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宋代理学宗师张栻 ‖ 宁志奇
宋代理学宗师张栻
宁志奇
张栻为南宋“中兴名相”、抗金统帅张浚长子。他曾创建湖南长沙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在其苦心经营下闻名遐迩、人才辈出，上承濂洛、下启船山，确立了宋代理学中湖湘学派的重要地位。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南宋景定二年（1261），宋理宗诏封张栻为华阳伯，从祀孔子庙庭。《宋史·道学传》将朱熹、张栻并列一传。
在绵竹城南（今南轩中学路口）分两条叉道，左去孝泉、德阳，右往清道、什邡。两条路上曾经各有一道红霞石牌坊，上书“宣公故里”，牌坊孔道石柱上书“青松古蜀前朝祠，丹桂南轩故里坊”，为清绵竹县令陈钟祥撰。路旁有清乾隆二年（1737），知县安洪德书撰“宋大儒张宣公南轩夫子故里碑”，这些古迹无不使行者敛容、游者起敬。可惜今已不存。
至今尚存的南轩祠又称张宣公祠。清咸丰三年（1853）知县吕华宾捐资，在宋代进德堂和敬夫室遗址处重建，重楼巍然、假山曲池、环境幽美，又为今绵竹南轩中学校址。在绵竹城南郊，原有一处南轩洗墨池。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建，歇山式重檐三开间，殿内塑南轩先生像，并在楼上存放《南轩文集》即洗墨池本。可惜此处古建筑今已不存。
张栻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张氏家族在唐宋时期有过3次迁徙：第一次是唐代名相张九龄之弟勋臣张九皋，因仕宦由韶州曲江迁往京城长安；第二次是唐末国子祭酒张磷随僖宗入蜀，因居成都；第三次为沂国公、大理评事张文矩在北宋嘉祐八年（1063）卒于成都家中，因张文矩夫人杨氏老家是绵竹人，所以杨氏便携3子从成都迁居回绵竹九龙的无为山外婆家定居。第三次迁徙后，绵竹便成为张氏家族的聚居之地，并存留有大量张氏家族的相关遗迹，诸如为纪念张浚而建的紫岩书院（今绵竹中学）、为纪念张栻而建的南轩书院（今南轩中学）。同时，绵竹也成为张氏家族成员的卜葬之地。据宋代文献记载，卜葬绵竹的张氏家族成员至少有7位之多。
张浚生有两个儿子，即张栻、张杓。兄弟俩“自其幼时不出家庭而因以得夫忠孝之传”，即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张栻十几岁时就能为父亲出谋划策，幕僚都自愧不如。南宋绍兴七年（1137），其父张浚谪居湖南永州，张栻也跟随父亲到永州。绍兴二十五年（1155）张栻祖母计夫人卒于长沙，22岁的张栻随其父抚柩归葬故里绵竹。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张栻在绵竹古刹祥符寺侧手植6株桂树、建桂香亭，并题写一首深情的七绝诗，以表达对祖母的纪念：
绍兴三十一年（1161），28岁的张栻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卒开湖湘之学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之下，张栻受益匪浅。张栻在师事胡宏之前，就非常佩服他，并经常用书信向他请教。正式拜师之后，得到老师的言传身教。可惜第二年胡宏即去世，故谓“仅得一再见耳”。永别之情，形于言表。自此以后，他谨遵其师之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吾身”，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这说明张栻在学问和道理上的成就，基本上师承于胡宏。但张栻学问思想还受其父张浚、程颢、程颐、孙复、司马光、邵雍、苏轼、谯定等影响，这使张栻在学术上得以集诸家之成，而且有自己的特点。
据《城南书院志》载：“南轩先生为宋名儒，父张浚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时年28岁的张栻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中建丽泽堂、书楼、蒙轩、月榭、卷云亭，为后高阜，湘江横前，岳麓圭峰。金朱岭、谷山、桔洲，一览俱下。而木茂泉清，花香鸟韵，城南佳胜，此其最焉。右多美竹，名琮铮谷，引锡潭水，浚湖名纳湖，中有采菱舟，听雨躬，号以十景。张栻、朱熹皆有题咏。时当夜读，蛙声聒耳，投砚禁之，其声顿息，因以禁蛙名池。”而“城南书院”4大字，即为紫岩张浚得意之笔。
张栻不仅由蜀入湘，促进湘学发展，而且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联系，在湘蜀两地都产生重要影响。对此，近人夏君虞在其所著《宋学概要》里有所评述：“南轩承继了家学，又受学于五峰，于是蜀学与湖南学合流。而南轩一人占住了蜀学与湖南学两席。”传张栻理学于四川的主要有张栻的蜀中门人宇文绍节、陈概、范仲黼等学者，以及张栻私淑弟子中的蜀籍学者虞刚简、魏了翁等人。通过他们，把张栻在湖南创造的学问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张栻、魏了翁这两位著名蜀籍学者，先后到湖南较长时期居住，在湖湘大地形成、确立和发展了他们的实学和理学思想，并通过他们的活动，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实学与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的传播。
湖南岳麓书院于北宋开宝九年（976）由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立。南宋乾道二年（1165），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次年完成。他延聘张栻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张栻在此苦心经营3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
岳麓书院重建时，张栻撰写《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张栻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其办学指导思想。为实现“求仁”以培养人才，这也体现了理学家的教育思想。在教学上，他倡导培养经世济民之才，强调人格教育和道德践履，对岳麓书院务实学风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也为此后办学树立了楷模，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期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东南三贤”之一、对他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后世称为“朱张会讲”。“朱张会讲”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对湘学和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栻“务实”的学风历来为人所推崇。“务实以辟虚”是他一生努力之所在。张栻对其“知行互发”作如下阐述：“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南宋隆兴元年（1163），30岁的张栻随父赴建康（今南京）行在。这年张栻被孝宗下诏除直秘阁、赐紫金鱼袋。他正直无私，每遇君臣问对时，不投人主之所好，不视君主之脸色行事，敢于“犯颜直谏”。据《宋史》记载，宋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张栻偶尔向皇帝禀奏军事，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异，于是就定下君臣关系之宜。
南宋乾道五年（1169），张栻由刘珙推荐，除知抚州，未及上任，又改知严州（今属浙江）。到任即访民疾苦，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
乾道六年（1170），奉旨召为吏部员外侍郎，并暂时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讲。在京一年，得孝宗召对达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在这期间，他做了几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乾道六年（1170），当朝宰相虞允文认为敌势衰弱可图，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金国，以索取徽、钦二帝陵寝为名，要金人归还洛阳、巩县等失地，“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独张栻不怕打击排斥，向孝宗皇帝陈述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张栻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国内连年天灾严重，民贫日盛，国家兵弱财匮，并且官吏荒诞很不可靠，自己没有足够力量，因而没有足以屈服敌人的实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修德立政，用兵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先做好准备，使自身有足够实力，才可战服敌人、收复失地。孝宗为他的高见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的意图。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际是大量掠取州县财赋，致使远近骚然，士大夫争相指责其害。张栻也向皇帝陈述其害，但孝宗因受史正志蛊惑，认为只是取之于诸郡县的财赋，不是取之于民。张栻说：“今日州郡财富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不过巧为名色取之于民耳！”皇帝听了惊愕地说：“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随即查核实情，果然像张栻所说，于是下诏罢免史正志，停止此项弊政。
第三件事是朝廷准备用宦官张说执掌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起草奏疏，极陈其不可，并在第二天早朝中，当面指责虞允文：“宦官执政，自（蔡）京、（王）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弄得堂堂宰相“惭愤不堪”。接着张栻又上奏说：“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终于使孝宗省悟，制止了这次任命，但自此之后，张栻便和虞允文结下怨恨。
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43岁的张栻到桂林出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开始他从政治国、传播理学的重要时期。广西地处边陲、土瘠民贫、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栻一到任，便深入民间，遍访所属地区，了解到当地有不少落后社会风俗。如当地习俗尚仇杀争斗，时而发生边民掠夺行为；百姓愚昧无知，有病不吃药，宁愿听信巫师装神弄鬼的邪说；婚姻落后，主要为图取财物；更有一些不法之徒，引诱他人妻室，贩卖他处。对于这些愚风陋俗，张栻深感忧虑，主张通过教化手段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即采取弘扬先贤正统文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改变地方落后风俗。他在桂林开展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以树立、彰显儒家正统。此外，他还在此地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
张栻帅桂仅3年时间，为当地做了大量惠政安民的实事。通过精简州兵，挑选各州聪明、机灵的士兵加以训练，教以战法，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整顿治安，传令各溪洞酋长、头领，晓以大义，规劝他们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不得相互劫掠、仇杀生事；加强边防，派兵严加把守，以备不测；减轻赋税，改革买马弊政，便利边疆百姓。张栻所做的这一切，使这一时期广西民心稳定、社会安宁，张栻也因此深受百姓由衷爱戴。
淳熙五年（1178），张栻又调任知江陵府（湖北）。在江陵时期，张栻多次弹劾信阳守刘大辩“怙势希赏，广招流民，而夺见户熟田以与之。请于朝，以熟为荒，乞授流民”，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栻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府期间，竟“一日去贪吏十四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