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
对于一个职业就是写作的人,读书不应该是一种经历,而应该是一种日常。
可惜,读书在我,确实就是一种经历。三十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有些奢侈,有些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然而因为大姐有病常年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各样的小说压在枕下。于是,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大姐的床头。都会被我生吞活剥地咽进肚里。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是一个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馨的年代。那个年代,让我发现,除了贫穷的现实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渴望拥有那个世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希望通过写作,能创造出与我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事件与故事,并通过写作,达到离开土地、走入都市的目的。如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如浩然一样写出一部《艳阳天》来,如张抗抗一样写出一部《分水岭》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后来,在我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沿着命运给我划定的路线,欣然地当兵去了。许是因为上苍看到我对爱好的执着,许是因为,上苍明白,只有文学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也只有文学,才是我的命运。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里,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一年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如此这般,我也就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随波逐流,读读写写,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十八、十九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把俄罗斯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的风光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散发着森林和草地气息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五十年代的那些革命小说,所以,当我读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就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大菜一样,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和《城堡》等,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道。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第二桩让我在后悔中安慰的事情是,我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我们师长的女儿不爱写作,却酷爱阅读,不仅常要找我借书还书,还爱和我讨论《飘》中的故事与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情命运,可惜那时我过于自卑,她又确实长得不好,使我放弃了主动抓住命运咽喉的机会,错过了一次高攀的良机。这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提干付出了无数努力,体会了深刻的人生甘苦,也让我在许多年前写那一批农民军人的小说时,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仿佛把镰刀磨快后投入到熟季的庄稼地里样。
现在,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没有,就觉得是一次没有意义的阅读旅行。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却都是徒劳。一切的阅读,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经历,也是自己写作的经历。也是自己小说的命运与文运。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反而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而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
我以为,这样不好。确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