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张志江：龙泉纪事之二十 ——老明光老字号（四）

说说刻字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刻字这一行，涵义很宽泛，大到在巨石上，小到在米粒、头发丝上刻字，又叫雕刻、微雕。自商代在龟甲、兽骨上刻符号，始有了甲骨文字，周代在青铜器上刻（铸）字，叫钟鼎文（又称金文），在竹片上刻字记载历史，形成了最早的“书”一一汉代竹简，它们都有几千年历史了。当今科技发达，以电脑代替人脑，激光代替刀具，电动工具代替凿、錾，取代了很多雕刻、刻字行业。年轻人可能不知何为刻字，本文讲的刻字是专指手工刻章。

中国传统文化，章为印信之物，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使用印章，大至官印，小到私章。私章由篆刻演变而来，古代印章多为篆体，故称篆刻。民国以后普遍使用私章，并逐渐改用容易辨认的行、楷、隶、宋等字体，材质也改以牛角、化学有机材料和木质取代铜、玉、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时兴成年人都有自己的私（印）章，且习惯随身携带。有的方形牛角章还配有盒子，盒子里一头嵌有一点印泥，扁形章则钻个孔，挂在钥匙环上，都是图个方便。如立个字据、合约；写个申请、报告；领工资等，还有在银行开户，预留印鉴，都需用印章，即俗称的私章。不像现在，除了合同、印鉴要用私章，一般都改以签名（字）替代，私章已很少有人用了。

建国初期，嘉山县城人口不足1万，从事摆摊刻字有九人。比起照相、印刷业，数刻字业投资最少，只需简单工具和一副桌凳即可。有人称其为“雕虫小技”，把刻字艺人称为刻字匠，与传统的木、瓦、铁、篾（竹）匠一样，都是凭手艺说话的匠人，俗称手艺人。从事本行业时间不长即会做，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手艺人主要还是要靠日积月累，时间长了技艺才能高超。手艺精湛者，其作品精致、美观、耐用，上门的顾客多，生意兴旺，收费相对较高。手艺差些的，收费低廉，有人图便宜，也能养家糊口。因此，匠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手艺的好差也是正常现象。

张公孚印社

家父张公孚（1917－2000）的刻字生涯始于1940年。那是在1938年元月跑日本反，父亲举家逃难至洪泽湖东岸的蒋坝古镇，祖父沿途劳顿加惊吓，一病不起，数月后病故。为了赡养祖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姑姑，弱冠之年的父亲，以稚嫩之身，肩负起家庭重担。父亲16岁时曾去上海当学徒、打工五年，学的是电机制造和修理，彼时蒋坝小镇无电，父亲无法施展他的电机修理才能，只好做点小生意，继而又教私塾，因学生太少，仍不能养家糊口。思来想去，不知所措，忽见集市上有人摆摊刻字，生意倒也不错，于是父亲决定尝试吃刻字这行饭，摆起了刻字摊。

父亲自幼受其祖父熏陶和塾师清末秀才秦建候先生的指教，吟诗、作联、临帖、习篆，文化底蕴丰厚，书法功底扎实，对各种文字亦有研究，少年时练过篆刻，此时试水刻字行业也在情理之中。篆刻是一门艺术，刻字是一种职业，二者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有所不同。篆刻自古以来，以官印为主，讲究章法、书法与刀法，印文皆以古文字如甲骨文、钟鼎文、大、小篆为主。父亲以己之长，加以发挥，不断改进，创新提高，日将月就，渐入佳境，把篆刻艺术融入到刻私章之中，在蒋坝古镇很快就出名了，生意渐好，顾客盈门。

离乡背井十年，父亲思乡心切。于1947年率全家回到明光，租房住在河下顺河街。每天到大马路摆摊刻字。父亲的技艺在明光同行业中是佼佼者，首屈一指。1949年初，明光刚解放，新生的红色政权要刻大印，慕名寻到家父，父亲精心制作了平生刻制的第一枚方形官印一一嘉山县人民政府印。政府工作人员非常满意，此后，经常找家父刻制政府各部门、机构公章和一些干部领导人的印章和签名章等。父亲出名后，也不摆摊子了，移居到大马路18号，租了“二进子”两间半小屋，坐家迎客，在大门口挂起“张公孚印社”牌匾，时在1952年。大马路18号是半间门面房做通道，向南进入“二进子”，在门面通道里还挂有一面玻璃框，里面陈列家父刻章的印拓，也包括前几任县长杨如新、赵光普、黄估明的印章。1953年之后，第四、第五任县长王耀东、武明的印章还有签名章都出自家父之手。

由于家庭人口渐多，负担渐重，父亲意识到不能单靠手工刻字，要寻求发展。经过考察，从南京引进新技术产品一一橡皮图章生产，遂从1952年起，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每月从牙缝里省出几十元钱，一点一点分批购进制作橡章所需的铅字和辅助设备。在皖东各县率先生产橡皮图章。该产品主要用户是银行、税务及所有会计必用的科目条戳。当时母亲才30余岁，精力充沛，在家务之余也能做些下手活，印社成了夫妻店。到1955年底合作化入社时，橡章设备折价入股值900余元，接近“小业主”资产一千元的标准。

明光刻字社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工商联组织领导成立艺工业同业公会，推举家父为主委。到1956年1月成立艺工合作社，原来刻字的九人中，有杜秀清、李国常已参加工作，分别成为粮食局、财政局的干部，程锡志回了老家洪泽县，后来进县印刷厂，其余六人均入社。

艺工合作社包括照相、钟表、刻字近20人，总店（兼刻字组）在大巷口原回民饭店斜对面一间两层小楼。钟表组在大马路17号（今人民路42号），照相组在大戏院对面，原田海山照相馆。1957年初，艺工合作社撤销，三个组各自独立。刻字组迁至大马路17号，钟表组迁至大马路中段（今人民路120号）。当时行业归口是商业局管辖。刻字店（组）成员除了家父，还有王绳武、邵子健伯伯，叶维璞、胡振琰、姚云光叔叔一共六人。

工资形式为计件工资，集体提留42%作为税金、福利和费用、积累等，个人净得52%。刻字工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1956年2月，进行民主评定技术等级。家父为甲级，其余三人为丙级，两人为丁级。设甲级工资为100%，丙级为80%，丁级为70%。起初还规定，上封顶下保底，上限甲级工资为50元，丙级40元，丁级35元。下保甲级35元，丙级25元，丁级20元。当月各人所挣工资超出上限部分充作积累，以丰补歉；所挣工资低于保底部分则从积累中予以补齐，体现了走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后来因业务清淡，积累太少，不够弥补，就取消了上下限制，纯粹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其实家父工资单价高于别人，也是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父亲做事比较认真，追求完美，源于他少年时在上海外资企业当学徒，严师的要求，使他养成一种良好习惯，做任何事情都严格以工匠精神为准则，丝毫马虎不得，专注执着、精益求精、心无旁骛、不断创新。因此，他刻的章花费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从字体上看，是布局合理，美观大方，工整受看；从工艺上看，刀法娴熟、章底平整利落，深度达1.5毫米以上（一般印章不超过1毫米，现代电脑印章深度只有0.5毫米），深的好处是不易粘糊印泥，经久耐用。我实事求是的还原历史，在此也无意中伤当年刻字店其他的老师傅。相比之下，主要是父亲过于认真，追求完美，技术突出而已。

从1959年起，刻字组陆续增人，有学员郭成扬（做牛角）、吴德炎（刻字）、营业员刘益英、制作牛角章料（盒）的技工南京人余慧龙、孙兴福、庐江人吴俊、修理无线电的陈鸿章，到1963年底我进店为止，人数最多时有13人，店名改叫刻字社。1961年划归手工业联社（即手管局）管辖。

1962年，陈鸿章在南京学成无线电修理技术归来，附属在刻字社，叫无线电修理部，陈父是军转干部，时任县工业局长。陈局长位高权重，竟然无法安排自己儿子的工作，而是自费学会技术，再挂靠在集体企业。可见当年干部作风的清正廉洁。鸿章兄为人耿直、忠厚、话语不多，技术上不保守，店里职工闲时就近观察，学他的修理技术，日久天长，也都学会了简单的无线电修理。

我是最后一个入社也是第一个调出的人。1963年12月为开辟涧溪区的刻字业务，刻字社派50多岁的王绳武伯伯和16岁的我同去，我们住在涧溪老街的手管局办事处，在门口设摊刻字，干了近20天。父亲从我十多岁起就教我学刻字，属于“门里的”，手管局就批准我进社当学徒。1964年1月1日起，我到刻字社正式上班，为了不“抢”老职工的饭碗，规定我不刻章，只做橡皮图章，即把家父原来兼做的工作转为我做，父亲只刻甲级工资的章，没有了做橡皮图章的收入，显然收入要减少一些。但为了让我有个工作，就得牺牲一点。名义上是我做橡皮章，其实还都是以父亲为主，亲自动手示范给我看，我边学边干，父亲的工作量一点也没减少。这第一个月还真巧了，橡章业务好，按计件工资，我当月工资40多元，高于大多数人。二月份是春节淡季，我工资是八元多。三月份30余元，四月份20多元，和老职工都差不多了。这样一来，有人反映到手管局，局里研究后，明确我是学徒工，从六月份起工资定为每月15元，1965年每月18元。每月橡章业务做多了，就为社里多积累，父亲为了让我就业，结果我是就业了，但实际家庭收入并未增加。后来手管局有人提议，把我调到当时正红火的明星企业县耐火厂去学做木模，就这样，我于1965年8月调到县耐火器材厂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时兴佩戴“语录牌”，县里局里决定由五金厂承担此项政治任务。手管局将家父调至县五金厂做“语录牌”。父亲从此离开了刻字行业，改变了工作性质。父亲业余爱好仍是书法、篆刻，最后成为安徽省著名篆刻家，这是后话。

1970年代耐火厂成立电炉车间，缺少电工，陈鸿章也调到了耐火厂当电工。79年分设电炉厂，陈鸿章在电炉厂带了不少电工学徒。陈在退休前是安徽省电炉厂工会主席。刻字社营业员刘益英以及做牛角的师傅也陆续离开了刻字社。七十年代县城人口增至5万，刻字业务也越来越少。随着老职工退休，最后只剩吴德炎一人支撑着老刻字店。

韩山印社

上文说到1981年张凤林老人退休，拉了几十年板车，也该歇歇了。可是，七个子女中还有三个不满20岁的儿子均无工作。那个年头就业很难，凤林叔一个人那点退休金实难维持全家五口人生活。

凤林叔自1951年到明光开印刷社，与家父一直相处的如亲兄弟一般，兴趣相投，走的很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在一起谈古论今，无话不聊，历史、人文、国学、诗文谈的最多。凤林叔的三姐夫在临淮关开印刷刻字镶牙社，凤林叔早年也学会了一些。后来与家父交往过密，对篆刻亦有很深的了解。于是有了想法：“现在改革开放，允许个体经营，我想教两个孩子学刻字，兴许能挣一碗饭吃……”凤林叔对家父说出这些想法，家父表示会竭尽全力支持。家父找出一些刻字的工具、刀具相赠，又帮助谋划方案，很快，凤林叔的五子、六子就在大马路（今人民路）镇医院东面摆起了刻字摊。因为离老刻字店太近，没多久，就挪至车站路豆芽巷口，还搭了一个防雨棚。后来因为要建工商银行大楼，豆芽巷拆迁了。

1984年前后，凤林叔在韩山路南段租了一间小棚子，并挂起了“韩山印社”招牌。经过这几年锻炼，小兄弟俩进步很快，凤林叔自幼有书法功底，专门负责设计印章样式和写字。当时市面上已流行塑料章料，比传统的木质章料更软一些，容易下刀，兄弟俩刻得越来越好，“韩山印社”渐渐出名了。那人民路上的老刻字店也只剩吴师傅一人，加上梅井巷口一个摆摊刻字的，明光从事刻字总共也就三、四个人。生意虽清淡些，但还能维持生活。凤林叔会篆刻，不时有人上门求他刻印（篆刻，系书法绘画之用），久而久之，人们习惯称张凤林先生为“韩山刻字老人”。

九十年代中后期，电脑刻章面市，还有原子印章（自带印泥的），取代了手工刻章，市场逐渐萎缩，小五小六兄弟俩也改做其他行业。至此，手工刻章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明光最后一家专业刻字店一一“韩山印社”也消失在改革大潮之中。

如今已95岁高龄的凤林叔住在女山新村其六子家中，在子女们的精心照料下依然健在，颐养天年，借此机会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图片：网络

编辑：董祖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