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手拿碟儿敲起来”（上）

衰落多年的木老爷锅庄，自五十年代末做了机关宿舍之后，又兴旺起来。县上召开几百人的“四级干部会”，要在这里放坝坝电影；逢年过节，文化馆的“张眼镜”，总要领着弦子队、川剧团、宣传队来这里跳弦子、耍马马灯，演节目。每当这时，尽管大队人马还没有到，只要巷子头“哒哒乃切，咚个弄咚锵咚锵”的闹山锣鼓一传来，孩子们就挤到院坝门口，拍着小手齐声呼喊：“唉嘿嘿，张伯伯来啰！ 唉嘿嘿，张－－伯－－伯－－来－－啰！！”顿时，喜了一院，乐了四邻。偌大个院坝，人头攒动，笑语欢歌，成了炉城的一个热闹点。

当年的木老爷锅庄大院

深藏在大山窝中的打箭炉，历史上就是中国西南部一个重要的边贸大市、军事重镇、政治中心，自然成了藏汉文化、地域文化、乃至中外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当年的统治者明正土司，世代崇奉藏传佛教；可身为“内土司”，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极深；在清代晚期，甚至还容“洋教”在此立脚。难怪朝廷说“明正土司于内陆礼仪最为相习”；过往大员也盛赞其所设“行馆”（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宾馆、招待所）的铺陈之鲜明华美，“即锦官城（省城成都）之官署人家，亦不能有此丰盛”。

那明正土司尤为重视娱民娱神，“礼乐兴邦”，曾设有管家专门负责组织管理音乐歌舞活动。南门上的“卡瓦降措”（姜家锅庄）就是专司此职的小管家。每当逢年过节，迎宾送客，以及各种盛会，管家一声号令，一班训练有素的歌舞里手，召之即来，乐之尽兴。由此可见打箭炉有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历史渊源之深，传统之久远，且沿袭至今。五十年代初，以一群藏族青年妇女为“台柱”组建起来的弦子队，从迎接解放军进炉，欢庆解放，一直跳到庆祝建州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声声“亚呐嗦！”，曲曲“格桑呐！”，从青丝缕缕舞到白发上头，风流数十载，乐了几代人，成了高原古城经得起岁月蹉磨的一支撤不散，冲不垮的“老资格”民族文艺演出队。

康定县文化馆长“张眼镜”张世勋

不要小看这个山窝窝里的古城，尽管当年就那么一两万人，而那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却构成了这个川边重镇的一道独特景观。常听“老康定”们讲，往天的炉城“好闹热，好闹热！”：那边是喇嘛们在“跳神”，这边有陈书舫在“赶潘”；那边在唱《岭格萨》，这边在演《雷雨》；这边藏女们在跳弦子，那边戴爱莲在舞长袖；这边满堂茶客在听《杨家将》，那边一群“布姆”（藏族小姑娘）在打“箍箍卦”（女孩子们一种边说边唱的游戏）。就在那梵音妙曲中，偶尔还夹杂着“洋教堂”的隐隐唱诗声。除那随商、随“官”而来的川剧、评书、“文明戏”，更有劳苦大众自内陆传来的“下里巴人”，各路山歌、“耍耍”应有尽有。据说,那年年春节必跳的马马灯,就是从“西秦”传过来的。清代早期，川陕曾属一个治区，“老陕”来打箭炉做生意的成队成帮，一度势力很大的“陕帮”，能不将他们的文化也带了来么？！至于那曲传遍全球的《康定情歌》，更是产生于这个古城的一大杰作。据说它的“根”就是川北山歌。过去，来打箭炉做生意的人中，“川北帮”也算一个大帮。这帮人多以挖金、做小生意为生，多数来自村野，自然将他们那方的山野之歌也带来了。城北方向的雅拉沟，是不少川北“金夫子”的栖身之地,那一声“跑马溜溜的山上”,便是源于雅拉山歌的《溜溜调》。

常言道“深山藏虎”。打箭炉这个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山窝窝，还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不仅“卧”过川剧名伶陈书舫、青莲、紫莲、黄佩莲和名丑“面娃娃”彭海清；还留下过大书法家于右任和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吴作人的足迹，他们的挥毫泼墨传奇古边城一段文苑佳话。这里还走出过三十年代的女电影名星白云（陈霞飞），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著名笑星洛桑。这位年轻的笑星，以他那套“洛桑学艺”的绝活，一炮打响，走红神州，逗乐亿万观众。可惜这颗新星不幸英年早逝,令炉城人万分痛惜，留给跑马溜溜山下的只有那不尽的怀念。这里还润育出当今不少知名的文艺英才，现任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的著名藏族女舞蹈家李正康、曾供职于《解放军画报》的知名画家康东，以及多位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和中国藏学界的知名学者，便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离乡的康定人。以反映西藏生活的《松耳石项链》、《大雁落脚的地方》等一批中短篇小说享誉文坛，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藏族知名作家意西泽仁，就是从跑马溜溜的山下走出的。前面说到那个“张眼镜”，便是位知名的回族诗人、作家。

“张眼镜”大号张世勋，笔名张央、张扬。这位饱饮跑马山下水井子甘泉长大的诗人，早年求学于南京、重庆，四十年代与同好倡组《风陵渡》文学社、《无弦琴》诗社，并与《未央诗社》《七月社》往来密切，经石曼帮助编辑出刊过《无弦琴诗叶》；在宗白华先生主编的《新人周报》上发表过诗作。四十年代末,回到故乡，服务桑梓，曾主编旧《西康日报》的“金川”副刊。五十年代中期，出任康定县文化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