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学生春柳

我和我的学生春柳

陶建军

湖北麻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春柳听到这个名字，不能不能让人联想到春天里这样的画面：细雨蒙蒙，一棵棵柳树在雨雾中“仰起头”，仿佛在用雨水冲洗着自己的“秀发”。而枝条们，有的在欢快的跳着优美的舞蹈，攀枝欢跳；有的紧挨在一起，仿佛在说悄悄话呢！在漫漫严冬之后，春天的柳树给人多少温暖，多少希望，多少柔情。

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想象：他的父母亲在她出生的时候，希望她像春天的柳树一样婀娜多姿，希望她能够给人带来春天般的温暖和希望，希望她能够有柳树一般破冰的生命力。

可是，我的学生春柳，却不是这样。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真在傻傻的笑，口角再流着口水，鼻梁低平，眼裂小，眼外侧上斜，有内眦赘皮，外耳小，硬腭窄小，舌头动不动伸出口外。她身材矮小，衣服破旧，散发着难闻的馊臭的气味，看着这样的一个孩子，我只觉得胃部一阵搅动，差点没吐出来。跟她对话，才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清晰的语音。只能呀呀叫着。

我给他们上的第一课，也是我转岗到特教学校的第一课——《人》课文很简单，看图学汉字：“人”“口”“手”“耳”“目”“鼻”。要求学生能够认识“人”，指出自己的这些相对应的器官。

对于我这个曾经长期担任九年级语文课程的老师来说，不要三分钟，一气呵成都讲完了。怎么读，怎么写，哪个器官在哪里，都说完了。

看看讲台下面的十来个孩子，他们有的表情呆板，一脸茫然；有的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有的满脸笑意，不知所云。更有甚者，我们的春柳在干什么？她靠在桌子上，我分明看见她正在抠出自己的鼻子里面的污垢，塞像嘴里，而且仿佛是美味。

我立时崩溃，忍着呕吐，赶忙纠正她这样不卫生的举动。

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开始点名提问。读“人”“口”“手”等字。大跌眼镜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我的后背当时就拔凉拔凉的，尽管那时九月初的天气，酷暑的余威仍然烘烤着我们。

我以为最简单的“人”都没有人认识。春柳看着这个字，满脸憨笑，嘴中“啊“啊”的不知道说什么？

一招不成，再生一招。教不会读，教她写吧。拿出铅笔和练习本，教他们写“一”和“人”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汉字吧？可是就是那个一，你让他们写一横，他们就写一竖，或者写成了三角形。天呐？那时的我倒真是束手无策。

有人说得好，既然你不能改变别人，你就学会改变自己。面对着春柳这样发的孩子，教认字不行，就她们背诵儿歌，还不行，就教汉语拼音。没想到还是不行。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汤普森夫人》；文章说开学的第一天，她站在五年级的学生们面前，说了个谎。她看着她的学生，说她会平等地爱班里的每一位同学。但这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坐在前排的一个小男孩，他叫泰迪·斯托达德。汤普森夫人发现，泰迪根本无法与其他孩子们玩到一起去。他的衣服很邋遢，身上也不整洁，而且不怎么受大家欢迎。汤普森夫人很喜欢在他的卷子上用红笔画一个个红叉。

就是这个泰迪，让汤普森夫人懂得了，教育的真谛，不是在于传授给孩子多少知识，而是教育孩子学会生活，学会做人。文化知识的传授，学业成绩的提升，并不是教育的全部。由此汤普森夫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从关心孩子的生活入手，终于有效的将这个被人差不多遗弃的学生教育成一名博士。

那么面对春柳这样的孩子，文化知识相对于学会生活来说，就变得次而又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和生活老师一起，从教她搞好个人卫生入手，进而叫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让她整理内务，接着又让她学会扫地拖地。

2015年秋季学期，我每天吃了早饭以后，就拿着拖把，在教室门口等着，指挥着她从走廊的这头拖到那头。刚刚开始的时候，她不听话，走不成线，我只有推着她，她推着拖把，慢慢走，后来动作慢慢复杂起来，可以来回推拉，再可以有意识的每天坚持，一个学期下来，效果不错，她学会了拖地。

不管怎样，如今三年已经过去，她的动作思维在我们的不断训练下，真的有所发展。如今她的脸庞不在邋遢，她的身上没有难闻的气味，她在课堂上也能够坐下来。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在动作思维得到发展的时候，她的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似乎也有进步。当我开始有意识的叫她学习汉语拼音，拼读“老师”“春柳”的文字，她的发音逐步在听得清楚，看到我也“阿吉”“阿吉”的叫着。

2016年的暑假，我们到她家里走访，她竟然能够认出我，还欢天喜地的跳着、舞着。他的父亲告诉我在家里能够扫地、拖地了。孩子的变化令人欣慰。

虽然，后面的路还好长好长，虽然我不知道她能够进不到一种什么地步，但是我坚信，她会一天比一天好。

我在想，也许特殊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残疾儿童，学着生活，学着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