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乾隆皇帝震怒,引出金瓶掣签的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一)

清代的西藏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的混合社会,常出现重大事件由神谕定夺的情况,形成了四大护法神巫系统:拉穆、乃琼、噶栋和桑耶

其中的乃琼护法,虽几乎贵为达赖喇嘛的御用护法神,但拉穆护法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冠盖群伦,尤胜乃琼一筹。

由于在众多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拉穆神巫名动天听,多次出现在清朝君臣奏对之中,甚至让乾隆皇帝震怒,指名道姓得下旨斥责,并最终引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金瓶掣签制度

拉穆护法究竟做了什么,引得雷霆之怒呢?

皇帝下旨斥责后,拉穆护法又命运如何呢?

且待我从头细细道来!

故宫博物院藏——拉穆吹忠唐卡

拉穆护法也称“拉穆吹忠”,“吹忠”即藏语中“护法”之意,其主寺位于格鲁派祖寺甘丹寺东北不远处,两个寺院在历史上有很多渊源。

不过,拉穆寺的建成年代远早于甘丹寺,其建成年代,据说可以上溯至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卫藏十人”中的鲁梅大师。[1]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发起灭佛运动,卫藏(前后藏)地区的佛教势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灭佛的混乱中,有三位僧人带着经卷逃到了,今青海化隆县境内的黄河岸边。

他们在继续修行期间,收了一位当地本教徒的儿子为弟子。

这位弟子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有名的“东律始祖”喇钦·贡巴饶赛(“喇钦”意为“大上师”,是对贡巴饶赛的尊称)。

贡巴饶赛在化隆境内建丹斗寺传法,安多地区的佛教渐渐兴盛起来。

当时割据于桑耶寺附近的领主,对弘兴佛教有需求,在获知了贡巴饶赛大名后,便出资派遣一批人前去学习,这就是有名的“卫藏十人”,鲁梅是其中之一。

据说贡巴饶赛对鲁梅评价极高,认为“戒行严谨,可任堪布”,在鲁梅学成回藏前,他向师傅请求赠送一件纪念品,贡巴饶赛将头上戴的一顶沾着黄土的帽子相赠,并说:“戴上这种帽子,你就会想起我。”

鲁梅回到西藏后(978年),宣讲戒律严格的教法,修复了遭废弃的桑耶寺,培养出一批号称“四柱八梁三十二橼”的弟子。传法期间,他在拉穆地方修建了拉穆寺,这是后弘期以来前藏第一座佛教寺院。

据说鲁梅大师的亲传弟子,为表示不忘根本,都佩戴由师傅传下来的一种有黄色饰边的“修行帽”。

等到宗喀巴大师(1357~1419)入藏学习期间,他对当时僧人的戒律松弛、生活靡费深恶痛绝,希望恢复鲁梅时期的严格律法。

故于1388年,开始佩戴黄色僧帽,由此宗喀巴大师所创建的格鲁派,便被称为“黄帽派”。

这其实是在向鲁梅大师倡导的,严守戒律的思想致敬。

鲁梅弟子学成后,于各地创建寺院,授徒讲法,主寺拉穆寺反倒渐渐隐身于史料之中。

如果没有一段神奇的机缘,可能拉穆寺会像很多寺院一样,消失在记忆之中。

给了拉穆寺重生机会的是梵天护法神

梵天本是印度教里面创世神,不知何故在佛教密宗里,成了“贪欲”的象征,被众多密宗护法神踩在脚下。

但同时,梵天护法神又享受着“世间护法”的神格,甚至在藏地史诗《格萨尔王传》里,被塑造成格萨尔王在天界的祖父(一说是父亲)。

对梵天在藏传佛教里地位变化有了解的朋友,请留言解惑,老布不胜感激。

廖东凡先生在《雪域西藏风情录》一书中记述,大约在明朝时期,有一位途径拉穆地方的行者,突然抽搐在地,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引得附近人的都来围观。

他抽出短刀在崖壁上刻下一尊“赛朗天王”像,并自称被大梵天王附体,成了著名的拉穆吹忠。此后,拉穆吹忠父子相传,到西藏解放前共传了十三代。

此后,拉穆吹忠便常驻于拉穆寺中,由于拉穆寺与甘丹寺距离很近,两寺之间有很多渊源,可能在拉穆吹忠与宗喀巴大师之间有过某种互动。

甘丹寺两大札仓中的“夏孜札仓”,便奉梵天神的怒相为护法神。寺内每年都举行祭祀梵天的活动,遇到疑难大事也都请拉穆降神。

随着格鲁派在西藏影响力日隆,尤其是固始汗带兵进藏,扫平了格鲁派的对手,拉穆吹忠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了四大护法之首。[2]

五世达赖喇嘛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后,拉穆忠吹降几乎成了格鲁派的御用护法神。例如赴京觐见大皇帝前,都由拉穆降神卜问吉凶。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进入了一段动荡的岁月。格鲁派政权中的第司(桑结嘉措)与固始汗的孙子(拉藏汗)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摩擦。当时新疆的西部蒙古势力准噶尔部,积极筹划染指西藏。但明火执仗的进军,容易引起警觉。

准噶尔部的首领心生一计,给拉藏汗下了个套。

他给拉藏汗送信,提出两家结亲,自己的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

拉藏汗的儿子,早就在暗恋这女孩,一心想促成婚事。但作为和硕特部的首领,拉藏汗对准噶尔却心存警惕。

父子争执不下间,便请拉穆降神定夺。

神谕给出了一个很模糊的意见,“池塘布满杂草,池水全被覆盖,双脚伸进池塘,小心没顶之灾。”

父亲认为神谕大凶,儿子认为大吉。

如此截然相反地解读,只能第二次恭请神谕。

再次降下的神谕变得更加含糊,“强迫无济于事,当知珍惜之理”。

这下彻底没法解读了,拉藏汗在儿子寻死觅活的要求下,迫于无奈答应了派他去新疆迎亲。

早有预谋的准噶尔首领,以送新人回藏为理由,派六千精锐取道阿里飞速进军。阿里总督发现异状后,急忙向拉萨汇报,拉藏汗又一次找拉穆吹忠降神,这次神谕倒是给出明确的意见,“茫茫之中起旋涡,边境之地有凶险”。

可有了前两次莫名其妙的神谕,这次拉藏汗对神谕并未在意。等到准噶尔兵至纳木错,才匆忙准备抵抗,结果兵败被杀,和硕特汗庭覆灭。

拉藏汗死了,拉穆吹忠反倒声名更重。

除了备受前藏格鲁派高层推崇外,拉穆吹忠还与后藏格鲁派的班禅世系,也关系密切。

五世班禅圆寂后,需要定夺转世灵通的方位,拉穆忠吹降神称:“扎什伦布寺之主,已降生于扎西孜”。[3]

随后寻访人员,果然在南木林县的扎西孜村,找到了一个候选人,再经过拉穆吹忠降神确认(此时尚无金瓶掣签制度),认定是转世灵童。这便是在北京西黄寺,身染天花圆寂的六世班禅。

有了这份香火情谊,六世班禅及其家族与拉穆吹忠关系甚佳,不但定期邀请至扎什伦布寺做客,还赠予了“达尔汗额尔德尼”的尊号。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

乾隆皇帝为防止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乱局再现,特意赐封第穆活佛“掌办黄教事务吉祥诺门汗”的名号,命其在达赖喇嘛亲政前,代行职责,首开摄政活佛制度。

同时,又命自己最信任的章嘉活佛赶赴西藏,主持转世灵童的寻访和确认。

当时寻访到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来自理塘孩子,另一位是出生后藏的孩子。

但在认定哪个孩子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四大神巫中,有三个认定了理塘幼子,但六世班禅和拉穆吹忠坚定支持后藏幼子。

在章嘉上呈的密奏里讲道:“小僧窃思,班禅额尔德尼系唐古特(西藏)之众世代虔供大喇嘛,拉穆吹忠系名吹忠,其言唐古特人众亦极信服,倘不遵照班禅额尔德尼、拉穆吹忠审视之言确定办理,唐古特要员易起疑心,借故招致事端,亦难意料。

现经班禅额尔德尼几次验看,称后藏幼子系达赖喇嘛。且拉穆吹忠言称,日后倘有哲错可疑之处,我可承担等语。

故小僧即与第穆呼图克图密商,根据情形应确定后藏幼子为达赖喇嘛等因。”[4]

也就是说,章嘉在认定灵童中,主要是考虑了班禅的威望、拉穆的名气。

即便如此,在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撰写的《章嘉国师传》中,依旧记载了,一些格鲁派僧人认为一个山南出生的儿童是真正的转世灵童,拒不承认坚白嘉措是八世达赖喇嘛。乾隆闻报后,非常愤怒,下令将山南幼童,及其老师送到扎寺监视起来。[5]

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

虽然,章嘉活佛平稳完成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过度,但从乾隆心里来说,却未必真正满意。

因为此时,活佛转世已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大量活佛转世于特定家族,所形成的的利益集团,显然对清朝的统治不利。

例如,六世班禅的哥哥是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活佛、弟弟则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夏玛巴),妹妹是羊卓桑顶寺的女活佛。这次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与六世班禅是亲戚关系。

此后,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在八世达赖喇嘛的亲戚家,而青海佑宁寺的章嘉活佛却藏活佛,又与塔尔寺的拉科活佛是兄弟关系。

难怪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指出,“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

面对此种局面,清朝皇帝开始琢磨着怎么加以改变。

但这需要一个契机,直接硬来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机会便如期而至。

下篇我们会讲到,乾隆借一次兵祸危机,下旨痛斥拉穆忠吹,改变了转世灵童的认定规则。


参考书目:

[1] [3]、《拉萨胜迹探幽》_崔世鑫;

[2]、《雪域西藏风情录》_廖东凡;

[4] [6]、《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_王家鹏;

[5] [7]、《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和历史定制》_陈庆英、陈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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