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 ‖ 立春元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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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潜

叫花子都有三天年呐。

母亲说这句话时，一般都在过年前后。那时，我们未必能听懂。

母亲强调的，是“叫花子”。这个在世俗里最没有尊严和地位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拥有一个叫作年的宝贝儿。那是一种生活的仪式，一种对待生命最本真的态度。无论贫穷和富有，“年”的温度，能焐热每一个人的心扉。只要过了年，就迈过了一个坎儿，过去的荣辱冷暖，都该抛弃了唯有轻装，才能远行。

可我关注的，却是“三天”。为什么只有三天呢？三十天，三十年，一辈子，不是更好吗？这三天里，我们过的可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哟。一定要穿上新衣，可能是去年过年时穿过了就没舍得再穿的，箱底下压的折痕，快得能把风劈成两半儿；也可能大哥、二哥穿过了就收拣在那，今年轮到我穿了，长短大小也还将就；要是年景好，我就能穿上真正的新衣了。母亲总有办法，把我们像模像样地收拾出来，不然，我就不出门，母亲也觉得这个年太不纯正。还有可以随便嚼的零食儿，轻轻一搓就掉皮儿的炒花生，卡在牙齿缝儿都香的炒瓜子儿，香脆中还有一丝儿甜味的红苕干，黏得粘牙的苕麻糖裹的包谷坨，裹了几颗象牙白芝麻的米花糖……我们都不是贪食的动物，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拒绝幸福美好的日子带来的享受。何况还可以看电影哟，哪怕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片子，都要像追赶年的步伐一样追几个山头。《地道战》《地雷战》《平原作战》，还有那些革命现代京剧之类的，我都记不清楚看过多少遍了。肯定没得九十九遍，但一定超过了九遍。

在年的庇护下，我们可以玩儿得稍稍出一点儿格。把一颗鞭炮塞进菜园的白菜里，炸得白菜叶子漫天飞舞，甚至拴到别人家的狗尾巴上，撵得平时张牙舞爪的狗疯了样在田野中狂奔。平时不苟言笑的老爸，也会跟着我们咧嘴大笑。要是滚铁环时忘了形，掉进了大水沟，浑身弄得没了鼻子眼睛，玩蛇抱蛋时不小心，让衣服新开了口子，母亲会说：“今天过年，先挂账，等过了再算总账。”

压岁钱不是三十晚上守来的。生产队里的收成好，年底不欠账，母亲当然就不会让我们空等。母亲也会奖励，谁期末考试的成绩出了彩，争了光，压岁钱就会多那么几分。假如这年土地老爷调皮，或者考试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只能规规矩矩坐在三十晩上熊熊燃烧的火炉边，千万别张嘴。一个懂事知趣的孩子，绝不会自讨苦吃，也不会在过年的时候惹父母心烦。

有一年，我的新衣没得着落，本来头天晚上母亲就轻言细语给我交代清楚，还承诺来年只给我一个人做新衣的，我也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点头应允。挨到大年初一早上，大哥二哥和妹妹都穿着新衣起床了，我突然觉得那天好冷好冷，害怕染上感冒，坚决不肯起来，更不肯穿着旧衣裳上山给死去的老辈子们磕头烧纸。母亲坐到我床前，宽厚的手掌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最后轻轻地摸着我的后脑勺说：“我给你五毛钱的压岁钱行不行？你别给他们说哦！”五毛钱？我真是不相信手掌里有恁个大一笔钱，一翻身就下了床。我把褐色的巴掌宽的五毛钱塞进贴胸的口袋里，趾高气扬地参加了过年的一切家族活动和外事活动，挺着胸脯像个富豪。白天不敢瞎显摆，一到晩上睡觉，非要摸两摸才睡得着，早上爬起来摸一摸才踏实。可是好景不长，等到初四早上睁眼后习惯性地一摸钱，发现这宝贝儿不翼而飞了！扎扎实实过了一遍昨天晚上睡觉前的细节，确定那时它还乖乖儿地躺在口袋里。是谁下了毒手呢？大哥，二哥，妹妹，都成了嫌犯，可我不敢理直气壮地找他们。没得证据，更害怕露馅儿后没找到罪犯，却看到母亲伤心的面孔，只好装作无事一样。心虚的我过了几天胆战心惊的日子，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问起这五毛钱的事。好不容易熬过了十五，大年结束我刚松了一口气，母亲却笑眯眯地对我说：“老三，你那压岁钱呢？我帮你收捡起好不好？弄掉了的话好可惜哟！”我不敢看母亲的眼睛，泪花花儿在眼眶里旋转：“妈，我的钱……”闸刀一开，没法合拢，大哥和二哥在旁边嗤嗤地笑出来，我把手一指：“就是他们！”我只觉得一口气堵在胸膛里，扑过去就要找他们俩拼命，母亲一把拽住我：“不怪大哥二哥嘛，怪妈没得本事。以后有钱了，妈每天给你们五毛钱。”说着，母亲自己也哽咽起来。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哥和二哥背了黑锅，其实那钱是母亲从我荷包里掏走的。五毛钱，可以买两斤煤油供我们全家驱走黑暗，享受一个多月的光明；五毛钱，可以买三斤多盐巴，够我们全家半年吃喝。那个年头，不是母亲舍不得，是她还没有条件让我挥霍这笔巨款。母亲，感谢您当年的五毛钱，让我过了今生最难忘的三天年。

为了印证“叫花子都有三天年”这句话，我搜索了一遍大脑，过年时还真的没见过一个叫花子，也不晓得他们躲到哪里过年去了。也许，叫花子本身就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只能在异地他乡找到岗位，过年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衣着光鲜地回到家乡，和亲人们一起团聚。

印象中，叫花子都穿得破破烂烂，满脸油污，有的眼斜口歪，有的缺手跛脚，但无一例外背着一个大口袋。走到人户门前，或者哀告“爷爷奶奶行行好”，或者唠叨家乡产生了洪水、火灾，或者一个劲儿地敲着快板儿唱着莲花闹儿哄你高兴，不讨要一点儿东西，是不会轻易走的。天黑了，他们随便蹲在南门的黄葛树下，或者城隍庙的哪个旮旯里，都可以对付。

古城的城隍庙背后，也常年住着一个孤人，姓朱，好像叫朱啥银，全城老少都称他“猪儿银”。不知道他是哪一年从哪个地方来的，有人说他四十多了，有人说他五十多了，有人说他六十多了。一年四季都干干净净的，全身上下找不到一星儿泥巴，一根儿乱草。他从不种田，也从不去人家门口讨要。谋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给人挑水，只要有人站在城隍庙后喊一声“猪儿银，挑水”，他就会从屋里小跑出来接活儿。挣到的多半是分分钱，攒够了，就去买米买油，柴是不用买的，他随时都低着头，瞄见了一根半块儿，赶紧攥在手里。有时候别人给一点儿粮食，或者一两碗饭坯子。除挑水之外的活儿也接，但不多。另一个是帮人家洗碗，哪户人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闻讯后不请自来，把几十上百张桌子用过的碗筷，洗得没有一丝儿油星星儿，前前后后就可以在这家待三四天。

谁家白事熬到下半夜，眼皮子打架的时候，就有人喊“猪儿银，来一个”。他就会哼歌，《十劝歌》《十想郎》《十爱姐》《十八摸》。说不清是哪里的调调儿，也没人去考究。他半闭着眼睛咿咿呀呀地唱，有人跟着摇头晃脑，眼睛一睁，瞌睡虫就跑了。

猪儿银的落脚之处，是顺着城隍庙的院墙搭下来的“一披水”。迎门是一张土砖垫底木板铺就的床，紧挨着的是一口矮矮的碗柜，又当了饭桌，几件衣服挂在墙上，剩下的地儿，不够打两个转身。说起来有道门，和没有差不多，挡不住小猫小狗，更挡不住风。就这么个一眼扫个精光的地方，每年腊月三十前后，他总会在门缝儿里捡到白菜、土豆儿、腊肉之类的东西，有时还在碗柜里冒出来一碗蒸得熟透的扣肉，一小半瓶儿白酒。

奇了怪了。

猪儿银一人独享城隍庙后的僻静。他最近的邻居，要转一个角，到城隍庙的西边儿，得走百多步，就是水木匠。这个水木匠，不姓水，也不是专做河里船上活儿的水木匠，是一个半瓢水儿的木匠。管他啥木活儿都能捣整，就是不精。弄个锄头把，像模像样，一上手，糟了，爱啃肉，老农民的手也能啃出血泡儿来。做个小板凳儿，面子挺光滑的，也结实，就是摆到任何地方总嫌不稳当，非要搁到坡上才能坐踏实。

水木匠会的手艺多着呢。唱夜歌子远近闻名，一个人能开歌场，连续唱三天，不会唱重样儿的。最高兴的是和歌师打擂，相互丢歌头，他硬是能把人憋出病来。年轻的时候，兴头上的他看见东坝黄家幺妹儿也在人群中，丢出一个歌头来：“春日细雨乱纷纷，幺妹儿头发几多根？杨柳睁眼迎风舞，幺妹儿细腰有多粗？”歌师们久经沙场，熟悉的也只是三国、水浒里的那些英雄人物，这样新鲜的歌头从未听说过，一时愣在那里无人接板。水木匠暗暗得意，自己把歌头接下来：“漫天星宿多少颗，幺妹儿头发多少根。杨柳随风上下舞，幺妹儿小腰一抱粗。”这个歌头惹了麻烦，黄家随后邀了十多号身强力壮的，到水木匠家要道理，非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水木匠的爹妈费尽力气好吃好喝地招待，水木匠自己又天上地下神侃一通，幺妹儿的老爹竟然做主把幺女子许给了他。

水木匠会施法。哪个手指割破了，他一只手握着，口里念止血咒，一会儿血就不再滴答。有次他和幺妹儿争了几句，晚上睡觉时还在赌气，双方都不肯拿棕刷子赶走蚊子后把蚊帐放下来。结果，水木匠悄悄施法，凡是飞到他这半边的蚊子，全都拴住了翅膀，幺妹儿那边的他可不管，弄得她一夜都没睡稳。天一亮，水木匠就把拴在蚊帐角落里的蚊子放走了。哪怕是害人的蚊子，也不能伤害性命，一杀生，法术就不灵了。

水木匠还会施遁法，把这里的东西人不知鬼不觉地搬到那里去，又从武汉沙市遁来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唬得人一愣一愣的。他和人打赌吃掉一洗脸盆辣椒，明明大家都看见他吞进了肚子，一转身，就有人在他家屋后的阳沟里，发现了一堆辣椒。

水木匠遁来遁去，把自己遁到了别人的床上。有嘴巴多的悄悄地告诉幺妹儿，么妹儿哈哈地笑：“屁，我才不信呢！他会施法？施个鸡屎烂头发。”到了冬至那天，幺妹儿炖了一锅羊肉萝卜，劝水木匠喝了两杯儿老白干儿，干掉了一大海碗羊肉。收拾碗筷的时候，幺妹儿对水木匠说：“今天的羊肉里头我是掺了狗肉的哈，吃了你的法术就不灵哒。以后你就给我滞笨一点儿，莫三心二意的。”遭老婆退了神光，水木匠还是不死心，硬要试一盘儿。那个腊月三十的晚上，好多人在自己院坝里头放冲天炮，天都差点儿炸烂了。大摇大摆的水木匠左手提半个煮熟的猪脚脚，右手拎一小捆粉条，一走进猪儿银的那个窝就遭逮个正着。

猪儿银虽然从没生过病，更没进过医院，可还是抗不过“年”的折磨，明显地有了疲态。依然有狠心的人喊“猪儿银，挑水。”“猪儿银，捡煤。”他也应声跟着出去，不去，就没吃的。说是挑水，其实多半是和主人家的孩子一起抬半只水，懂事的孩子直身的时候，会把本来就装得不多的水桶悄悄地朝自己拉一把。捡煤，纯粹就是手边上的活儿，勾勾腰就能完成。

猪儿银手里得到的，更多了，票子也好，食物也好。有一天，一个小孩儿喊了好几遍猪儿银，没有应声。有人走到他家里，推开门，猪儿银已经没了气息。那个晚上，凡是请他做过活儿的人户，都来湊份子坐夜。水木匠也杵着拐棍过来唱夜歌子，声音有些飘，两句唱完，嘴巴很久都没闭上。一条亮晶晶的东西，从他的嘴角爬出来。

歌场开到半夜的时候，有人喊：“猪儿银，来一个。”风和月光，从一披水的屋顶滚下来，没一点儿声音。再听听城隍庙里也没动静。

那年腊月，我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母亲淡淡地给我提起猪儿银和水木匠的事情。因为老鼠嫁女儿的那天，水木匠也走了。第二年，我们全城的人都开始搬迁到十多里以外的地方。

很奇怪，搬了新城，我居然没见过一个叫花子。偶尔，会有一个坐着轮椅手持话筒唱歌的瘫痪者，或者匍匐在地上左手写粉笔字的残疾人，他们的身边，都有一个不大的搪瓷盅子，里面装的，全是爱心。看来，新城的风水真好！想起这些事，是因为几天前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聊天儿，母亲说她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骗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把几个钱给叫花子都要得，千万莫给骗子。”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在这个电话里，我和母亲讨论在哪里过年的事情。她不愿意到重庆，也不愿意到县城，就想待在新城的老家里。我知道这只是借口，实质是老屋的家具上，镌刻着父亲的气息。于是，我们兄妹四人也就相约着一起赶回老家过年。

母亲在哪里，春就在哪里，年就在哪里。

2019年2月4日，农历十二月三十，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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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潜，男，丁未年生于巫山县大昌镇。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出版《风情巫山》《风味巫山》《风语巫山》《风韵巫山》《风气巫山》《斑鸠的爱情》等散文集。现为巫山县文管所所长、巫山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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