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设生产增加，而地主及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不成适当比例，以致资本停滞，随后又引起劳力之需求停滞，我们能够说，这种情形对于国家无害吗？假使地主及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自始即与社会过剩物资作适度配合，故生产动机继续不断，对于劳力之需求，既未过度扩张在先，亦无骤然缩减于后，这种情形，不是比前种情形更快乐，更富裕吗？假使如此，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晚，节俭也许对于生产者不利，但对于国家不会不利呢？又怎能够说，在生产动机消失之时，增加地主和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无论如何，总不是适当对策呢？亚当·斯密说过：资本由节俭而增，凡生活节俭者，皆是公众之恩人，又说财富是杏增加，须看生产是否超过消费。这些命题大致都很对，无可怀疑⋯⋯但也显然不能无限制都对。若储蓄过度，亦足摧毁生产动机。假使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则决不会再有别种食物、衣服及房屋之存在⋯⋯这两个极端都很明显，因此在二极端之间必有一点，在该点时，若把生产能力以及消费意志二者都计算在内，则财富之增加受到最大鼓励。但恐政治经济学尚不能确定此点在何处。聪明睿智之士所作议论多矣；余所见者，则以萨伊氏之说，立论最不健全。又最与事实相径庭。萨伊氏说，用掉或毁掉一件物品，就等于堵塞一条出路。此说是从商品与商品之关系立论，而不从商品与消费者之关系立论。我倒要问，假使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一切消费都停止半年，则商品之需求将变成什么情形会商品山积，但何处是出路？何处是庞大市场？但是李嘉图对于马尔萨斯所说，充耳不闻。等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讨论其工资基金说时，这场论战又呈最后的回光反照。穆勒氏是在这场论战 中熏陶出来的，他的工资基金说，在驳斥马尔萨斯晚期思想方面，颇占重要地位。继穆勒而起者，不接受氏之工资基金说，却忘了氏之所以能推翻马尔萨斯全赖此说。此后这个问题便不成为论战对象，亦不在经济学论列之中，倒不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而是经济学家大家不提。凯恩克劳斯（Cairncross）先生最近想从比较次要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之中，寻求这个问题之遗迹，所得较预期可得者尚少。消费不足之说一直蛰伏着，1889年，又在霍布森（J.A.Hobson）及穆莫里（A.F.Mummery）二氏合著之《工业生理学》（ThePhysiologyof lndustry）一书中出现。50 年以来，霍布森以百折不挠之勇气与热诚，著书攻击正统学派，然而没有用。该书是第一册，也是最重要的一册，今日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但在一种意义上说，该书之出版，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该书是和穆莫里合著的。霍布森氏叙述该书之缘起如下：在80 年代中期，我的异端经济学说逐渐形成。亨利·乔治之攻击土地价值，各种社会主义团体之暴露劳工阶级之被压迫情形，以及两位鲍斯（Booth）先生之发表伦敦之贫困状态，这些在我的情感上都留下很深印象，然而都不足破坏我对于经济学之信心。我对于经济学信心之发生动摇，可以说是偶然引起的。我在爱克塞特（Exeter）城一个中学教书时，认识一位商人，名字叫穆莫里，此人在当时以及以后，都以爬山著称。他发现了一条新路，可以上马脱红峰（Matterhorn），不幸在1895 年爬喜马拉亚山南加帕罢峰（NangaParbat）时殒命。当然，我和他交往，不在这方面。此人在智力方面，也象爬山那样登峰造极，总是自辟途径，做然不顾一切权威。他和我辩论储蓄过度这个问题，他认为储蓄过度，是商业不景气时，劳资二者就业不足之原因。有好多时候，我用正统经济学上所有武器，想来驳倒他的论据；但最后他说服了我，于是我们二人从事著书，发扬储蓄过度论，书名称为《工业生理学》，于1889 年出版。这是我公开踏上异端之路之第一步，当时完全不知道此事后果之重大。那时我刚辞去中学职务，开始一新事业，在大学课程普及部当讲师，担任经济学与文学。第一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伦敦大学课程普及委员会不让我再教经济学，因为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出面干涉；此人读了我的书，觉得该书之荒谬，和要证明地球是方的那种企图不相上下。本来么，储蓄之涓涓滴滴，都会用来增加资本结构，增加工资基金，然则储蓄之有用数量安得会有限度？储蓄既是工业进步之源泉，则阻遏储蓄就是阻遏工业进步，故理智健全的经济学家，对于储蓄可以过度之说不能不深恨而痛嫉之。以后又经历了一件事情，使我自己觉得好象犯了什么罪。我虽然不能在伦敦教经济学，但牛津大学课程普及运动要自由容忍一些，还允许我任教，让我下乡演讲，不过限制我只讲关于劳工阶级生活之实际问题。当时有个慈善事业协会，正在计划一套系统演讲，专门讲经济题材，请我担任一门。我已经表示愿意接受，但是突然，也不加解释，聘约撤回。然而在那时，我还没有自己觉察：因为我怀疑无限制节俭之美德，所以罪无可道。在这本早年著作中，霍布森及其合著人对于经典经济学之批评，要比霍布森氏晚年著作中来得直截了当些。因为这个理由，又因为该书是他第一次把他的理论表达出来，故我专从该书引录，指出这两位作家之批评与直觉多么有道理，多么有价值。二氏在该书序言中，说明他们所攻击的结论，是些什么性质：储蓄不仅使个人致富，也使社会致富；消费不仅使个人变穷，也使社会变穷。这句话是等于说，爱钱是一切经济福利之源泉，不仅使节俭者本人致富，而且可以提高工资，让失业者有业可就，恩泽普及各方。从报纸到最新经济学巨著，从教堂讲坛到国会议院，这句话说了又说，一再申述。现在要对这句话发生疑问，简直是象读犯神圣。然而一直到李嘉图出版其著作时为止，有识之士以及大部分经济思想家都否认这种学说，其最后之所以被人接受，只是因为没法驳倒工资基金说。现在工资基金说已告崩溃，而这种学说还巍然独存，这个道理只是因为作此说者声望太高了。经济学批评家只敢攻击这个学说之枝枝节节，不敢碰这个学说之主要结论。现在我们想指出：第一，这些结论不能成立；第二，储蓄习惯可能行之过度；第三，若行之过度，则社会变穷，工人失业，工资降低，整个工商界变成阴暗惨淡，这就是所谓不景气⋯⋯生产之目的，乃是为消费者谋效用与便利。从处理原料起，一直到商品到消费者手上变成效用与便利时止，生产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之唯一用处，既在帮助生产这些效用与便利，则所用资本之多寡，自然随每日或每周效用与便利之消费量之改变而改变。储蓄一方面增加现有资本总量，同时在他方面又减少效用与便利之消费量，故若储蓄习惯行之过度，则累积下来的资本数量将超过实际需要数量，于是发展为一般的生产过剩。上引最后这句话，似乎是霍布森氏错误之所由起。氏认为，假使储蓄过度，则真正累积下来的资本会超过实际所需数量。假使真是如此，倒不过只是预测错误所产生的一点次要祸害；主要祸害乃是：若充分就业情形之下之储蓄倾向大于实际所需资本数量，则除非预测有错误，否则充分就业就不能实现。但是一两页以后，霍布森把问题之一半，说得非常精确透彻，不过他还没有注意到，利率之改变以及商业信任状态之改变可能产生些什么影响，他似乎假定这两个因素不变：因此我们可下结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说所根据的基础——即每年之产量乃决定于该年可用的天然原素、资本、以及劳力三者之总数量，实在是错误的。反之，这三者之总数量只规定了产量之最高限度；产量当然不能超过此限度，但若因为储蓄过度，以致供给过多，影响生产、则产量可以——而且真是——比此最高限度低许多。换句话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在正常情形之下，是消费限制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消费。最后，霍布森也注意到，他这种学说与正统学派用来维护自由贸易之种种论据是否正确大有关系：正统经济学家常用自由贸易之种种论据，斥责美国以及其他实行保护主义国家为白痴，不懂生意经。现在不能再作这种斥责了，因为这种种论据，都是建筑在“供给不能过度”这个假定上的。霍布森在该书所用论据，当然不能称为完备，但这是第一次明白说出：资本之来，不是由于储蓄倾向，而是由于需求。需求则又来自现在的和未来的消费。底下一段引文，是杂凑起来的，可以窥见霍布森氏思路之一般：设一社会之商品消费量在未来不会增加，则在现在增加该社会之资本必无利可图。⋯⋯储蓄与资本每增加一次，而且增加后不再减退，则最近未来之消费量必须作相应的增加、⋯⋯当我说未来消费时，所谓未来，并不是指10 年、20 年、或刃年以后；而是指离现在很近的那个未来。⋯⋯假使因为节俭和谨慎动机加强，故人们在现在多储蓄一点，则他们必须得肯在未来多消费一些。⋯⋯在生产过程之任何一点，合乎经济原则可以利用的资本数量，以提供当前消费量所必需者为限。 ⋯⋯很明显，我一人之节俭，并不影响社会全体之节俭；而只决定此全体节俭之中之某一部分到底由我行之，还是由别人行之。我们以后要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实行节俭，可以迫令别人入不敷出。⋯⋯大部分现代经济学家都否认消费有不足之可能，我们能够找出一种经济力量可以引起社会犯此毛病吗？假使可以找得出来，则商业机构可以提供有效的阻遏吗？以下要指出，第一，在每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使得节俭过度；第二，一般认为商业机构所能提供的阻遏之道，或者完全不发生作用，或者不足以防止严重后果。⋯⋯李嘉图用来答复马尔萨斯以及蔡尔莫斯（Chalmers）二氏之论证者，其词甚简，但后之经济学家，似乎皆接受其说，认为充分。李嘉图说：“用以购买产物者，总不外产物和劳役二者，货币只是交易媒介而已；故当生产增加时，购买能力以及消费能力亦即随之作相应的增加， 故无生产过度之可能”（李嘉图：《经济学原理》，第362 页）。霍布森与穆莫里二氏，知道利息只是使用货币之代价而已。他们也很知道，反对者会说：“利率（或利润）会下降到一种程度，足以遏制储蓄，恢复生产与消费之间之正常关系”。二氏于作答时，指出：“如果利润下降而可以引诱人民少储蓄一些，则致此之道，不外二途：或者引诱人民多消费一些，或者引诱他们少生产一些”。至于第一途，二氏认为当利润下降时，社会之总所得亦减少，“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当平均所得正在下降之时，因为节俭可以得到的报偿也在减少，所以人民会增加其消费量”；至于第二途，二氏说，“我们决不否认，若供给过度，利润下降，则生产将受阻遏；反之，承认有这种阻遏之存在，乃是我们论据之重心所在”。但是二氏之说未臻完备，主要是因为二氏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率理论，故霍布森（尤其在他以后著作中）不免对于消费不足可以引起投资过度（意指无利可图之投资）这一点，过分重视，而未能说明，若消费倾向相当薄弱，则可以引起失业，因为一个相当薄弱的消费倾向，需要但得不到充分的新投资量以资补救。固然，有时因为有过度乐观之误，故此种大小之新投资量，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一般说来，因为利率定了一个标准，而利润低于利率，故此种投资量根本不会发生。
大战以后，消费不足之说，纷至沓来，其中以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之说最出名。当然，道格拉斯少校之说之所以得势，大部分还是因为正统学派对于他所作致命批评无法作答。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详细诊断，尤其是所谓A＋B 定理，有许多只是故玄其词。若道格拉斯少校之日项，只包括雇主所提出之折旧准备金，而现在尚未作添置修葺之用者，则尚言之成理。但即使作如此解，我们还得要顾到：其他方面之新投资，以及消费支出之增加，可以与此种折旧准备金相抵消。道格拉斯少校比正统学派较胜一筹者，乃是他至少没有完全遗忘当代经济体系之主要问题；但是他不能和孟迪维尔、马尔萨斯、盖赛尔、霍布森等相提并论，——他在勇敢的异端军中，大概是一名小兵，不是少校。后面这几个人，宁愿依凭直觉，对真理作一知半解之窥测，而不肯信任逻辑，知过不改；夫逻辑易事也，推理固清楚矣，固前后一致矣，无奈所根据之假设，与事实不符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