舍得吃，直到快坏了才吃。后来听说这些桔子是为偿还苏联的欠账出口苏联的，在绥芬河商检时对方嫌个头不够打了下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点都不假，在清零的山沟里望着满山遍野的树林，听着成群的乌鸦在头上飞过时“哇！哇！”的叫声，心里别提有多烦了，有家不能归，妻女不能顾，只能从心里默默祝愿老母妻女平安。几个不值班的年轻参谋聚在李连进的宿舍里用伙房里拿来的几根黄瓜和大菜椒蘸着酱油喝闷酒，直喝到东方发白，东倒西歪的躺了一地，过年的水饺谁也没心思吃。
不管怎么说我们师前指机关，条件还好一些，过年过节还自由自在一点。前指连队尤其是边防哨所更是寂寞难耐。越是过节战备越是紧张，这是边防部队的规律。一个哨所至多一个班或一个排，面对大山和对面，随时随地必须睁大眼睛，因为当时要求边防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了后方的人们能过好节日，多少个年轻人在边关站岗放哨，警惕地守卫着国防线！现在的年轻人哪能知道其中的心酸啊！
三十一
每年深秋或初冬，部队施工结束撤回营区后也要组织开展大练兵，“冬练三九”是跑不掉的。那时候我们师几个团除了二团营区在绥阳南五公里的一条山沟里外，其他团都做了调整，一团从海林调防到鸡西，三团由宁安县城移防到了磨刀石北山，炮兵团由牡丹江铁岭河移到宁安县东京城一个山沟里，师工兵装备仓库随炮兵团迁到东京城。那时的工兵这个行当，整天与地雷、炸药、雷管、导火索等打交道，要细心的很，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错。工兵不允许犯错，要是犯错一次就解决了，根本没有机会改正。珍宝岛战斗十英雄之一的孙征民烈士是沈阳军区工程兵教导队的地雷教员，专职向学员传授各种地雷的敷设和排除，技术熟练，动作机警。但在珍宝岛3月15日排除苏军敷设的地雷时稍有疏忽被炸牺牲，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还没有满月的孩子，造成了终身遗憾。我们每次去大连三十里堡工程兵教导队学习，教导队领导在动员时总要搬出这个血淋淋的悲剧教育大家，要大胆、谨慎、细心、机警。
从铁岭河向东京城挪工兵装备库时，七天时间发了三个专列，动用炮兵团三个连的兵力装卸车。仓库里码的高高的一垛垛地雷，TNT和黑色炸药要轻拿轻放的装进棚车里，运到东京城车站还要汽运，仓库距车站有三十公里。到仓库也要码成一垛垛排列整齐，然后清点、检查，重新造表入账。我和陈科长忙的首尾不能相顾，尤其是装运两节棚车地雷引信、雷管时寸步不离。仓库搬运结束，参与搬运的炮兵团后勤处首长要求试爆两颗地雷，让战士们开开眼界看看防坦克地雷威力究竟有多大。陈科长经请示师参谋长同意后，用导火索和雷管引爆了两颗五六式防坦克地雷。地雷爆炸，蘑菇状黑烟直冲云霄，爆炸声震耳欲聋，距离五百米以外的仓库玻璃震碎几块。大家看到如此大的威力都惊得目瞪口呆。
1976年春节刚过，训练了一个冬天的部队接***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部命令，要在磨刀石战区搞一次大型的团防御作战演习，***来一位副参谋长、省军区来一位副司令员具体组织这次演习。参与演习的部队是我们师驻磨刀石的三团，炮兵团，沈阳军区调动了一个装甲团配合演习。师工兵连和一、二、三团工兵排在演习中负责炮火显示，陈科长是演习导演组成员，我带工兵连和三个工兵排具体操作炮火显示。
大家都看过战争场面的电影，这边大炮一发射，目标的山头上遍地开花，尘烟四起。这都不是真的，如果真打炮，那得伤亡多大呀！炮是真打，装填的是不带弹头的空炮弹，山头上到处开花的爆炸点是用炸药爆炸的，那就是炮火显示。根据演习导演组的要求，工兵连要在防御战场的正面、纵深不同地方敷设炸药包，尤其是在坦克车进攻的专门通道两边敷设炸药。把炸药固定在地面上，捆牢拉火管和导火索。导火索根据炸药的梯形配备和不同爆炸时间剪成不同的长度，有瞬时爆炸的，有五秒、十秒或更长一点时间爆炸的。将拉火管接到导火索上，导火索接上雷管插入炸药包中，拉火管的一端拴在一条细铁丝上通过长绳引入后边挖好的战壕中。战士趴在战壕里，根据演习指挥部的指令拉响炸药。一条拉绳拴了几个甚至十几个炸药包不等，猛一拉拉绳，引发炸药包不同时间爆炸，形成炸点。为了演习效果逼真和安全，负责拉绳的战士趴在战壕里不能露头，为了演习时不慌乱几条甚至十几条拉绳，都编上号，一号拉绳，二号拉绳……。
负责炮火显示的工兵们是无名英雄，遍布整个演习阵地，演习指挥组把防御战场布置多大，炮火显示就随之布置多大。还要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在纵深山腰或远离演习场地的其他山沟里设置几组炸药，以显示炮火延伸或打阻击的效果。
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工兵门艰难的挖战壕，刨土坑，一次次演练，一次次配合，每次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每次都有改进的成效。为了解决地太冻，炸药包在地面一炸只冒一股烟，形不成尘土飞扬的效果，战士们坚持刨坑，将炸药包放在坑内，上面用冻土块压盖。上万个土坑啊，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山地震裂了战士们的虎口。
3月18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是正式演习的日子。一大早，工兵连和三个工兵排按分工地域进入演习炮火显示阵地，将头天下午敷设的炸药包逐个挂上雷管，拴上拉绳，使炮火显示进入战斗状态。演习定于上午十点正式开始，老龙头半山腰的步兵坑道是演习指挥部。九点刚过，我们从演习阵地往山上看，观摩的兄弟部队首长陆续来到指挥部。九点四十分，整个演习战场上没有一个人，静得吓人。各路参演部队都在预定出发地域静等指挥部的三颗绿色信号弹升空，那是演习正式开始的信号。我和工兵连张连长，殷其龙副连长趴在战壕中，眼睛死死盯住指挥部静等他们发出的炮火显示信号。不知怎么我突然鬼使神差感到我面前这几组炸药包没有固定牢，担心拉火时将炸药包与雷管拉脱节。我将我的担心给二位连长说过后，他们也有同感，就决定爬出战壕做最后一次检查。张连长带两名战士出战壕检查，我也在后面跟着，检查几组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往回走。
当张连长他们跃入战壕时，几个战士突然同时喊：胡参谋！脚下！脚下！听到喊声我低头一看突然发现我的脚下有一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在冒烟，眼看就要爆炸，我抬脚想跑，但地上布满了用于连接炸药的二十号铁拉线，一根线就有十几个炸药包，如果脚趟住这些拉线将会把这一片的炸药包全部拉响。演习还没有正式开始，炮火显示的炸药就连片爆响，这无疑就是演习失败，让两级军区和师首长情何以堪。如果不跑，炸药包就在脚下，瞬间爆炸，重者我不堪设想，轻者我必伤无疑。容不得我细想，我当即明白了我所处的位置和我的处境，立即来一个前扑卧倒。倒地的同时，脚下的炸药包爆炸了，巨大的声响将我震昏了过去。张连长、殷副连长和在战壕里的战士面面相觑，都在心里说胡参谋这下完了，最低也要受重伤。爆炸声在演习十几分钟突然在山坡上响起，传得很快很远。指挥部的指挥和指导的首长都是些组织演习的老手，经验相当丰富，他们最害怕演习前几分钟出现枪炮和爆炸声，那声音不是演习中的正常协音，而是预示着死伤人的事故。几分钟后我逐步恢复了知觉，好像听到远远的地方有人喊我：胡参谋！胡参谋！我抬起头来晃了晃，将捂在头上的皮帽子摘下来把土抖抖，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四肢，竟没有大碍，这时我才记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两位连长和战士在战壕里高兴地蹦了起来，边蹦边欢呼。原来炸药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呈漏斗状向四周迅速扩张，受到的阻力越大，它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越大。我在爆炸前的瞬间卧倒了，没有受到爆炸形成的冲击波的冲击，我卧倒的地方距爆炸点近，是炸点爆发形成具有杀伤力扇面冲击波的死角。加上炸药量小，天寒地冻，山坡上的石块冻在土里没有形成第二次杀伤力。我只是被噼里啪啦的土块砸了几下，弄了一身灰土，双脚后脚跟和脚脖子痛了几天，其他一点毛病没有。指挥部来电话询问怎么回事，张连长说为保障演习时炮火显示绝对把握又试了一下。指挥部批评说，演习马上开始了，你们不要胡闹。
尽管将指挥部糊弄过去，演习也比较顺利，但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万一炸着，就算不死，伤了也是悲剧呀！事后陈科长批评了我们，尤其是对我提出了严厉批评。至于是谁绊动了拉线引起了爆炸倒没有去认真追查。
1969年夏天三站施工塌方被砸，同年9月沈阳北山演练防坦克手雷被炸和这一次演习被炸，在部队我遇到了三次大的事故险情，次次逼命，次次惊心。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能好胳膊好腿的退下来安享晚年真是我的福啊！
三十二
1972年10月，妻生大女儿时我不在家，部队派我到沈阳军区工程兵参加工程预决算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在沈阳东陵工程兵招待所举办，系统学习了工程预算、决算的理论和操作方法。学习期间到抚顺辽宁广播电台战备坑道实习一周，按照坑道图纸做预算。这期间的10月7日，大女儿胡琰降生了，初为人父的我既高兴又内疚，高兴的是我二十五岁当了爸爸，内疚的是妻子生孩子作为丈夫不在身边，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父亲的责任。可想而知妻子当时有多难，一个人在商丘电厂，学员刚转正，住集体宿舍，由于生孩子厂里在招待所里借给她一间八平方米的小房，岳母来侍候她都没有地方住。本打算学习结束后请个假回去看望一下，但部队来信说总参要在三北地区搞严寒条件下的伪装防护实验，要我学习结束后马上回部队参加实验。当时组织纪律性强，学习结束后部队不准假不敢回家，只得回到牡丹江。等伪装防护实验结束将各科研单位参加实验的人送走后已是临近1973年春节，我请了探亲假在腊月二十八日匆忙赶回商丘，见到我的女儿时她已经四个多月了。
有了孩子又是两地生活，困难一个接一个，房子问题，谁来招呼小孩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哪一个解决不好就影响在部队服役。爱人有工作，不像农村家属可以长期在部队住，每年她的探亲假只有二个星期，超过一天就要受到批评，因为那时工厂军人家属多，地方照顾不过来。因此每次我探家归队或者是爱人到部队探亲返家都是大人哭小孩叫，弄得心乱如麻。说实在话当时每个月工资五十二元的确不少，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也不过三十多元钱。但我们这点钱不经花，每年你来我往都扔路上了，生活弄得挺紧吧的，各方关系关照不到还有意见。
当时部队确是有意重点培养我，但凡有涉及到我们业务的外出培训或大型演习参观基本都让我去，几年来参加各种培训班我走遍了东北三省各地。1975年总参在北京香山下的工程兵伪装营培训全军伪装业务骨干，每军去一人参加，黑龙江省军区选送的就是我，和二十三军选送的王参谋同住一室学习三个月。各种军事业务和工程业务的学习使我长了见识，增长了才干，越来越成为师司令部的业务骨干，每年工程的预决算我独当一面，在师里大有舍我其谁的态势，师首长尤其是参谋长李文山和我们科长陈洪家对我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长期留部队是有可能的。我与爱人商量考虑今后随军问题，对随军她断然拒绝，一点松动的余地都没有。理由是：路途太远，家中老人年迈，来这里无法照顾老人。我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条，慢慢来不要急，相信总有一天爱人的想法会变的。几年的时间说明我想错了，随着两家老人年纪的增大，她不随军的想法越发坚定了。两地生活总归不是长久之计，部队也想出面调李文秀去牡丹江工作，一来解决了我们长期两地分居，二来稳定我的思想情绪，安心部队工作。怎奈她坚决不同意去部队，弄得部队也无可奈何。最后总得解决问题，要么你服从我，要么我服从你。既然她不来，那我就回去吧。从此我扎根部队长期服役的想法长了毛，总是想方设法往家跑，陈科长找我谈了几次，参谋长也给我谈了一次，让我站高点，看远点，家庭观念不要太强。
1976年7月中旬，我在磨刀石师施工办和科长一起组织部队施工，正是紧张阶段，每天下连队上山头监督检查施工质量。家属带孩子来部队探亲我临时回市陪几天后每天早坐火车去磨刀石，晚上搭便车或坐火车回牡丹江。7月26日，爱人假期到了，我送她们娘俩回家并休探亲假。本来想买7月25日的票回去，但我的一个朋友周明轩是牡丹江到北京的六十六次列车软卧列车员，他正好在26日当班去北京，就晚了一天，坐他当班的这次车。27日黎明车到沈阳，从沈阳站上车的旅客议论说地震了，沈阳街道上的广告牌都晃掉了，感觉很大，但地震中心好像不在沈阳。列车越往前走，上车旅客议论地震越多，上午九点车到锦州，不往前走了，整个锦州火车站轨道上停的都是客车。列车门全部锁住了不让旅客下车。我问周明轩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听说前方地震了，桥梁被震坏了正在抢修，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走。我们在锦州火车站焦急的等待。下午三点钟列车上没水了，列车正常下午五点到北京，餐车上准备的饭也卖完了，锦州火车站没有补充。
正是7月流火天，尽管列车在车站雨棚下没有直接晒太阳，但也热的旅客受不了，下午五点多钟，又热又渴，大人还能忍受，孩子受不了，胡琰又哭又闹嚷嚷着要吃雪糕。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不敢远离怕万一漏乘不好办。我打开车窗跳下了火车，拿一茶缸向锦州车站出站口跑去，出站口大门紧锁出不去，我委托站外行人给买了几块雪糕又跑回了列车。孩子吃了点凉东西暂时不闹了。下午五点二十分，锦州火车站突然晃了起来，只见车站雨棚下的挂钟大幅度的摇摆，列车左右摇晃，哗哗作响，人在车上东倒西歪，胡琰吓得尖叫爬到我两腿中间不敢动。我一手搬住卧铺一手抱住胡琰。如此三阵，间隔时间不长，后来才知道是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波及到锦州，可把火车上的人都吓坏了。等到晚上九点列车已是在锦州车站停了十二个小时了，还没有往前走的动静。九点三十多分，列车突然开始上水，一会儿餐车人员推着小车向卧铺车厢旅客兜售面包和鸡蛋，虽然贵得很也得买。晚上十点，列车广播突然响了，只听一个男音在广播中说：各位旅客同志们，我是本次列车列车长，接铁道部通知，前方大地震，铁路桥梁震断，短时无法修通，本次列车由六十六次改为六十五次自锦州返回牡丹江。旅客中在锦州有亲友的可下车投奔亲友，沿途有亲友的可随时下车。无亲友的随本次列车返回牡丹江。本次车不要车票到站后车票全额退款。我和爱人一听傻眼了，锦州举目无亲，还得返回牡丹江啊！文秀当时就掉眼泪了，要知道她的假期到了，超期可是要挨批评做检查的。我安慰她，这是天灾，谁也没有办法，到牡丹江后马上给你们厂发个电报说明情况，相信车间和厂领导会理解的。又感到万幸，为了坐周明轩当班的车晚走了一天，不然地震时正好赶在天津我大姐家。29日晚上又回到牡丹江，陈科长听说后晚上去看我们，文秀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后来才知道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天津、沈阳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我的大姐一家在天津，大姐夫随单位常年在唐山出外差，不知大姐家怎样，更不知大姐夫死活。我回到牡丹江后马上给大姐发电报询问情况，连发三封不见回音，挂念的不行。尽管坐了三天火车等于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没动，但我们比其他旅客幸运的多，周明轩一路上给与了很大照顾，都是去餐车随他们列车人员吃饭，少受不少罪。周明轩是江苏沛县人，也属半个老乡，在牡丹江那些年经常到他家玩，关系不错。我们来回探亲都计算好时间坐他当班的车，给他找过多次麻烦，我至今仍怀念和感谢他。
十天后，牡丹江到北京绕道承德通车了，列车摘除所有卧铺和邮政车厢，只挂几节客车和一节列车员宿营车。我们一家三口随首发车回河南。周明轩安排他的同事列车员小杨一路上给与了很多照顾，小杨给拿了两条毛毯铺在硬席之间的地板上成了简易的卧铺，胡琰躺在上面睡觉。列车到锦州变成了慢车绕道朝阳、承德，大小站都停。在承德一个山区火车站停车时我突然想写一封信给我未来的连襟李秀兴，他在重庆后工学院上学，来这里实习。我将信写好，贴上八分钱邮票，委托火车站外游玩的年轻人帮我投递。山区人诚实憨厚，真帮我寄了，秀兴后来还真收到了这封信。
北京到处防震，连故宫院内也搭满了防震棚，天安门广场上防震棚一片连一片。因我心中惦念大姐一家，几经周折，我从北京赶到天津。天津比北京更厉害，小白楼一带震塌了不少建筑物，从天津北站下车后中山路一带的道路戒严不让通行，说是发现了重度传染病，闭路消毒。到处防震到处人心惶惶。大姐家当时住河北区王串场十段。大姐全家有惊无伤，大姐夫命大九死一生，唐山地震逃过了一劫。啥都没有人安全好，看到大姐家一家没啥大事我悬了十几天的心放了下来。在天津的当天晚上我们都住在外边的防震棚里，晚上又发生了大的余震。大姐说你们赶紧走吧，没必要在这里担惊受怕，加之爱人假期已超十几天了她急得上火，舌头都烂了，第二天我们离开了天津，在徐州转车回到了商丘。
商丘也是全城防震，没人敢住屋内，哪怕是平房也不敢住。我把床从楼上搬到了楼下，到日杂商店十六元钱买了一捆油毛毡搭了两个防震床棚。
李文秀回来后受到了车间、厂里的批评，怎么解释都不行，非让作检讨。我心里想不通，很有意见。不是不按时回来，是唐山大地震将交通大动脉震断了不通车回不来，厂里的领导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假期中，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如丧考妣，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9月20日收到部队电报，部队一级战备，让我立即归队。我安排好家中事情后，立即返回部队。北京中转车时还正赶上第二天毛主席追悼会，头天下午就戒严，不让旅客出火车站，在候车室内生生坐等二十多个小时。途中在火车上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活动。
当时部队三支两军已经结束，大批三支两军人员回到部队，部队出现了干部积压现象。有的连队干部四五套班子，干部多，人浮于事，给连队建设带来了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上级批准，部队干部由过去复员改为转业，把大批多余的干部退出现役消化到地方，由地方安排工作。第一批转业干部七五年下半年开始动员，1976年上半年已移交地方，第二批转业干部正在酝酿，上半年确定名单，拟于七六年下半年离开部队。由于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等变故，第二批转业干部工作暂时停了下来。由于妻子决心不去部队，老是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还不如趁年轻早点转业，早点到地方发展，头脑中闪过了转业的念头。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又考虑到我在部队如此受到重用，前途如日中天，怎么能有这种念头，立即就把这个想法掐掉了。
回到部队后的一件小事也可以说一件没有处理好的误会使我的事业开始了转折。
在家乡防震时买了一卷油毡纸，花了十六元钱，当时的十六元抵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回到部队后向科长进行了汇报，想让科长把这卷油毛毡钱在工程费用中给我报销了，我对陈科长说，咱们施工仓库里堆满了油毡，就算我个人用单位一卷，如果您同意给我报销就签字，不同意就算了。陈科长听后没说什么，欣然在发票上签了同意报消的意见。当时的报账程序是科长签字，经办人拿领导签过字的发票到后勤部财务科报账。也是我一时手懒，没有马上去财务科报销，也是太忙，一个多月没有在部队了需要处理的事太多。半个多月后我拿了科长签过字的一把发票到后勤部财务科报账。由于经常打交道，我与财务科出纳会计四川兵邹光太特别熟，关系又不错，每次他都审查，无非是例行职责走走程序。可是这一次他特别仔细，发票一张张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最后单单将那卷在商丘买的油毡纸的发票剔了出来，说这张不能报销。我将实际情况向他作了说明，并说已经向我们陈科长如实汇报过，陈科长同意并签了字的。
不管我怎么解释，他就是不同意，也不说什么原因，我气得将那张发票抽出来撕了。事隔两天我在机关大院路上碰到他，说了他几句“不够意思”。他停下自行车对我说，你也不要生我的气，不给你报是不想让你钻别人的套。我一听他话中有话立即拉着他的车子不让他走，非让他把话说清楚，他无论如何不肯说。最后在我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才告诉我，是你们陈科长在签完字的第二天专门找到财务科，让他严格把关把这张条子抽出来不能报。我大吃一惊，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既然陈科长不同意，为什么还要签字。我和陈科长面对面办公，天天在一起，即使当时签了字，事后考虑不合适也应该先给我说明那卷油毡报消不合适，我也不报啊。为什么不给我说反倒隔几个楼跑那么远到后勤部财务科找你把关审查抽条子？邹会计说：“信不信由你，他落好人，我打黑脸，你给我说难听的，我还一肚子气呢”。
我一生忠厚性直，就这样区区一件小事埋在我的心里，始终转不过弯来。认为科长过去对我不错都是表面现象，原来还处处提防着我呢。当时陈科长如果能对我解释一下或者我知道真相后主动找陈科长澄清沟通一下，满天乌云都散了，但我们都没有那样做，我们没有沟通，从此思想上产生了隔阂。原来想转业只是一个念头，现在突然间膨大起来：不给你这种人拉了，要求转业。想到做到，立即递交了转业申请并住进了二零九医院泡起病号来了。参谋长李文山和陈科长大吃一惊，多次做我的工作，不批准我转业。我也不做解释任何工作都不愿干了，天天泡病号闹转业。1977年春天，利用探亲的机会把女儿胡琰带到了部队，天天带她在部队大院里玩。参谋长李文山看到我说：“小胡看看你现在变成啥了，哪有野战军带孩子的，白培养你了，你不争气让我寒心”。我也不解释，继续泡。
我软磨硬泡闹转业，原打算第三批能让我走，因为第二批转业人员已经定了，我要求的晚没有挂上号。谁知1976年10月份“四人帮”倒台，第二批转业干部暂停。1977年没有征兵也没有老兵复员，干部转业也停了。一拖两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司令部管理科会计张玉生原定第二批转业，这期间他思想变化，不想走了，找领导谈坚决不走，还在部队干。我一看他不想转业就立即找领导要求与张玉生调换，最后把我换下了张玉生调到了第二批转业。
确定转业后，陈洪家科长请我到他家吃饭，在他家的炕头上我俩推心置腹的交换了意见，他向我坦承了那次发票事情他做的不对，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方式，请我原谅。我说，一说开就没事了，你还是我的好科长，转业后我会永远想着你的，想着我们在一起的战友情谊。后来在1993年10月我专程到牡丹江去看望他，那时他已在师副参谋长的位置上转业到牡丹江烟草局任副局长。事有凑巧，在哈尔滨火车站一个宾馆的电梯上碰到他，我在一楼等电梯，他正好从电梯上下来，我们俩见面了，亲热的拥抱在一起。他要去云南开会，第二天的火车。我请他在哈尔滨火车站一个饭店里吃了一顿饭。2006年9月我带着爱人又专程去牡丹江看他和李文山参谋长，他已经退休，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和老伴一起为子女照看孩子享受天伦之乐。2009年春天，牡丹江烟草局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去南方考察，第一站郑州，我听说后专程赶到郑州接他，请他在未来大厦的鲍翅皇吃了一顿大餐，他十分高兴。现在我们虽然都老了，但还电话问候不断。
确定我转业后，1978年全年施工预算没有人能接上手来搞，陈科长亲自预算，按老方法半个月才搞出来，一合计误差太大，按他的预算上报审批资金缺口太大，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当时我在商丘家里等着转业并着手联系工作单位。一张电报说有急事让我立即回部队，我不知就里急速赶回部队，原来是让我做1978年工程预算。我不太愿意，李文山参谋长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白培养了，到急时用不上。李文山参谋长是我的“贵人”，我对他感恩戴德，就接下了活并要求配一个年轻干部一块预算，带一带。一团工兵排长王长荣七零年兵，上进心强是个好苗子，陈科长也有意向在我走后调他到工兵科来，就让他跟我一块做预算。当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计算器，全是手算，我俩按我所学的预算方法干了一周，做好了整个工程预算。当我将工程所需沙、石、木、水泥、兵力、运力和经费预算与陈科长所作的预算相对照时，他的预算比我做的预算整整少了五分之一。王长荣后来干得的确很好，直干到黑龙江省军区司令部特种兵处处长，转业到哈尔滨了。
1978年5月，我带岳母、爱人和孩子他们最后一趟来部队，也有意让岳母到北京看看。这时第二批转业干部已陆续向地方移交，我们师老资格的郑副政委带队在郑州向河南移交黑龙江省军区的河南籍转业干部。这时候师里正酝酿成立工程营，专司施工，李参谋长他们商量想再做做我的工作让我继续留队，到工程营任副营长，把我家属调到牡丹江来。政治部干部科的白科长受命代表师里正式约我谈话，表达了留我不走到工程营任职的意向。我犹豫了，说实话当时心里确实有点动摇，六八年兵提副营那可是全师第一个。我推脱说现在档案都已经向地方移交了，还是走吧。白科长表示，只要你同意不走，档案你就甭问了，我们一个电话，请郑副政委再拿回来不就行了。李文山参谋长又安排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孙涌宝找我谈话，让我留下来。我请组织上再做一下我爱人的工作。希望她能随军，只要她来部队我就留下不走。李文秀绝不会随军的表态十分坚决，“他愿意在这当官他当他的，反正我是不会来的”。她的坚决态度彻底打消了我留队的念头，坚定了我离开部队的决心。
就这样，1978年8月28日，我正式脱掉了军装，摘掉了钟爱一生的领章、帽徽，离开了培养我锻炼我十年有余的火热大学校，开创了我们部队六八年兵转业的先例。下午离开机关营房时，陈科长夫妇，我的许多战友送行，我眼含热泪面对营区大门深深鞠了一躬，感谢部队的培养，使我由一个穷苦农村青年成长为一名干部、共产党员。我忘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更忘不了日夜相处的战友和首长。别了，养育我十年的黑土地！别了，培养我成长的部队！别了，生活了八年之久的牡丹江！
作者简介
胡运生， 河南省宁陵县人，1947年7月出生，年已古稀。1968年3月入伍，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一师服役10年半，1978年10月转业。现退休。有生之年能动之时乐当候鸟，携老妻周游四方，尽享华夏美妙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