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 鲁迅才是新诗现代性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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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1962—2010，长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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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思明（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1986年，张枣留学德国之前，写了一首题为《刺客之歌》的诗。“从神秘的午睡时分惊起/我看见的河岸一片素白/英俊的太子和其他谋士/脸朝向我，正屏息敛气”,诗的第一节便透露出一股肃杀之气。按张枣的朋友诗人柏桦的解读，张枣作为作者，像个沉静的导演一样绝对掌控着诗中人物的表演。
诗中，张枣把自己的形象出神入化地平均分配给了刺客和太子。“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这两句在诗中反复出现了四次。他让出场的“另一张脸”在挂着矛和盾的墙下走动了四次，也让未出场的那张脸，隐身或虚化了四次。柏桦认为张枣即诗中的“另一张脸”，张枣年轻的影子已经伫立在这首诗构成的画面中。
诗中的场景是张枣对他德国生涯的预见。多年后，他在和学生颜炼军的一次交谈中提到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那时都传说国外非常孤独，而孤独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就是失去掌声，这对我来说非常可怕。”
出国前，张枣在四川有朋友和知音，且在较大范围内已经赢得了不少掌声。而他冒着失去掌声、步入孤独的危险去德国，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去完成一个使命：“我必须知道西方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一种文字，形成那样一种文学帝国。”
《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以来的中国新诗》，即他在德国完成的使命中的一部分。这部用德语写作的他一个人的新诗史，在他去世10年后，译成中文出版了。他的观点或有失偏颇，但，这偏颇里有他难掩的光芒。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新诗发展到张枣出国的1986年，流派和主义多得眼花缭乱
1986年10月，深圳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当时的深圳青年报在10月21日和24日一共用了5个整版刊登那次大展上的诗歌。那次大展的规模、声势、影响力都是空前的奇观。
知名诗歌评论家徐敬亚毫不谦虚地高度赞扬了由他发起的这次大展，认为那是“继五四、朦胧诗两大破坏过程的继续，它终于使现代诗与中国语言在总体上达到了同构、一致与溶合，造成了几十年来诗的最舒展时期”。
那次大展出现的诗歌流派和口号之多也像是突然打开了一个万花筒，朦胧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星期五诗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撒娇派……让人眼花缭乱，口快如刀、相声基本功贯口再厉害的相声演员也不可能一口气把这些流派念完。
当时，已经在德国的张枣的诗歌也出现在大展中。或因为他在海外，他没被安排在和他诗歌观非常一致的柏桦所在的“四川七君”群体中，而是以无门无派的身份亮相于“现身在海外的青年诗人”群体中。
“……我潜心做着语言的试验/一遍又一遍地，我默念着誓言/我让冲突发生在体内的节奏中/睫毛与嘴角最小的蠕动，可以代替/从前的利剑和一次钟情……”这是张枣在1986年那次大展中展出的诗歌《秋天的戏剧》的一节，已经身在德国的张枣像出国前写作《刺客之歌》那样，在诗中安排了一次冲突。这一次，他说得很明白，他的冲突来源于潜心做着的语言的试验。
这试验，或在1916年8月23日即已经开始。这一天，胡适写下了白话诗《两只蝴蝶》。半年后，这首诗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的初始。《两只蝴蝶》面世引起的长时间热议，不仅让当时很多文人也开始了新诗的创作，也催生了新诗的诸多流派。
对新诗现代性的追寻，让张枣更加坚定要“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
较早给中国现代白话诗人分派别的，是朱自清。1935年，由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将当时的诗坛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自由诗派包括了胡适、俞平伯、康白情等代表性诗人，他们主张在诗中保留语气的自然节奏。格律诗派是指闻一多、徐志摩和朱湘等“新月社”团体，他们的诗严格用韵。象征诗派主要是指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等效仿法国象征派的诗人们。
朱自清之后，更多的诗派划分让读者和研究者应接不暇，如现代诗派、国防诗歌、革命诗歌、九叶诗派、七月诗派等。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读博士、且“潜心做着语言试验”的张枣在梳理中国新诗时，发现了这些诗派划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特立独行、有时往往也是最具禀赋的作家被边缘化了”。
被边缘化的诗人中，张枣举了三个很有名的人物。第一个是鲁迅，认为鲁迅那部横空出世的《野草》就很难被归到哪一派；第二个是陆志韦，认为陆志韦在口语入诗方面做了认真而又值得钦佩的探索；第三个是郭沫若，认为郭沫若的早期作品集美国惠特曼、德国表现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等影响于一身，浪漫派不能概括其早期作品的全部特质。因此，流派划分不仅对个别作家而言有失公正，更严重的是，会导致盲视，“对潜藏于同一文学时期的不同派别之间的精神统一性视而不见”。
张枣写博士论文期间，在系统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时，发现了自鲁迅以降的中国历代诗人对现代性的追寻。“现代白话更具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借鉴外国语种——尤其是现代西语之优长”，张枣认为新诗人自觉且自信地利用了现代白话生机勃勃的这一状态，“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派的相遇要比迄今研究所认为的要广泛、大胆、持久和自觉得多”。
张枣读博的大学在德国古老的小城特里尔。这是个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的地方。张枣是怀着他认为的使命，到的特里尔大学——他试图用地理上的距离扯开个人与汉语的关系，以更好地理解汉语，并且在勾连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实现现代汉语的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追求。在特里尔大学，张枣梳理中国新诗史的发现和他的使命叠加在一起，他的诗歌实践和他的诗学理论对新诗未来的发展能够起到多大的影响，尚不可知。但，能够肯定的是，他已经让部分诗歌写作者看清了前辈诗人们对汉语诗歌所做过的努力。
对话
“张枣为新诗史书写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整体性的视角”
潇湘晨报：如张枣所说，中国新诗流派的惯常划分是让人应接不暇的，你怎样看待他用现代性的追寻这一脉络对1919年以来中国新诗的梳理？他这样的梳理有没有影响到他自己的诗歌写作？
亚思明：张枣用现代性的追寻来梳理1919年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流脉，是为新诗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整体性的视角。正如洪子诚老师所说，“我们对自己现代的文学经验，包括新诗已经形成的传统，有时会缺乏一种体谅和敬重。但至少作为一种补充，也应该记住这样的道理：艺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根据吸引律对崇拜的对象模仿、学习的结果”。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穆旦，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都代表着张枣心目中的新诗史上的个人才能，也都是美学和生存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写作的实践者，有着精神血缘的亲似性，张枣对他们所熔炼的诗学传统的解读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思考。这是一种作者诗学，个人趣味毋庸置疑，但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否则就是空话。
潇湘晨报：因为《两只蝴蝶》，胡适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新诗第一人，但在张枣看来，胡适连诗人都不是，只是个语言改革者，他认为鲁迅才是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以及新诗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他的这个观点，在诗歌圈和文学评论界有没有引起一些争议？你认同他的这个观点吗？
亚思明：争议是肯定的。真知灼见往往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平庸之见反倒声响全无。坦率地说，我个人非常赞同张枣的这个判断。德国学者胡戈·弗里德里希确证，现代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谐和音的张力”，言说生命的两难困境，并用语言去克服困境，应为诗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据此，张枣指出，生存与语言的内在关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引发了一部诗集作品的诞生，以一种高度的语言敏感性，从元诗的角度将生活之难等同于写作和言说之难，将创作过程作为创作对象”，这便是鲁迅的《野草》，也是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集。
潇湘晨报：“没有人像闻一多那样，被夹在现代主义的唯美理想与爱国主义的社会实践中间内外交困”，张枣对闻一多的这一评议，既是对闻一多的深刻理解，也透露出他对闻一多的心疼和敬佩，张枣本人是否也有过类似这样的内外交困？
亚思明：张枣对闻一多的深刻理解源自他对类似生命困境的感同身受，他们之间是一种知音的关系。张枣和闻一多一样，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他所留学生活的西方，魂牵梦系的永远都是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枣也是一个“爱国诗人”，尽管他精通西文，是一个罕见的多语种的天才，但他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实现汉语诗歌的梦想。爱默生曾说：“诗人是言者，是命名者，他代表美。他是一位君主，身居中心。世界并没有刻意粉饰，而是从一开始就是美的；上帝也没有刻意制造美丽的事物，而美本身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因此诗人不是什么仰人鼻息的傀儡君主，而是一位独立自主、名副其实的皇帝。”这个“皇帝”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张枣的《镜中》，也是他一直以来所追逐的梦想。
与闻一多一样，张枣相信奇迹，相信最高意义上的诗是一种对生活和艺术的赞美，将所有的一切介于“我”与他者、颓废与崇高、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实验之间，并在人生经历中留下深深印迹的对立矛盾消弭于无形。他评价说，闻一多殚精竭虑地寻找着这种诗艺的最高完美，同时也是生命的启示，却走不出一片语言的乌托邦，其实他自己未尝也不是这样。他们都是激情似火的诗人，最终却惹火烧身，做不到像T.S.艾略特所说的那种白金丝，让感受的心灵与创造的个体彻底分离。反倒像是鲁迅笔下的“死火”：这类新诗人将生命或者书写看作是“自焚”，并颇有远见地认识到，自然力的开发是有时限的，正如生命的发展有起点也有终结。往往最圆满最高潮之处，也是衰落的开始，就好像作家是把身家性命也写进去了。他们的生命都终止于48岁，生前都没有眷顾自己的身体，任其燃尽自己。不是躲避死亡，而是迎向死亡。
潇湘晨报：将西方文学的成就纳入新诗的发展格局，这是百余年来新诗写作者一直在做的努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葆有汉语诗人的“汉语性”，而不仅仅是蹈袭西方？张枣把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等人都思考过的这一问题拎出来，对我们当下的新诗写作有没有指导意义？
亚思明：汉语新诗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置于古典中国和现代西方两大诗学高峰的阴影之下，负重前行，过去如此，短期之内的未来也不会改变。蹈袭西方的诟病来自于一种影响的焦虑：创新活跃的强势文化会对创新颓靡的弱势文化产生覆盖性的或吞噬性的作用。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朗哥·莫莱蒂借用历史语言学的“波浪假设”来描述世界文化由不断吞噬差异性而达致同一性的发展规律，例如好莱坞电影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市场（英语吞噬了一种又一种语言）。
世界文化运动还有另一个基本规律，那便是“树状发展”：一棵树有很多分支，如同印欧语系分化成十几种不同语言，所呈现的又是由同一性到差异性的发展规律。世界文化由此在这两种机制间摇摆，其产物必然是合成的。这也正是以闻一多、卞之琳、冯至为代表的新诗写者所做的努力。一方面，世界之势不可违，另一方面，民族之根不能忘。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悖论，但丝毫也不违和。正如梁宗岱在阐述波德莱尔“契合”理论时所说的，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尽管如莱布尼兹另一句表面上仿佛相反的话，“一株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其实只是无限之生的链上的每个圈儿，同一的脉搏和血液在里面绵延不绝地跳动和流通着。
我们当下的新诗写作就是要做一片独一无二的树叶，既要有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也要有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
潇湘晨报：张枣认为1990年代的很多新诗都平面化为日常的一帧摄影。“那种想要让诗赶得上当今中国变化莫测的现实生活的雄心壮志将古老的诗学信条抛到了脑后”，“无法让诗满足时代的需要”。张枣是不是认为满足时代的需要即诗歌要去的“远方”？
亚思明：这个“远方”就是荷尔德林所言的“敞开领域”。我想张枣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诗歌不必刻意求新变异，心远地自偏，“远方”也可能“就是我站立的地方”。现代抒情诗除了保存词的艺术之外，必须向着“敞开领域”冒险前行，为的是——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借助含混其词的阐释，来克服因含混其词的言说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克服一再被从鲁迅、闻一多，到北岛、多多、欧阳江河和海子等现代汉语诗人喻为“远方”。
这个“远方”，从1980年代汉语诗歌界对荷尔德林的顶礼膜拜开始，就一直与海德格尔的解读联系在一起，我的理解就是语言的探险。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变成化石的诗歌，同样，我们今天的诗歌也会幻化为明天的语言。语言是内在精神的表征，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语言推测出生活的深浅，也可以从一个民族的语言看出文明的远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语言。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位杰出的诗人都为他本民族的语言贡献出一块界碑。这个“远方”就是未来终将抵达的地方，也是目前语言世界里的白雪覆盖的岛屿。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