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迷信“时间管理”，这可能会毁掉我们的生活（下）
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观点、新风向。
编者按：时间管理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你可以掌管你的时间，但你却无法控制任何一起突发事件。有一部分人是非常迷信时间管理的，这样的人多半会活得非常焦虑。盯着时间工作的人，往往会顾此失彼，因为太在乎时间而降低工作质量。我们为什么要迷信时间管理，其实归根结底，是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工作之后留有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事实往往适得其反，我们提高了效率，却在空出的时间拥有了更多的工作，“时间管理”正一步步摧毁了我们的生活。原文标题Why time management is ruining our lives。
正如梅利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即将出版的时间管理领域的历史著作《反生产力》（Counterproductive）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时间管理学说认为，在这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环境中，有意义的生活也许仍然是可能的。时间管理的先知们都暗示，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技巧，你就能在满足雇主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塑造出一个充实的生活。格雷格告诉我，这个承诺“每当到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会反复出现，大行其道”。
尤其是在高薪的就业人群中，时间管理告诉人们，可能会有更理想的东西：真正的心安理得。当代生产力大师之王大卫·艾伦（David Allen）在其2001年的畅销书《尽管去做——无压工作的艺术》（Getting Things Done）中宣称：“一个人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但只要头脑清醒，有一种积极的放松控制感，仍然可以高效地发挥作用”。“你可以体验到武术家所说的'心如止水'，顶级运动员所说的'心流'状态。”
正如格雷格所指出的，“个人生产力”将协调这些需求的重担完全放在了我们个人的肩上。时间管理大师们很少停下脚步来问，仅仅是在现代经济中保持生存的任务：维持工作、支付抵押贷款、做个称职的父母，是否真的应该首先要求我们自己具有非人的效率。
此外，仔细观察，时间管理很少达到他们的承诺。泰勒著名的效率改革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并不是很成功。伯利恒钢铁公司在1901年解雇了他，因为向他支付了巨额的报酬，却没有对公司的利润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他的计划的一个持续后果是，这些计划起初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却让工人们精疲力竭，无法长期持续工作）。
同样，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那些试图遵循个人生产力大师的建议的人，仍然经常发现“心如止水 ”远远不能保证结果，“收件箱清空”也一样，一般的工作也是如此：你越是高效地耕耘你的任务，新的任务似乎就越快到来。英国历史学家C·诺斯古德·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 早在1955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后来总结了所谓的帕金森定律。
还有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几乎每一个时间管理专家的第一条建议都是详细记录你的时间使用情况，但这样做只是提高了你的意识，让你意识到分分秒秒在流逝，并不能改变时间流逝的事实。至于专注于你的长期目标：你越是这样做，你的日常生活中就越是有更多的时间，会因为还没有实现目标而感到隐隐约约的沮丧。如果你设法实现了一个目标，这种满足感是非常短暂的，因为马上就应该制定一个新的长期目标了。所谓的治标不治本，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这一切都有一个历史的平行点：从19世纪末开始，“省力”设备的普及改变了欧洲和北美地区家庭主妇和佣人的生活。新的技术意味着，洗衣服不再需要整天弯腰洗衣服；一台真空吸尘器可以在几分钟内使地毯一尘不染。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露丝·科万（Ruth Cowan）在其1983年出版的《给母亲更多的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结果并不是那些负责做家务的人的闲暇时间增加了，而是随着家务效率的提高，社会对清洁和家庭秩序的标准也提高了。现在，客厅的地毯如果可以保持完美的清洁，那么就必须保持清洁；现在，衣服更是不能有一点邋遢了。如今，你可以在午夜的床上回复工作邮件。那么，你在下午5点半收到的那条信息，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复？
去年夏天一个热腾腾的周末，一个名为“夺回你的时间”的运动组织的成员们，激情澎湃地聚集在西雅图的一所大学演讲厅里，进一步推进他们“消除过度工作的流行病”的长期使命，并以此探索不那么注重个人生产力的生活可能意味着什么。2016年的“时间事务”会议出席者寥寥，部分原因是，正如主办方承认的那样，当时是8月，很多人都在度假。但这也是因为，如今，尤其是在美国，哪怕是适度的反生产力，也算得上是一种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那种适合举办华丽的大型活动，无法拥有慷慨的企业赞助和有效的营销活动的平台。
参加会议的人讨论了每周工作四天、取消夏令时、周末举行选举，以及使美国更像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的计划。（批评美国的工作文化，就是不断地憧憬着大西洋彼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欧）。但“夺回你的时间”组织的成员们呼吁的是更激进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更多的休息时间。他们试图质疑我们对时间的整个工具性态度，“完成更多工作”应该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想法。“你一直听到人们争论说，更多的休息时间可能对经济有好处，”约翰·德·格拉夫说，他是该组织的推动者，这位70岁的电影制片人甚至没有丝毫放松。“但我们为什么要用经济来证明生活的合理性呢？”
以效率为基础看待时间的态度，有一个更隐蔽的陷阱，要“有效”地利用我们的休闲时间，这种态度意味着，单纯的享受休闲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去陌生的地方旅行，并不是为了纯粹的旅行体验，而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精神经验，或者是让我们的朋友圈的内容更丰富多彩。我们散步或跑步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健康，而不是为了运动的乐趣；我们对待为人父母的任务时，一心想着我们希望塑造的成功的少年。
批评家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 ）在1962年出版的《快乐的衰落》（The Decline of Pleasure）一书中，注意到了我们对时间体验的这种转变。“我们所有人都被迫为了利益而读书，为了搞定合同而参加聚会，为了拓展人脉而午餐... ...周末留在家里重建房子。”即使是休息和娱乐，在一个专注于效率的文化中，也只有在休养生息，以便能够进行更多的工作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为有价值。(几位会议嘉宾提到了 Arianna Huffington 目前鼓励人们多睡的运动；对她来说，休息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在办公室里表现出色。）
如果所有这些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任何应该带来的好处，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在“夺回你的时间”运动中，大家的共识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永远不够：改革必须从休假、产假和加班的政策开始。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尝试更自在地接受不提高效率的做法：拒绝某些机会，让某些人失望，让某些任务无法完成。很多不愉快的杂事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些则不是，我们只是条件反射地认为它们是。赚更多的钱，实现更多的目标，在各个维度上发挥我们的潜力，或者创造更好的生活，这并不是强制性的。在西雅图的一个安静时刻，来自加州的社会心理学家Robert Levine引用了环保主义者Edward Abbey的话：“为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
然而，如果说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风气有可能将经济的健康置于人类的幸福之上，那么它所培养的压力感对企业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事实证明，这也是企业并不特别想学的一课。
“在微软做了多年的咨询工作后，我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Tom DeMarco告诉我，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好笑。DeMarco是软件工程界的一个小传奇。他在激光器和晶体管的诞生地贝尔电话实验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为管理复杂软件项目的专家，这个领域因成本飙升、错过最后期限和内部冲突而臭名昭著。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犯了异端邪说：他开始认为，加大对员工的时间压力，是推动这类项目前进的可怕方法。他意识到，需要的不是更加注重时间的有效利用。而是相反：更多的懈怠。
“我接触过的那些最好的公司，这些年来，从来都不是很匆忙。”DeMarco说。"“也许他们时常把压力作为一种有趣的副作用。但这从来都不是一种常态。因为你不能免费获得创造力。你需要人们能够坐下来，把脚抬起来，然后思考。”通过增加员工的时间压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工作的速度。但是，当人们感到身处枪口之下时，好的想法并不会更快地出现，好的想法甚至会因此而枯竭。
部分问题在于，仅仅是因为看重时间会鼓励人们看表，而研究一再表明，经常看表会损害工作质量。在2008年的一个代表性实验中，美国研究人员要求人们完成爱荷华州的赌博任务，这是一个古老的决策测试，包括选择扑克牌以赢得少量现金。所有参与者都获得了相同的时间来完成任务，但有些人被告知时间可能会很充足，而有些人则被警告时间会很紧张。 仅仅是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有限，就引发了焦虑的情绪，从而影响了表现。
但更可怕的危险还在后面。DeMarco指出，无论是在组织还是个人生活中，任何效率的提高都需要进行权衡：你利用了大量时间，但你也失去了闲余时间的好处。看家庭医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管理时间的效率越高，日程就会越满，当早先的预约超时，你就更有可能一直坐在候诊室里。这就是排队，毕竟：别人的效率成本，由你来承担）。相比之下，在急诊科，保持这种意义上的“低效”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如果一味地注重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员工的时间，结果将是一个部门忙得不可开交。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任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雇员效率为重点的公司的削减成本的举动：他们用于生产的时间越多，他们就越无法在关键时刻对新的需求作出反应。为了实现这种反应能力，必须在系统中设置闲置时间。
“一个可以加速但不能改变方向的组织，就像一辆可以加速但不能转向的汽车。”DeMarco写道。“从短期来看，无论它碰巧朝哪个方向前进，它都会取得很多进展。从长远来看，它只是另一个道路上的残骸。”他经常用那些滑动的数字谜题做比喻，即你在一个九层的网格中移动八块瓷砖，直到所有的数字都按顺序排列。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可用空间，你总是可以在空的方格上再加上第九块瓷砖。只是你无法解开这个难题了。如果那个卡住的、无法解决的谜题感觉像是对你的生活的一个恰当的隐喻，那么试图将更多的瓷砖强加到网格上，试图提高你的个人效率，会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急于更好地管理时间的冲动，驱使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梅林·曼恩、我，也许还有你，其中不难发现一个熟悉的动机：对死亡的恐惧。正如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 ）所说，在人类生命本身之外的任何有意义的时间尺度上，比如地球或宇宙的时间尺度上“我们随时都会死去”。难怪我们会被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日子所吸引：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能避免塞涅卡所说的那种感觉，即当我们准备好要活下去的时候，却发现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带着所有事都已经完成的感觉去死：这无异于用其他方法承诺不朽。
植根于泰勒的效率哲学，现代人对个人生产力的热衷，将事情向前推进了好几步。似乎只要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技巧，并运用足够的自律，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并能最终感到快乐。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从那些站在从我们更努力地工作和增加消费能力中获利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方便的意识形态。但它也是一种心理逃避的形式。你越是能说服自己永远不需要做出困难的选择，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你就越不会觉得有义务问自己，你所选择的生活是否正确。
个人生产力是作为忙碌的解毒剂出现的，而它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因此，它起到了与忙碌相同的心理作用：让我们足够分心，以至于我们不必问自己，关于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的潜在的可怕问题。“我们如何在日常的工作中，比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更热衷、更不假思索地劳动，因为我们更需要的是没有闲暇停下来思考。”弗里德里希·尼采写下的这段话，这句话就像是对我们目前处境的预示。“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在逃避自己”。
你可以想方设法让你的收件箱变得井然有序，但最终你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信息，以及你想把这些信息全部处理掉的冲动，其实与技术无关。它们是更大的、更个人的困境的表现。你会追求哪条路，又会放弃哪条路？在你有限的生命中，你会优先考虑哪些关系，你会让谁失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梅林·曼恩来说，有意识地面对这些问题，就是要意识到，人们对他的时间提出的要求，总是会超过他所能满足的范围。即使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系统来管理他们发给他的电子邮件，也永远无法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终，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他告诉我。“电子邮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你无法解决人的问题。”
（译者：蒂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