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旗人无所事事，但让他们去东北种地，为何就办不到？

来源 | 头条号满楼说

清末新政时期，鉴于革命党“排满”之风的兴起，清廷内部也有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满汉畛域问题的严重性。

如1905年考察宪政五大臣出访回国后，即向清廷提出的“平满汉”举措。

其中，皇族载泽提出不能以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代价来顾及满人的狭隘利益，中国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在上奏中，载泽要求结束满汉共治和族群隔离。

此外，庆亲王之子、后来因“妓贿”而去职的商务部尚书载振也曾提出，以能力而不是族群背景来任命官员才是唯一的正确之途。

载泽

另一位出使大臣端方则提出，满汉关系类似于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他们的争斗分裂了哈布斯堡王朝。

尽管目前满人汉人的语言、信仰、和风俗已经大为接近，但满汉之间仍保留了一定的族群差异，革命党人正是利用这一差异误导了大批听众。

然而，镇压不是解决办法，在那些君主与民众对立的国家，君主或许能赢得首次胜利，但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民众的。

因此，要想平息革命党的反满言论，最好的补救就是实行立宪来燃起被疏远的年轻人的希望。

身为旗人的端方对本族人的生计问题关注多年，早在新政之初，他就提议“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联，可融满汉畛域之见”，这次更是请求明降诏旨，“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

端方特别强调，“平满汉畛域”为消饵革命的必要措施，其中又以“官员任免不分满汉”及“撤各省驻防旗丁编入民籍”为最要。

端方

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引起了慈禧太后对“满汉畛域”问题的高度重视。

徐锡麟出身官宦世家，乡试中名列副榜，他曾于1903年留学日本，后在表叔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恩铭为其门生）的推荐下出任安徽警察处总办、巡警学堂监督等职。

被杀的安徽巡抚恩铭系荆州八旗人，举人出身，他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不遗余力，口碑甚佳，对徐锡麟也颇为倚重，他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莫名其妙地丧命徐的枪下。

徐锡麟被擒后，他在供词中承认恩铭对汉人并无特别的敌意，自己对恩铭也无个人私怨，但他的仇恨却是针对全体满人的：

“满人虏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意，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

在审问中，徐锡麟扬言蓄志排满已有十余年，计划在刺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报仇。

事后，徐锡麟被凌迟处死（据说此系其家族害怕株连而主动提出，也有说是恩铭亲兵为报复而执行私刑的）

在徐锡麟无理由的仇恨情绪面前，慈禧太后也颇感委屈，她对外务部尚书吕海寰说，“悍匪徐锡麟声称满汉之间存在歧视，但我们选任各省大员时并不存在什么偏见”。

然而，这一事件对慈禧太后触动很大，清廷在随后一个月内连下两诏，允许各级官员及普通士人通过都察院就满汉问题各抒己见。

在这次“改善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畛域”的大讨论中，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四条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是旗人编入旗籍，与汉人一律归地方官管理；

二是旗丁分年裁撤，发给十年钱粮，使自谋生计；

三是移驻京旗屯垦东三省旷地；

四为旗籍臣僚一律报效廉俸，补助移屯经费。

曾任巡警部右侍郎的赵秉钧则提出三个步骤以逐步取消八旗制度：

首先是彻底核定旗人数目，确定领俸之人；

其次是向有功的旗人家庭授予特殊荣誉（但非金钱）；

再次是招募年富力强的旗人担任新军士兵、警察和宫廷杂役，年老和孱弱的旗人可以支付薪水直至他们死亡。

至于旗中的年轻人，应被送到学校和工厂学习技艺，那些无薪而懒惰之人，将被送到东北去耕种旗地。

然而，这些建议，都都遭到了旗人们的强烈反对，尤其什么搬出北京、前往东北当农民，这更是他们绝不会答应的。

说来也是，那些旗人在京城做了这么久的市民，让他们去下乡当农民，谁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