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噶达史事 （之四十五）

时至晚清，各国列强瓜分中国之势日逼，腐败羸弱的清王朝惟洋人马首是瞻，鹿传霖空有一腔经边的抱负，因遭与有其矛盾的驻藏大臣文海和成都将军恭寿的反对，本来想做点事的川督，竟被调离四川。瞻对地方依旧归达赖喇嘛，由藏官管辖。

对鹿传霖之举，傅嵩炑的评述是：“藏官到瞻暴敛横征，且仍照工布朗结占各土司之地并索供驻瞻兵费，垂三十余年。瞻民苦之，於光绪二十年间逐杀藏官而自立，旋经川督鹿传霖派兵攻克之，议改流其地。此时之瞻对，藏失之，川收之。藏虽欲争，无词可措，纵使相争，川亦可索赔兵费。乃驻藏大臣文海、成都将军恭寿与鹿不睦，密会劾鹿将瞻对仍旧给藏。说者谓'自此瞻对不为康（指西康－笔者注）有矣’。”

收瞻之事，并未就此打住。英、俄谋藏日胜一日，清廷上下益感“西藏危急”，已意识到治藏必先安康，安康才能助藏。光绪三十年十月，上任途中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到了中渡（今雅江县城所在地）就接到“军机处字寄九月上谕”，上谕说“有人奏西藏危急，请经营四川土司，收回三瞻（即上、中、下瞻对）”。要四川总督锡良和凤全拿出具体意见。可一提出“收瞻”又遭到驻藏大臣有泰反对，说“光绪二十二年议收三瞻改土归流，大臣长庚往复开导，达赖觖望，有案可稽。奉旨赏还达赖，达赖专差进京呈贡方物，赉回御赏。”还振振有词：“甫经赐与，又议收回，无此政体。”其实惧怕洋人才是有泰的真正理由：“瞻对此案关藏英大局，唐大臣（指时任外务部次长，清政府负责与英人谈判的代表）议藏英条约尚无来期，达赖远遁亦无定所，一旦议及收回瞻对，事理反覆，启藏番轻视之心，为丛驱爵，适以坚趋向外人之意，后患有不可收拾者。”他的主张是“为今之计，俟边务了结，外辱不来，练兵屯田，次弟举行。藏番畏服，则三岩、乍丫素无法纪者尽归约束，岂三瞻一隅之足虑乎？”

凤全在回答“军机处”的“咨覆”中，对有泰之议一一进行了驳斥，力主收瞻。诘言：“上年英兵入藏，要挟百端，藏番私与英人定约，贵大臣幸未画押，于是有特派唐大臣定约全权之命。似此情形，阽危实甚，言官敷奏，洞见本原，朝廷爰有饬筹及时收瞻之旨。英人狡焉思启且非一日，自大吉岭通商牵动西藏边界，未几有隆吐之役。亚东通商牵动全藏，未几有江孜全藏之役。今全藏通商，牵动全蜀矣。往事可征，后患胡底，贵大臣拘泥有伤政体一节，夫与夺之权，操之朝廷，助勦瞻酋而与之，不能抚恤瞻民而夺之，一秉大公，毫无私曲。贵大臣奏参达赖名号，亦犹斯意。事同一律，政体何伤？恐失大信一节，瞻对之与，原以偿兵费，长大臣原奏，商上岁收瞻民赋税九千余两，迄今三十余年，兵费在十万，久已取盈，番官犹苛敛不已。酌筹昔年兵费，取回瞻对，不究其虐民之罪，而偿以分外之赀，出瞻民于水火，固全蜀之藩篱，示普天之大信，莫逾于此，尚何失信之足虑？政体无伤，大信不失，达赖有何不折报而觖望之与有？况英兵已抵西招（藏），何待驱爵？藏印已私定约，何止趋向？贵大臣亦无须多此顾忌也。瞻对应收不应收，唯问贵大臣。西藏自主之权能终保不能终保？若能终保，则瞻对之收回可缓议也。不能终保，一经立约，枝节横生，再议收回瞻对，噬脐之悔无及也。”说到底，瞻对如不收归四川，便不足以安康，理由很清楚：“瞻对四旁皆川边土司，赏还达赖，譬如幅帛抽心，不成片断，一旦有事，不惟门户未清，亦且守防无据。瞻对沿边诸土司疆界毗连间阻，若不收回经营，各土司亦无所措手。”凤全力主收瞻的意见，得到朝廷认可，《德宗实录》中那条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壬寅（１９０５年３月４日）的“实录”就录载了朝廷对此事的谕旨：“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奏筹办饬收三瞻内属情形。得旨：'著即会商锡良、有泰妥速办理。’”可叹的是，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光绪三十年十一月抵巴塘，第二年三月初一（１９０５年４月５日）就在鹦哥咀被戕，收瞻之事何谈“妥速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