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玉凋香 烟花易冷：民国娼妓生涯（无剧透）（绅探）剧评
《绅探》第四案中，以充满悲悯的笔触刻画了娼妓身份、命运悲惨的女性，网络文学作品中，往往对青楼妓院有美化描述，幻想花魁锦衣玉食、与才子贵胄谈情说爱，颠倒众生。实则旧时烟花之地对女性摧残虐待之酷烈，实属今人难以想见，即便顶尖花魁，也绝无守身之尊严，且大多不得善终。
民国淫业之盛极为惊人。旧上海是著名的“东方花都”，据英国社会学家甘布尔曾将1919年世界各大城市持有营业执照的“公娼”与居民比例作统计对比，上海每137名居民中即有一名公娼，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比数，北京(1：258)、东京(1：277)、名古屋(1：314)、芝加哥(1：437)、巴黎(1：481)、柏林(1：582)、伦敦(1：906)。然而，公娼仅是当时所有娼妓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未向政府注册的流莺暗娼。30年代，由于皖苏浙三省和南京废娼，大量妓女流入上海，还有舞女、按摩女、女相士、咖啡馆游乐场的女招待等变相从事色情业的妇女。
民国时期妓女大多是因贫苦沦落甚至被强迫拐卖的。《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就为了养活父亲和弟弟被迫卖身，“正如一切贫而不难看的姑娘——象花草似的，只要稍微有点香气或颜色，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上海娼妓之籍贯江苏占90%，浙江占6%．广州占4%。江苏省内以扬州籍贯者占比最多，苏州其次且多进入较为高级的“长三妓院”，其余南京、吴江、无锡等地又次之。扬州苏州水软山温，素称佳丽之地，亦多名妓。《绅探》中不幸沦落烟花的女性，就是在苏州育婴堂被鸨母骗买的孤女。
《绅探》中提及了旧时代对妓女的雅称“女先生”。“女先生”又称“女说书”“女先儿”，原本是清代以来对从事弹词说唱女性的称呼，《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云：一时歇了戏，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生儿进来，放两张杌子在那一边命他坐了，将弦子琵琶递过去。贾母便问李薛听何书，他二人都回说：“不拘什么都好。”清咸丰、同治以后，上海、苏州等地出现专设的由女先生说唱的书场，但逐渐浸入色情营业成分。清惜花主人《海上冶游备览》载，其书场“独群聚于四马路中……门口皆有报客者为之呼唤，口不停声。有客登楼，则报几位"。客人听罢表演后，访问女先生的书寓寻欢作乐，实为变相的娼妓，“书寓”也成为妓院的别称。
《绅探》中鸨母对客人自夸时提及的“清音小班”是当时对头等妓院的雅称，二等妓院称“荣室”，三等称“下处”，四等称“小下处”。上海苏州一带还以“长三”为头等，“幺二”为二等，“野鸡”为三等，“花烟间”为四等。长三之名来自麻将，即“三筒”之别号，晚清上海高级妓女应招陪酒及渡夜之资皆为银元三元，故得名长三。头等妓院的妓女，大多从小受过专门训练，能奏乐唱曲。
民国时期上海的高等妓女生活奢靡，装扮时髦大胆，甚至起到了引领时尚潮流的作用。民国初年风气未开，月份牌广告画的创作也往往以妓女为模特。当红名妓和舞女的月收入可达数千元，百倍于普通职工。但即使是这些“金字塔尖”上的人物，其生涯也远远谈不上幸运，她们承受着鸨母、龟公的盘剥，嫖客的欺凌，加之往往自幼沦落，惯于挥霍又毫无谋生持家之能力，往往身负巨债，年长色衰后贫病而死。晚清民国年间名噪一时的赛金花，晚年即迁居北京天桥贫民区，穷困潦倒，乃至交不出每月8毛的房租，只得向政府申请免除。1936年冬，赛金花因无力购买煤炭，深夜抱破被寒死陋巷。报刊挽联称她“乏负廓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可谓凄凉至极。《绅探》中的头牌名妓，脱离青楼后也因无谋生之技，试图改头换面嫁人从良，但也终究难逃厄运。
名噪一时的花魁尚且如此，普通妓女的生涯只有更加悲惨。民国政府成立后，为移风易俗，一直倡导禁娼，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也提倡禁绝淫业。但在执行过程中，政府要求妓院和妓女办理“营业执照”，向娼妓征收重税，要求妓女定期体检否则从重罚款，色情业实际上成为官员、卫生处和警署的敛财渔利之道。妓院鸨母向地方官员和警署行贿，与地痞流氓勾结，政府所谓禁止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定期体检禁止凌虐、保障妓女人权的条例都形同虚设。
民国时期北平的社会调查显示，鸨母多逼迫娼妓每日接客，无客即横加打骂，每日接客四五人乃司空平常之事，妓女为陪侍客人，往往整晚不得睡眠，整日不得饮食，渡夜之资一般要被妓院抽走七成以上，还要向鸨母支付饮食住宿费用，穿戴衣饰皆需向妓院借“印子钱”代办，鸨母和衣庄层层加利，往往饱受蹂躏反而债台高筑。1950年，北京市新政府彻底关闭所有妓院，对收容的1303名娼妓进行健康检查，结果无病者仅44人，占3.4％，其他皆患有不同程度的梅毒、淋病等恶性传染病，还有许多因遭受鞭打、烙铁折磨导致终身残疾。
除登记在册的“官娼”，还有大量无照经营的私娼，即《绅探》中所说“暗娼”“暗门子”。民国时期，无论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暗娼的数字远远超过挂牌妓院的妓女。1920年民国工部局统计上海租界娼妓，计有60141人，其中长三1200人，么二490人，野鸡在公共租界者24825人、出入于英法两租界之间者12311人、最低等的私娼“花烟间”“钉棚”在英法租界21315人。非租界的南市闸北娼妓尚不在统计范围内，数量已很惊人，仅按此数据计算，百名妇女中即有一人卖笑为生。民国时期郁维的《上海娼妓500个案调查》则显示，无正当职业可能从事暗娼营生的妇女约有70余万人，占全人口1/6以上。上海四马路晚清即为烟花之地，民国时期私娼云集。时人有《四马路竹枝词》云：“青莲阁上野鸡窠，飞来飞去似织梭。最是杨帮真老脸，做媒双手把衣拖。”
民国暗娼属于违法经营，一旦被警署发现，轻则罚款重则收监。私娼不仅受到警署压榨，还常备地痞流氓敲诈纠缠，且往往操业数月即恶疾缠身，一二年左右身体毁坏不堪，多有病重身亡者。老舍《月牙儿》即描写一对因生活所迫沦为私娼的母女，女主人公自述“我们是拿十年当一年活着。干了二三年，我觉出自己是变了。我的皮肤粗糙了，我的嘴唇老是焦的，我的眼睛里老灰渌渌的带着血丝……我看着自己死，等着自己死。这么一想，便把别的思想全止住了，不必想了，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是了，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
当时社会上也有一些救济娼妓的慈善机关，上海即有济良所和全国妇孺济救会，为逃跑的妓女和遭到拐卖的妇女提供庇护，另外同仁辅元堂的第六科，向妇女传授工艺技巧，也和救济娼妓有关。但这些机构因经费匮乏、规模有限，作用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极为微弱。甚至有因所用非人反而爆出黑幕者，如20年代末，青岛济良所由东泰号经理朱文斌接管，即公然收受贿赂贩卖避难妇女，妓女杨凤琴即被卖给商埠局职员辛某为妾，后遭虐待抛弃又堕落烟花。
民国时期政府管理无力，民生艰难，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妇女命运普遍不幸，沦落烟花者尤为薄命。色情业归根究底，以蹂躏压榨女性为获利途径，文人墨客狎玩之余往往加以美化，也不过是累累白骨血泪上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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