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热爱苏轼

作者：徐晋如

苏轼与历史上因为自身性格弱点而郁郁不得志的才人完全不同，他的性情极真淳，为人极谦和，全无恃才傲物之气。其著《贾谊论》，感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认为“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可见其立论之忠厚，用心之良苦。

他分析说：“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入情入理，是深明人性的通透语。他甚至为贾谊擘画：“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痛哭”，指的是贾谊《论治安策》中的名言：“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从苏轼论贾谊，可知其明于出处之道，也懂得包容、妥协。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致书张耒，论王安石之强天下同于己，曰：“今天下文章之弊，皆起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嘉，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他认为有影响力的人，要尊重人们思想、学问的不同，如腴美之地，百草竞繁，荒卤之地，则仅生茅草芦苇。这样的见解，出诸民主之世的政治家，毫不为奇，乃竟出于君主专制时代的苏轼，是何等之光耀！

但是，尽管苏轼具有忠厚的性情、中庸的人格，却依然不能一骋其志。根源便在于，他对道的坚守，使得他始终不能为当道者所赏擢。亦正因他守死善道，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全盘推翻王安石所变之法时，他又不顾利害，为王安石的免役之法作辩护，遂又为旧党所不容。《宋史》本传评曰：“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一句足令读者下泪。苏轼之所以是我们所热爱的苏轼，便在于他服膺圣道，终身不易，死且不避，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徐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