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河《米饭》

米饭

米饭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当然对我来说也是。年轻时曾在北方求过学，那儿的人偏爱面食，两个馒头，几口小菜，一顿饭吃得津津有味。我没能养成这种习惯，毕竟在南方馒头和烧饼只是偶尔值得一尝的小花样，新鲜感容易消退，于是在尝了几顿北方特色的午饭以后我又端起碗吃上了小米饭。米饭的香味很特别，我曾对许多人这样说过，他们的反应也千差万别。有的人只是基于礼貌淡淡地应一声，有的人则感到诧异，看着碗里剩下的饭，我吃了那么多年怎么没吃出来。这话我从很多人嘴里听到过，包括小我几岁的弟弟。我奶奶最听不得这话，每每都要把弟弟严厉的教训一顿，当年闹饥荒的时候我们想吃一口都要眼巴巴地盼上好几天，你倒好，学那些有钱人，吃一半剩一半。这种时候，我一般都默默地嚼着嘴里的饭菜不插话，我对米饭的态度也像老一辈一样纯粹而虔诚。我把自己这种情感的产生归因于少年时在农村插秧割麦的经历，当我知道它们是如何得来的，这中间沾了多少人的汗水，我就舍不得浪费。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它深深埋藏在心底，只在午夜梦醒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回味。

那是个关于我爷爷的故事。

我爷爷年轻时是个正派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历经了岁月的积淀以后心性逐渐变坏，只是那时大家都习惯用另一个词来形容他。爷爷的长相很正派，浓眉大眼，身形挺拔，一米八的身高让村里许多人只能仰视他。这是我奶奶告诉我的，我没有见过爷爷年轻时的照片，我们家那时条件很拮据，挑着担子的货郎下乡照一张黑白相片需要两分钱，这样的闲钱我们家是拿不出的。“你爷爷当年是顶好看的，村里的小姑娘都喜欢偷偷瞧他。他性子也好，从来没和人吵过架，东家西家有个什么麻烦都乐意来找他。”奶奶坐在院里的摇椅上，笑呵呵地说着话，声音很轻，慢悠悠地，老故事讲起来滔滔不绝。说得累了，她就端起手里的搪瓷杯喝口茶，那杯子的搪瓷几乎磨光了，上面的富贵牡丹和一个鲜艳的双喜坑坑洼洼。

“我那时候还小，爱吃糖，小年前后有货郎下乡卖灶糖的，三分钱一两，我哪吃得起呢，我就从村头到村尾巴巴地跟着。有一回你爷爷看见了，他向村里的老人问了方子，夜里偷偷地在家做。但这点事哪瞒得过大人，你太奶奶揪住他狠狠打了一顿，家里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来年指不定都撑不住，哪容得下你折腾。你爷爷当时犯了倔脾气，硬是跪了半宿，后来还是把灶糖端到了我面前。我还记得那糖，甜丝丝的，这么多年也忘不了。”奶奶说完后盯着天边的落日沉默了半晌，起身进了屋，把手里的杯子跟供桌上的另一只端端正正地摆在了一起。供桌后悬着一幅中堂画，上书“松鹤延年”，桌子中央摆着佛龛，香炉，还有一张我爷爷的遗像。

爷爷去世的那年我才五岁，所以关于爷爷的大部分事情我都是从别人的嘴里听来的。六十年代的头几年，爷爷的精神就渐渐有些萎顿了。家里的几口锅全交了上去，从食堂打回来的东西从白米饭变为玉米糊又渐渐变成掺了野菜的米汤，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我太奶奶的身子也在那段日子里迅速消瘦下去，最后回光返照的时候说自己想再尝一口白米饭。这个在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的愿望在当时不亚于一步登天。我爷爷去村长家里求了半天，捧回了小半碗粗米。太奶奶却在半熟的米饭散发的香味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太奶奶是我们家饿死的第三个人，我爷爷在这场饥荒里失去了他的母亲和一双姐妹。从那以后你爷爷就慢慢不对劲了，奶奶每次说到这儿就忍不住抹泪。

后来村里人对我爷爷的评价就从“正派”慢慢变成了“疯癫”。他经常盯着一个地方眼神哀伤自说自话，仿佛对面真的站着什么人。吃饭的时候更是浑浑噩噩端着碗一坐就是几个时辰。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偷偷问过爷爷看到了什么，爷爷慈祥地摸着我的头说是你太奶奶他们，他们也念着想吃上一口，最后终究是没赶上。

爷爷精神恍惚地过了三年，在一个傍晚消失的毫无征兆。村里人里里外外的找了几天，最后在村后的林子里发现了他没有呼吸的身体，是饿死的。没有人知道爷爷为什么会一个人去人迹罕至的树林，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找不出回来的路。

火化以后，仪仗队抬着爷爷的棺材绕着村子走了一圈，这是我们那儿的风俗，提醒逝者记得回家的路。奶奶做了一大碗灶糖放在爷爷的遗像前，哭得撕心裂肺，以前年年都是你给我做，以后我年年做给你尝。晚上是守灵的时间，一大群人聚在灵堂前，地上的一刀纸还没烧完，微弱的火光缓缓摇曳。奶奶叮嘱我早点睡，你爷爷今晚回来，你还小，别看到以后吓着你。我窝在被子里盯着厨房的方向，我还想再看一看爷爷。奶奶在锅里留了一锅饭，说是不能让爷爷回来的时候饿着。我一直坚持到半夜，睡意朦胧间仿佛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最后那一锅饭是去了哪里？”我后来问奶奶，早晨的时候锅里空空如也。奶奶摸了摸我点头没有回答。或许我看见的真的是爷爷吧，每当我端起碗的时候我一直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