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山 胡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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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山
胡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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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整天在山里看云起的人,可以参透那么深刻的关于人的道理?
一
开门见山。
那一天,隐士范宽的心门一开,一座山毫无遮挡地显现。这座山,即是《溪山行旅图》中的山。
这座山,是所有人眼中的神性的山。这座山,值得你许久凝视。与它对视的时候,我感慨着,范宽当时是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竟能将这样一座巍峨的山的全貌尽收眼底。范宽与这样一座大山面对面,一点也没拘谨和自惭形秽。他自信,坦然,像一面镜子,消弭了人欲的俗气,映现了这座山的崇高。随着整座山的呈现,他整个人也随之崇高起来。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只蚂蚁,站在一个人的脚下,充其量,看到的只能是一个人的脚尖,可能连大脚拇指都看不全面。而范宽,却可以跟一座山较量。他的体积是有多大?传说佛教中的护法神,站起来有山那么高。范宽是不是在终南山常年隐居,也有了神仙气,身材越来越魁梧,可以跟一座山平起平坐,所见当然与别人不同。
更奇妙的是,致广大之后,仍能尽精微。眼里装下一座山的范宽并没有目中无人,山脚下,一行人的羁旅的怅惘、愁苦,种种细腻的心思,仍潜藏在他的心底。他以富有同情心的笔墨将其准确描绘出来。我想,那行人,那行正专心致志赶路的人,如若抬头,是望不见一座山的样子的。向上仰望,山石压顶;向前张望,长路漫漫。他们被眼前的行旅,“在途中”的劳苦所困顿,却不能停下脚步。隐喻了我们不断追逐欲望的人生。
很多次,我将自己置身画中,化身旅人,去感受那种在路上的诗意的惆怅。山川,宇宙的象征,我无法感受它究竟有多大。事实上,宇宙之大,人之渺小,这种哲学命题,我们常常无暇顾及,眼前只顾赶路。又或许,我们这些热衷于读书的人,尽管在途中,亦早已经深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道理,但当被柴米油盐的琐碎烦恼纠缠的时候,却依旧感受着切肤之痛。
范宽画笔下那些旅人,他们想不到,自己已穿越千百年,成为很多人心中的风景。而我们,置身画外看风景的人,像是高高在上的神,观看着、评判着芸芸众生的苦乐和善恶。范宽以神性之笔,将看画之人变成神。或许,这种角色的置换,正是令观者或痛快淋漓,或石破天惊、瞠目结舌的原因。
由此出发,我对范宽的生平相当感兴趣,想探询他身上的神秘因子,但遗憾,历史记载甚少。只知道他生于北宋年间,终生未仕。史称其“性温厚,有大度,故时人目为范宽。居山林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又说他“仪状峭古,进止疏野,性嗜酒好道”。这些描述,倒是符合我对他的想象。
我将他的这些行为,简单总结为一个“痴”字,对世间的事不善经营,整天观云追雨。由此我联想起元代的黄公望,隐居在富春江边的小村坳,每逢月夜,在水边饮酒,拍掌大笑,世人以为遇见神仙。黄公望是出世的道士,而范宽,既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他只是一个在终南山隐居画画的人。保持着神秘。
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个整天坐在山里看云起的人,可以参透那么深刻的关于人的道理。
每每与《溪山行旅图》对视,我都重复地感慨——这座山的气场实在是强悍。有人评价某当代画家的大画,风格“霸悍”,但我觉得,一旦张扬过度,便生草莽气。《溪山行旅图》的这座山,是如如不动的,它安宁,静穆,缓缓散发出堪称神秘的气息,慢慢震慑你。从外至内,又由内而外,经久不散。
近几年,终南山多有隐居的人,目的是清修。清净久了坐不住,便又下山来,缺少的可能是范宽的“痴”。范宽是真正想要隐居的人。他的想要隐居的愿望那么强烈,他的人生词典中,根本没有“隐居”这两个字,他只是顺着自己的意趣居于山林,久而久之,旁人将其定义为“隐居”。你再看他的《雪景寒林图》,有着同样的出世与崇高。你可以想象,范宽本人,已经化身为一座山,仁者爱山,宽厚、仁慈地照耀着凝视这幅画的人。
二
东山好,东山可以再起。
东山再起的典故,来自谢安。东晋时期,拒绝应召的谢安隐居在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交游。晴天出门捕鱼打猎,雨天回屋吟诗作文。后来,谢氏家族在朝廷中尽数逝去,谢安不得不出仕,很快“东山再起”,历任征西大将军司马、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务,成就了一番伟业。不论“藏”与“露”,都有声有色。
谢安天性喜欢悠游山林,应该是受其伯父谢鲲的影响。他曾评价谢鲲:“他如果遇到竹林七贤,一定会把臂同入竹林。”明显是在崇拜。
谢鲲,字幼舆。他让一座山,永恒地住在心里,因此留下了典故“胸中有丘壑”。据传,当年谢鲲到建康公干,在东宫见到太子司马绍。司马绍问:“时论都将你与庾亮相比,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谢鲲答:“以礼制整饬朝廷,为百官作榜样,我不如庾亮;至于一丘一壑,寄情山水,我认为可以超越他。”
谢鲲将自己安置在山水中,于是成为画家们最好的素材。东晋最著名的画师顾恺之画谢鲲像,把他安置在山崖乱石中,并调侃说,既然谢幼舆喜欢丘壑,那就把他安置在山崖沟壑里算了。如此,形成了最早的山水画。
将谢幼舆画得最好的,是元朝赵孟頫。赵孟頫的《谢幼舆丘壑图》是青绿山水的典范。气息清秀、典雅、明朗,仿佛整个世界用水洗过一样通透。
山,并不高,脚下有清泉,高士在古松下席地而坐,群山与树林相映环抱,凝神静思。这是赵孟頫为谢幼舆设计的丘壑图,亦是他的心中理想的休憩之地。
赵孟頫崇尚古意,他一边耐心点染,一边享受着纯粹的精神松弛。笔下古松和山石,似乎带他走进千古的寂静。平缓的坡,涓涓的泉,每一笔于他而言都是滋养。
唐诗曰“市朝束名利,林泉系清通”。
现实中的赵孟頫很累。在元世祖对他百般抬爱并授予官职之后,他心情相当复杂。一方面享受着万人尊崇的荣誉,一方面遭遇汉人从政的被排挤、猜忌与压抑。作为艺术家的赵孟頫相当敏感,如履薄冰。士人圈子“二臣”的指责,“降志辱身”“大节有亏”的评价,让他常常处于自愧、自惭的状态。尽管他的夫人管道升曾写《渔父词》“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以此劝他归隐,但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谢鲲似乎只对游山玩水感兴趣。谢鲲的寄情山水,不是玩物丧志,而是超然之旷达。这一点,令赵孟頫望尘莫及。
赵孟頫曾写《罪出》吐露心声:“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巳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他最羡慕的人,该是谢鲲。
很难想象,描写这样愁苦心境的诗,竟是出于当朝一品官员之手。反过来,也正是从这样的诗里,我们读到从政的赵孟頫作为“人”的生动和真挚。
《谢幼舆丘壑图》十分唯美。再缺乏想象力的人都读得懂,独坐山石上的人,应该就是赵孟頫理想中的他自己。山林典雅、幽静,古松疏疏落落。赵孟頫在创作上力倡“古意”,一如陈寅恪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艺术家赵孟頫用古雅的风格抵抗流俗,在蕴藉之中,闪烁着性格中叛逆的微光。
想到赵孟頫,我会心疼。他才华绝顶,却背负着时代的伤痛;欲要挣脱尘网,却一生不能决断。代表作《鹊华秋色图》充满萧瑟之气,眼前的《谢幼舆丘壑图》也是唯美且忧郁。我想,谢幼舆当年在山林中,一定不是这样拘谨地坐着,而是仰天吟啸,唱着快乐的歌。
三
石涛的心,一直向往高处。飞升,飞升,一飞冲天。这也许是由于他性格中的激情,天生的多血质,一方面,又是其明皇室血脉的心理优势。但石涛的身份,却是僧人。这是让他虚心、低头,低到尘埃里保持无我状态的身份。一个张扬,一个内敛,两者的反差,构成巨大的矛盾。这一矛盾,如运动于地下的岩浆,在他遇见黄山的那一刻,喷薄而出。形成了一座山峰的形状,高耸入云。
了解石涛与黄山的缘分,通过梅清。梅清是当时画黄山最有名的画家,也是安徽宣城文人圈的领袖级人物。他比石涛年长19岁,被石涛的绘画才华彻底折服,尊称石涛为“石公”,言语间掩盖不住对这位小兄弟由衷的崇拜。他的《题石涛黄山图》多次被吟咏:“石公飘然至,满座生氤氲。手中抱一卷,云是黄海云。云峰三十六,峰峰插紫玉。汗漫周未能,揽之归一掬。始信天地奇,千载迟吾师。笔落开生面,力与五丁齐……”
这首诗相当有画面感。在众人的瞩目中,石涛飘然而至,像是神仙下凡,满座皆生出氤氲的气息,众星捧月,何等洒脱!梅清看了石涛的《黄山图》,开始相信天地造化之奇。梅清甚至认为,千百年来,黄山一直在等待石涛的出现,才肯展现出那种不可言说的奇幻。石涛一下笔就能别开生面,如果不是借了五丁力士的神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石涛遇见黄山,成为赤子。
李驎的《大涤子传》记载:“……既又率其缁侣游歙之黄山,攀接引松,过独木桥,观信始峰,居逾月,始于茫茫云海中得一见之。奇松怪石,千变万殊。如鬼神不可端倪,狂喜大叫,而画以益进。”
黄山之奇,石涛之狂,混合发酵。
黄山给了石涛纵肆逍遥的力量。群峰耸起,四海茫茫,置此高山迥地,超越人间情怀,粉碎万法束缚。飘飘乎超然欲仙,荡荡乎神思飞扬。
有时我想,如果石涛不是在黄山,而是在富春江一带居住,望着温婉柔缓的山水,还会是这样的性情吗?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居住十年之久?
黄山十年,是石涛单纯、快意的十年。石涛的黄山画,山像是乘龙卷风攀云直上。他诗云:“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峰无不有。”从云的虚化变幻里,他看出了万种峰,既是无中生有,又是虚实相生。
吴冠中曾在黄山怀念石涛。他看黄山石,感觉是从石涛的画里来。
石涛与黄山,并未长相厮守。39岁那年,石涛应朋友之邀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南京。在南京的长干寺,石涛第一次见到了康熙皇帝,并意外地被皇帝点了名。这一称名,让石涛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世俗欲望的雄狮被唤醒。他从心性与自然的全然唱和中,转移到对世俗地位的崇拜。凭借绝高的绘画技艺,他奉上歌唱大好河山的《海晏河清图》,想在皇帝面前与天下画师争宠,但未能如愿。
为了接近皇帝,他又到北京权贵豪门圈子里活动了三年,四处找人推荐。但皇帝对他这种张扬自我的画作毫无兴趣,而将秩序感强烈的“四王”绘画列为正宗。石涛品尝到失意的苦涩。意识到自己幼稚可笑的石涛,转眼间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步入晚年,感慨自己一无所成。
这与那个站在黄山山巅的石涛,喊出狂放的自我的石涛,激烈、壮怀、唯我独尊的石涛,是同一个人。
历史上很多文人,是在仕途的坎坷中疲顿,进而走向林泉的治愈之中,最终归于深沉淡然。而石涛走了相反的路,在黄山纵情的他,对这种单纯的生命底色心有不甘,义无反顾踏进红尘。而晚年,他脱掉僧服,自号“大涤子”,留下一个巨大的叹号。这样的生命节奏,令世人惊愕。
我一直关注自画像,其中传递画家对自我的认知和期许。石涛传世《自题种松图小像》,正是在黄山居住期间所作,画得自己非常清秀,穿僧衣,拿锄头,双眸清澈,意态闲适,风神潇洒。前面有小松三株,像是刚刚种下去的。左侧有修竹一株,右边有未种的小松。
读完石涛一生,再回过头来看这幅自画像,会清晰地感知,石涛种下的,是黄山松。黄山松,是最干净的松。它们不是从泥土中而生,而是从石里生长,林立空中,卓尔不群,真正风餐露宿的仙子。
黄山松,该是天才石涛的本来面目。
文学报20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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