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西康琐记》连载之三十九

一纸民约揭示长河地方一段鲜为人知的茶马贸易史

——解读泸定沈村明《万历合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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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入边，早于唐时，还可找到一些历史踪迹。

如今，藏语仍称茶为（佳），其发音与成书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汉文古藉“尔雅”中称茶为“”的读音就极其相近。这多少让我们悟出了点极为可贵的汉藏茶文化同源的历史信息。

古时，西蜀地方，在临邛（邛崃）以西，包括今天的雅安、天全、汉源等地，本来就是汉羌杂处。已是汉代茶叶生产、消费和集散中心的成都周边的邛崃，在其南关外的南桥即有所谓“蛮市”，也就是汉羌互市的场所。传说，诸葛亮要羌人首领让一箭之地，箭从南桥射出，一射射到了打箭炉（今天的康定），于是派郭达在此设炉造箭，后人就称打箭炉城东那座矗立在打、折二水会合之处的高山为郭达山。郭达造箭无史料可稽，传说终归是传说。但古时汉地人称茶为“”，藏族人直至今天也仍称茶为（贾），却有史可考。这不就证明，茶在秦、汉之前，羌人（藏族人）与内陆汉族人一样早已品出了茶的滋味么？！

当然，茶叶作为商品输入边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边茶贸易，还是起于唐代。正如《合约》所说“西域易茶始自唐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烽火”与“会盟”不断的时期。大唐与吐蕃战战和和两百多年，战场的血腥与大帐的茶香，叠印出时代之风景。两相交战，也交往文明。大唐已十分兴盛的茶文化，能不传到吐蕃么？！对此，史书中不乏记载，后人引用最多的要数《唐国史补》中讲述的这个故事：唐德宗（公元780－805来年）时，出使吐蕃的常鲁公，一天邀请吐蕃的赞普（藏王）到帐中饮茶。赞普问他：“此为何物？”这位使者故弄玄虚地说：“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一听，不以为然，说我也有此物，随即就叫身边的人去拿出来一一指给鲁公看，对他说：“此寿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淄湖者。”真是安徽的、浙江的、江苏的、四川雅州的各路名茶皆有。唐蕃之间的茶叶贸易可见一斑。

茶，本来就是先人在寻找治病救人的药物中发现的。“神农嚐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美而解之。”这解毒之物就是茶。后来，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遂成“国饮”。这正好应了“药食同源”之理。“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明史．茶法》）这就是说，雪域高原的西藏人民，以糌粑和酥油、奶饼、奶渣等奶制品为食，不喝茶就要得病。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与巴蜀茶叶主要产地毗邻的西藏，获得这“涤烦疗渴”之物，不是难事。当然能喝到有名的上好茶叶，只有赞普（藏王）和少数上层人物，至于一般平民，只能从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那里买些粗茶熬来喝罢了。为了满足西藏人民生活之必需，在今天的名山、雅安、荥经、天全、邛崃等地，生产加工边茶（俗称大茶、粗茶）的茶场、茶厂和专事边茶营销的茶叶贸易千年不衰。

汉地产茶少马，西藏产马需茶，这就自然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以“茶马互市”形式为主的以茶易马这种优势互补的茶马贸易。当然也有例外，元、清两朝的统治者，来自出产马匹的马背上的民族，无需羌马，朝廷控制边茶，除用以换取内陆缺少的毛皮、药材、黄金和土特产品，主要看中的还是从边茶贸易中征收的国税。清嘉庆年间，仅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崃五县销往打箭炉的南路边茶所课的茶引税一项，每年就达白银45833.7两。

　

陆羽《茶经．上卷．一之源》言：“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名，一曰茶，二曰，三曰蔎，四曰茗，五曰。［周公云：，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耳。］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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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客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

《合约》写道：“蛮客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就是说，历年来藏族人只知道从打箭炉到冷、沈地方买茶。显然，大渡河东的冷、沈，当年就是一个重要的边茶贸易大市场。但这个市场，已不是官府早年实行茶叶专卖、以茶易马的“榷场”，算个进行边茶贸易的“自由市场”。

茶马贸易从唐代开始，到宋代愈加兴旺。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之前的一百一十多年间，主要将川茶运到今甘肃境内的原、渭、德顺三郡交换马匹，同时允许商人在川陕自由卖茶。为什么要用川茶去换马呢？因为川茶的质量好，产量高。早在唐宣宗（847993－859）年间，雅州名山的蒙顶山茶年产已达千万斤，且品居第一。

宋朝廷深知“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于是皇上下诏“雅州名山茶今专用博马”。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太宗阅诸军战骑多阙，诏市吏民马以备证讨。”“川峡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岁得五千余匹，以布、帛、茶他物准其直。”战事吃紧，皇上眼见马匹缺乏，只好在四川的汉源（黎）、雅安（雅）、都江堰（永康军）等地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以茶和布帛等物交换马匹的事务。其间，官府对茶农课以重税，且加强对茶叶贸易的控制，禁止民间贩茶。官府的垄断，沉重的赋税，使茶农穷困不堪，以致倾家荡产，终激起民反。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不堪重负的永康军青城县（今都江堰市）的茶农王小波、李顺在青城山的沙坪揭竿而起，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诉求，在“均贫富”的大旗之下，迅速聚集起义队伍“数逾百万”，先后攻克青城、江源、蜀州、邛州、新津、汉州、彭州等州县。王小波不幸战死江源（在崇州东南），妻弟李顺率领义军继续战斗，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攻克成都府，又乘胜夺取了东到巫峡，西抵绵州的广大地区。在成都建立起“大蜀”农民政权，李顺称“大蜀王”，改元“应运”。起义历时三年多，虽遭到朝廷的残酷镇压而失败，却给北宋王朝以极大震憾，不得不调整一些政策，将对四川茶农的许多禁令搁置起来，不再敢实行禁榷茶的政令。

八十多年后，随着朝廷与北方民族战争的加剧，亟需从西藏得到战马，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熙河经略使王韶提出：“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谓趣卖司买之。”就是说，西藏多良马，那里的人民又离不开茶，朝廷应设专门机构在那里负责进行茶马交易。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朝廷制定了专门的《榷茶法》（即茶叶专卖法），设立了专门管理藏汉茶马贸易的机构“都大提举茶马司”，设置了专门的茶马交易市场“榷埸”。规定川陕茶民生产的茶叶，必须“尽卖于官埸（榷场）”。茶叶的收购和茶马的交易，一律官营。当时在四川设立的官营茶叶收购埸所就有“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今都江堰市）、邛州在城”等共达四十一处之多。在雅州、黎州等地都设置了官府进行茶马交易的“博易埸”（榷埸），就连在离沈村不远的已废置的飞越县也有“博易务”。但《榷茶法》实施不久就出现了很多弊端，遭到一些官员的质疑和反对。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侍御使刘掣就上奏说：“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更是痛陈榷茶买马“五害”，其中特别提到“今长吏旁缘为奸，不时旧货，以空券给夷人（藏族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必生边患。”（黎州地方接连发生的努儿结、五部落、畜卜、三开等边乱便是因此而起）。于是朝廷罢了“茶叶尽卖于官”的“榷茶法”，实行“茶引”制，即茶叶改由商家在官府的“买引所”购买“茶引”（贩茶凭证），在“监官”管理的“合同埸”凭“引”与茶农交易。

偏安的南宋王朝，由于战事越来越吃紧，不仅急需战马，更需解决短缺的财政。便以控制茶马贸易来征税、买马。于是在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又恢“复黎州（在今汉源县的清溪）及雅州（雅安）、碉门（天全）、灵西寨（宝兴灵关）易马场”。又在离沈村不远的飞越故城（汉源宜东）设立了“博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