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文/余羡渊

傲慢与偏见

我两岁时被父母送到了乡下奶奶家，乡下人都讲着方言，我吱吱呀呀倒也学了不少。六岁时我又被父母接到外地城里读小学，和城里孩子一样讲着普通话，偶尔在家里和父母说点方言。

我在城里过得很快活，好像我本该属于城市，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讨论着电脑游戏和好看的电视剧，放假了就和朋友们出去逛街。即使是整天在外面玩，在人数不多的城市小学里我总是名列前茅。我成绩很好，我想着就这样考到市里不错的初中，然后再高中，一直都呆在城市里。

然而在我读初一那年，父母双方提出了离婚，我被送回了奶奶家。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坐长途巴士，兜兜转转了八九个小时，在站台爷爷把我接了回去。我记得那天下着雨，是很冷的冬天，我身上穿着几百块的羽绒服，走在乡村泥泞的路上，明晃晃的显眼。

乡下是灰色调的，是破败的，混乱的——至少对当时的我而言。在城市呆久了的我，一直靠着父母和朋友生活，此刻突然要独自面对这一切，我是极不情愿的。刚到乡下的那个晚上，我把自己蒙在被窝里，哭了很久，直到喘不过气了才把头伸出来，一边咳嗽一边大口吸气。

我讨厌这种由奢入俭的生活，并痛恨着我的父母。但是生活它从不理会弱者的抱怨，它自顾自地照常往前走。我被它拖着后边，狼狈不堪。

我被安排在另一个镇上读初中，这时一学期的课已经上了大半，我糊里糊涂地插进了一个班。面对着小小的教室，乌泱泱的一堆人挤在一起。老师给我腾了一个位置，让我坐在那里，然后开始上课。

我很迷茫，这里的教材和我在外地上学地内容不一样，老师上课讲着方言，语速一快我根本听不懂。我整个人懵了，脑子突然“嗡”的一声空白，眼泪不受控制地掉落在手表上，像断了线的珠子。我戴着手表，想象现在我在城里的教室里干什么，现在应该上什么课了。一块手表有两个作息时间，像两个平行世界，而我生活在这个我不愿待的时空。

下课后老师找我谈话，用一口利落的方言，干干脆脆。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用方言回答。她似乎没听太懂，问了句“什么？”我支支吾吾用普通话又重复了一遍。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方言也会有地域差异，有差异就会有偏见。不幸的是，我从小讲的方言就是受偏见的。大概是家乡那儿太闭塞了，又处在两个地级市的交界处，地方方言带着一股浓重的口音，几乎一听就知道是哪儿的。每当我用方言回答别人问题，别人脸上立刻流露出玩味的表情，“欸，你是不是某某地方的人？”

我总是尴尬地笑着说，“对啊，你怎么知道？”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我越来越不敢开口说话了。在课堂上我总是用普通话回答问题，久而久之，习惯说方言的同学们也用着蹩脚的普通话跟我交流——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后来上了高中，有个别老师上课讲普通话，我还是极力避免讲方言，只有在与老师私下交谈的时候，才会说点方言。我隐隐感觉此时如果不讲方言，可能会让老师觉得我很傲慢，对他不尊重。

偏见的种子在我心里越种越深，它摧毁了我的自信，让我几乎不能讲话。我也试过很多方法，学习方言，但是乡音难改，家里方言的语调我一直改不掉，多多少少透露着偏见的味道。于是我避免和别人说话，不说话就不会出错。

偏见在孩子的世界里是最经常存在的，我常常被问起我为什么不讲方言，他们认为我讲普通话是高傲。我勉强解释着说，“因为习惯了啊。”有次在镇上买东西，我用普通话跟别人交谈，对方是个地道的乡里人，我说了半天，最后他冷不丁地来一句，“别跟我讲普通话”。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在心里堆积，然后在某个寂静的夜里突然爆发，空荡荡的房子只听见我一人的啜泣声。

我其实也在想，我自己是否也带有偏见呢？在某些地方不经意地流露，认为理所应当这样。面对偏见，我们既然不能改变他人，那么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何必纠结地域口音差异，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互相听懂就行了。

在那段黑暗滋长的时光里，我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时间会埋葬一切，包括偏见与傲慢。余生很长，得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