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谈 | 阮籍（3）：阮籍对“瓦全”型人格的吸纳与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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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阮籍对“瓦全”型人格的吸纳与扬弃
阮籍以反礼教为名，行对抗司马氏政权之实的把戏，明眼人不难看出来：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情自若。（《世说新语·任诞》）
既然这位何曾看出来了，那么作为当事人的司马昭当然不会看不出来。可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司马昭本人也心知肚明，何曾也当面向司马昭进了谗言。那么为什么司马昭不但不借此机会严惩阮籍，反而要替阮籍打圆场，竭尽保护之能事呢？
司马昭当然不是傻瓜，他非常清楚阮籍心里在想什么。但身为门阀士族利益和进入士人文化历史舞台之后皇权一方的代表，司马昭又非常清楚处理与士人群体关系的分寸：既要杀一儆百，维护统治，又要笼络有影响有地位，但又“知趣”的名士，为自己的政权撑门面。而阮籍正是司马昭给自己撑门面的“知趣”名士。
司马昭相中阮籍的首要原因是阮籍在政治上的谨慎和不多说话：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臧”是褒奖，“否”是批评。说人坏话要得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为什么连别人的好话也不能说呢？因为你无论说别人好话还是坏话，都很难确定听者与被说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说某人好话，可听者却是被说者的仇敌，那一样还是要得罪人的。所以老练的阮籍干脆只是“言皆玄远”——只说“今天的天气……哈哈哈”了。
关于司马昭对于“至慎”二字的极度重视，上条故事的刘孝标注有详细的描述。司马昭认为，在“清廉”“勤政”“谨慎”三者当中，“慎乃为大”，“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李秉《家诫》）可见在帝王皇权那里，“清廉”“勤政”都要让位于听话和守口如瓶。而阮籍则是他心目中“至慎”的典范。所以这是阮籍入选司马昭的门面招牌的关键一条。
除了“至慎”这个基本却又关键的条件之外，阮籍成为司马昭的门面招牌，得到司马昭的保护，还因为他向司马昭递交了一份分量很重的投名状——《劝进表》。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本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司马昭在晋封文王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影帝般的表演天才。他一边几次公开拒绝晋封，可另一边又不断暗示下属暗地里多做工作，多谢《劝进表》，于是便造成这样的态势——我本人对晋封文王毫无兴趣，可是无奈广大人民群众实在是太拥戴我了，我可是盛情难却啊！在诸多呈献《劝进表》的文人中，就有一个叫阮籍的人：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世说新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