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

楼宇烈/文

摘 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养成，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乐教育。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了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中国的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紧密结合，使得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常常也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文化艺术中的音乐绝不仅仅是为满足人们的一种生理欲望，而是为了促使人们达到一种理想的人格。任何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仅作为艺术家个人的主体意识表达，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境界表达，每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应该贯彻这种精神。美育的社会引导作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始终有一种体悟的精神贯穿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艺术深刻传达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而由艺入道相对比较容易。

关键词：艺术精神；礼乐教化；文化自觉；由艺入道

重视礼乐教化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所在。礼乐教化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礼教是伦理教育，乐教是艺术教育，而后者使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引导人们向善向上，强调文以载道、以道统艺。中国艺术注重表意，讲究体悟，要求艺术家在从事艺事之前应当树立向天道学习的志向，认识每种具体事物的本性，并建立起道德的自觉，这一点深刻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

一、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是人文的文化，体现出一种人文的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养成，主要通过传统礼乐教育。礼乐教育一方面讲的是“礼”，作为一种伦理的教育，体现出一种伦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是“乐”，作为一种艺术的教育，或者说是美育，体现出的是一种艺术的精神。艺术精神所包含的意义比一般的艺术教育或者艺术种类宽泛得多，它并不是指诗歌、绘画等具体的艺术门类，而是指体现艺术追求的境界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超越了具体艺术的一种精神。

可以说，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伦理的精神与艺术的精神，两者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即“别异”“明分”，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即建立社会秩序。按照传统的说法，乐是用来“统同”“合群”的。社会是一个群体，用礼教将其分成各种不同的身份、地位、等级，明确各自不同的责任、权利、义务；同时又通过乐教使不同等级的社会达到和谐一体。人们通过乐表达志向、情感，通过乐来交流，从而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国文化中的礼与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合格的人、有高尚品德的人。过去常讲，中国历史文化是一种伦理的文化，这种看法有其片面性，只看到了礼教而忽略了乐教。其实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视乐教的。古代社会看起来好像非常严肃且等级森严，其实它也是非常和谐的。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如果不了解乐教，不知道中国文化是充满艺术精神的一种文化，那么这种了解就是不够全面的。

中国的文化是艺术的文化。一讲到艺术的文化，我们自然会想到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单从文学上讲，就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从音乐上讲，我们的音乐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有传统艺术，还把外来的音乐、舞蹈都吸收进来，使之变得异常丰富。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有琴、棋、书、画。如果继续上溯，还有六艺即诗、书、礼、乐、射、御，都是艺术宝库中的精髓。比如古琴和昆曲：中国的古琴是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弹拨乐中最古老的一种乐器，到现在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了；与印度的梵剧、希腊的悲剧、日本的古典戏剧相比，无论是从剧本的文学艺术、音乐演唱艺术，还是舞台表演艺术以及整个戏曲理论体系来讲，中国的昆曲都更胜一筹。希腊的悲剧早已消亡，只剩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印度的梵剧只零零散散地存在于现代印度舞蹈中；日本能剧的历史比中国的昆曲要早几百年，但它从剧本到唱腔，再到表演艺术理论都没有昆曲那么完整和丰富。因此，昆曲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剧种中保存较为广泛的。中国的昆曲、古琴已先后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例子说明，中国的某些艺术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其价值无法估量。

中国的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紧密结合，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经常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在根本上，道德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是完全融通、合二为一的。不仅如此，中国人还把艺术精神贯彻到日常生活中。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是艺术的生活。总之，中国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礼乐教化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乐教从狭义上讲，是指音乐教育。中国古代讲的音乐包括诗歌、舞蹈在内，内容非常广泛。广义上讲，乐教指所有的艺术教育，或者美育。对于乐教，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主张通过“乐”完成对人的培养，把“乐”看作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古人把音乐教育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们认为，音乐是最迅速、最深刻的感人方式，音乐可以移风易俗。《礼记》中的《乐记》是讲音乐的产生和音乐的社会功能，不仅指音乐这一门艺术，还包括了整个艺术教育。《乐记》首先考察了音乐是怎么产生的，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礼记·乐记》）就是说音乐是由人心所生的，而“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乐记》），感情在心里发动，就用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声音并不等于音乐，还必须“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声音经过修饰编排之后叫作音。有了音还不是乐，必须“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礼记·乐记》），将音节联在一起，有了大小、高低、快慢变化才形成了乐。

乐是由音生成的，而“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记·乐记》），音乐是感情的一种迸发。感情聚集后通过声表达出来，声经过修整之后变成音，音经过编排再成乐，乐就是这样产生的。“物之感人无穷”，人们每天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物，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一个人的好恶没有节制的话，就难免会被物化。人如果被物化了，就成了“灭天理而穷人欲”了，必须要用正确的乐来引导、节制。因此，“乐”实际上是教化民众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是把礼乐和刑政放在同等地位来看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礼乐和刑政最终的目的完全一样。“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声音的道理跟政教是相通的。《乐记》中辨明了音乐的几个层次：第一层是“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即只知声不知音就跟禽兽一样；第二层是“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即普通人只知道音而不知道乐；第三层是“唯君子为能知乐”，只有君子才能知道乐。《乐记》认为礼和乐是相互配合的，将“乐”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进行强调。同时，它还认为音乐对人的感受力、震慑力是最为强大的，即：“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如果音乐教育进行得很好的话，那么人们会耳聪目明，血气也会和平，并且能移风易俗，这样天下就会达到一种安宁、和谐。

显然，在中国文化中，音乐绝不仅是为满足人们的生理欲望，而是使人们达到理想的人格。“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礼记·乐记》），“道”即一种人格的境界，而“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礼记·乐记》）。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通过乐来引导社会风气、培养人们的情操。形式固然重要，但只是停留在外在形式上，根本不是乐的本质。“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礼记·乐记》），乐并不是指奏响黄钟大吕，唱歌、跳舞都是音乐的末节。其实，此类思想孔子也讲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真正的乐教，或者说艺术的精神，是通过外在形式寻求人生最高的境界。音乐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品德与德行，而不是培养人的艺事，“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礼记·乐记》）。德行是最高、最重要的，而艺事是其次的。艺术不是一种竞技性、表演性的活动，六艺“诗、书、礼、乐、射、御”中，“射”跟“御”实际是体育活动，但其本质不是竞技性、表演性的，而是要通过艺术、体育等活动来陶冶性情，以寻求人生更高境界。《乐记》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把艺事放在第二位。通过艺术，人们追求人生的根本道理。陶冶情操，提升人生境界需要由艺入道，同时要用道来统摄艺，这应该是中国乐教中最根本的精神。

二、中国艺术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功能

任何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仅作为艺术家个人的主体意识表达，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境界表达，每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应贯彻这种精神。可以说，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艺术精神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有人提出，中国没有艺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或者是政治意义，而没有凸显艺术自身的独立性。因此，近代以来很多人都在探讨所谓艺术的自觉。他们认为，艺术的自觉就是艺术能够脱离政治，只反映艺术家的个人追求。或者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也就是说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不去管其内容对大众究竟是有利还是无利，只有这样艺术才是自觉。这是一种误导，现在很多美学研究、艺术研究，都把“什么叫作艺术的自觉”作为重点讨论的问题。

就中国历史发展而言，很多研究者认为，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的艺术才开始进入艺术的自觉，因为魏晋时期强调人个性的张扬，强调尊重自然，与先秦两汉以来强调乐教要服从于伦理的原则、服从于治国的理念、服从于人格境界的提升相比，艺术好像完全成了人自然个性的充分表露。其实，这里也存在一个误区。魏晋时期，确实强调人的个性，强调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要解决人的自然本性与整个社会礼教的要求与束缚，产生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潮。代表人物就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阮咸等非常强调狂放、放任。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批人之所以这么狂妄，很大程度上是为躲避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通过表面的狂妄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内心并非真正是放任的，相反，他们是非常重视礼乐规范的。譬如，阮籍虽然非常狂放，但教育儿子决不能学习自己的放荡不羁。嵇康虽放任却明确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养生论》中说，完全放任自己最后会害了自己。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家们是有社会责任的，艺术必须要有鲜明的社会伦理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艺术的这种定位，对于艺术和人格培养之间关系的诠释是非常重要与准确的。每位艺术家都应具备非常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而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很难讲社会风气会被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是非常可怕的。之所以说明这个问题，是因为现代社会在乐教方面实际上是相当放任的，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很坏。现在有些艺术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因此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乐教，或者艺术教育、美育教育的看法，对现代人而言非常重要。

美育的社会引导作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西方文化通过宗教进行道德教化和艺术教化，西方艺术中有90%都涉及宗教艺术，礼乐的教化大都通过宗教进行。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形式，如果我们抽掉关于做人的道理和人际关系的教化，而仅仅去学习西方近现代以来所谓张扬个性的表达，就会失去自己的根本。在根本问题上，西方宗教规定的伦理道德是根深蒂固的，它就是西方的道德防线。除去现象上个性张扬的表达之外，西方还有非常传统与深入的宗教教化。而中国如果抛弃自己的礼乐教化，去学习西方的张扬、放任，但又没有西方那种宗教教化，就会失去自己的道德防线，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的许多艺术曾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譬如以前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他们对做人道理的学习大多通过艺术教化完成，说书、演戏等都给了他们学习做人的途径。尽管老百姓大多不识字，但对于做人道理的把握，可能比那些识很多字、有很高文化的人还要准确。而在知识分子中间，是非常强调艺术修养的。艺术创作者要在作品中寄托志向、人格，或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而艺术接受者要从作品中体会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

人们对于好的诗篇和散文常评价为“脍炙人口”，因为好的作品不仅辞章华美，更重要的是寓意深刻。宋代学者周敦颐的《爱莲说》，虽然很短但其中的寓意却非常深刻。通过对牡丹、菊花、莲花的比较突出了三种花的品格，更凸现了喜爱这三种花的人的不同追求。中国古代散文中，《岳阳楼记》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其中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慨叹，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这样的名句，不仅辞藻优美，而且含义深刻。对联里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未出土时就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描写的是竹子，非常贴切。从中可以体会到做人的道理，人应该像竹子一样，要有节操，就算到了再高的地位，也还要虚心，要谦逊有礼。艺术精神就是这样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它引导人们向善、向上。因为在艺术精神中包含着社会责任——文以载道，艺术不只是为满足欲望，更重要的是用来教化民众、和谐社会、休养生息、陶冶情操。因此，不能玩物丧志、好恶无节，而应当通过艺术提升修养，通过文以载道、以道来统艺，提升欣赏趣味、审美境界，进而体悟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在人生修养或者文化修养中不仅要有伦理修养，而且一定要包含艺术修养。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现在的艺术教育特别是所谓课余的艺术教育，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功利性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不仅不能起到陶冶性情、体悟人生的作用，反而会助长、滋生功利心。因此，如何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正确把握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涵，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中国艺术的美学意蕴与生命体悟

中国艺术强调社会功能，这是从艺术及与其社会功能的关系来讲的。从艺术本身的特征来讲，应该说中国艺术更强调表意，而不强调形式。孔子讲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其中更为强调音乐的内容。这种注重表意的特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得到了理论支撑。而该理论支撑源于玄学家，他们在解释《周易》时归纳总结出来的。笔者认为，两汉注重《周易》的象数，而魏晋玄学注重《周易》的义理。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家王弼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得意忘言。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

其实，卦象也好，彖辞、卦辞也好，爻辞也好，都只是表意的工具。人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去掌握意，而不是停留在象和言上。我们的目的是得意，得意以后可以忘言，也可以忘象。只有真正忘掉象和言才能得到意，而“言外之意”是庄子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玄学以周易老庄作为最基本的依据，《庄子》中讲工具和目标的关系：“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王弼也用庄子的该观点解释言、象、意三者之间关系：“故言者所以明象，犹蹄者所以在兔，筌者所以在鱼，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也。”这就形成了中国思想中强调获得意义是第一位的特点。而获得意义并不是一定的，它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会去把握的。汉代董仲舒就认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也就是说，《诗经》是可以由每个人自己去体会的。《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有人认为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而理学家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男女爱情，还蕴含着“后妃之德”。这种“《诗》无达诂”的精神就等于得意忘言。把握一个意思而不只停留在语言上，这形成了中国艺术非常重要的特点——文以载道，创作者在其作品里寄托个人的志向、追求、理念或者理想。欣赏者也可以通过作品体会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其并不一定还原到作者想要寄托的原意。也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考据问题，而是体悟问题。因此，就中国艺术来讲，创作者有创作，欣赏者同时还有创作。现在人们对于一些内容的理解可能已经完全离开了其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例如，从诗本身来讲，《登鹳雀楼》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一次实时实地的描述。王之涣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说是即景而生。但后人欣赏完全脱离即景，将其中的“意”抽出来。特别是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引申、发挥出更深层的寓义。

中国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双重创作，强调内涵而不看重外在形式。创作是以立意、传神、韵味、吸引、生动作为最高标准，如果只是形似而不能传神的话，那就不是上品。而欣赏要得意、会心、体悟、回味无穷。如果只是看一看这幅画表面上像或不像，就没有意义。苏轼曾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新画折枝二首》）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特点。要谈论画，不能从外形、外表来看它像不像某个东西。如果只追求外在形似，就跟孩子的见识一样了。如果一首诗表达的东西，欣赏者却领会不到言外之意的话，那他一定是不懂诗的人。苏轼的话很有代表性。欧阳修也说过类似的话：“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盘车图诗》）艺术到了高妙之处是无法言谈的，完全靠个人的体悟。欧阳修认为，应该这样欣赏梅圣俞的诗：“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盛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于意，不可得而言也。”（《书梅圣俞稿后》）他用音乐比喻诗，从创作者和欣赏者角度来讨论。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讲的是心灵之间的沟通，一个是得于心而应于手，一个是得于心而会于意，都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内容跟西方艺术理论或者原则，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有一种体悟的精神贯穿在艺术的各个方面。譬如古琴，它是礼乐教化中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一种乐器，“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因为琴或者瑟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陶渊明认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列传第六十四》）只要能够把握琴中的意趣，又何必非要弹出声音来呢？很多东西是需要个人来体会，并在体会中把握的。中国文人强调琴棋书画，而琴是排在第一位的。东汉时有部文献叫作《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是汉章帝召集的一次会议的记录，是将儒家的治国和人生修养的理念规范化、制度化的一部文献。这部文献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都有规范，对礼乐教化的功能也有说明：“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含有禁、禁止的意思，它能禁止人的邪念，使其归于正道。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对于琴的作用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一个共同的认识。汉代著名学者蔡邕讲：“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操》）“反其天真”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回到它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说琴是用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防止其流于邪淫，是用来修身养性的。一直到近代，对于琴的基本认识都是这样。同样，其他的音乐形式也都起这样的作用。

中国的艺术非常重视效法自然，不仅仅是效法自然界多姿多彩的山水草木，更多的是效法自然界所呈现出来的本然状态，因此，自己内心对于人生和生命的体验就更加强烈了。《画论》中论述：“万事造画，终得心。”要做好一门艺术，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北宋著名画论者郭若虚认为：“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图画见闻志》）我们看古代各种各样的画，创作者都是一时的才俊，或者是隐居在山林里的高士，而且这些人都是“依仁游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志于道”，要树立向天道学习的志向。“据于德”的“德”意思就是得到，天的本性是天道，从天道那里得到事物具体的本性，就叫作“德”。道是一个总体的、自然的本性，德则是每个具体事物的本性。“依于仁”，要建立起一个道德的自觉。最后才能“游于艺”，即从事种种的艺术行为。中国古代的“艺”，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狭义的艺术，是包括所有的技艺在内，指艺事。“道”和“艺”是相对的，“道”讲的是总的原则，而“艺”讲每件具体的事情。“游于艺”指所从事的所有事情，而在此之前必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郭若虚强调，不管是社会才俊还是远离社会的隐士，都是依仁游艺，都是“探赜钩深”的。所谓“探赜钩深”就是探求宇宙自然的道理，探求人生的道理，他们把这种高雅之情“一寄于画”。而如何才能达到气韵生动？首先要看人品，人品已经很高了，气韵就会随之增高；气韵既然已增高了，生动自然就有了。所以，气韵生动不是光靠技术就可以得来的，关键是看人品修养，也就是欧阳修讲的“得于心”。得于心才能够应于手，人品是最重要的。

近代著名画家陈衡恪讲到文人画时，就指出了文人画的特质。他认为，文人画有四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情。这就是中国的艺术，它不是把技巧、技术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作者的人品、见地、思想、学问放在第一位，并非从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功夫，而是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意义来。中国艺术的这些特点与其强调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理论上也得到了“得意忘言”这种思维方法的支撑。言外之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可以说体现在各个方面。譬如读书，书读得多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聪明，还要看他是否能从书本里跳出来。得意忘言，就是要求不但要进得去，更重要的是出得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书本内在的精神和要点。

中国人强调不能停留在文字上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都是在文字上面下功夫，大多通过文字来分析。而中国恰恰要求个人透过文字去把握内在的意义、要领或者精神。禅宗六祖惠能为法达说《法华经》的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一点。法达禅师自小开始诵读《法华经》，却始终不能参透其中要领，参见六祖惠能时，“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惠能大师指出其犯了“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的过失，并作一偈，其中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久不明己，与义作雠家。”惠能大师说，你虽然诵了30年《法华经》，但不得要领，是被《法华经》转了，你应当辕《法华经》，不要被它的文字所束缚，要通过字面去把握它的根本精神。法达一听，恍然大悟，以偈赞颂说：“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从此领悟了《法华经》与禅宗的精髓，不再执着于文句，同时“亦不辍诵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中国的艺术品才能够反复被欣赏与体会，领悟其中的道理。同样是一幅画，用不同的心情去欣赏，会有不同的体会；不同年龄的人去欣赏，又会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因此，艺术的生命力是恒久的。中国的这种艺术精神，使得每件艺术品的生命得以永恒，可以随时随地给欣赏者全新的体验，实际上也是重新创作的机会。

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述而不作”的传承方式来思考，会得到相同的启示。中国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传统经典的不断阐述来发展创造的。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就是“三玄、四书、五经”。其中，“三玄”和“五经”中的《易》相重，《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归并之后实际上有9部根源性典籍。根据这9部书，后人又阐发出很多道理，而这众多的道理又可以统领到这9部典籍中去。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文化，既是一散为千方的，同时又是百用而归一的。如果被经典束缚，思想就会止步不前；如果领会了，就能从这些经典中翻造出无数新的思想。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造，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创造。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进行不断反复的研究中才会出来更多的新意。现在主张原创性，其实离开传统的创新是不能长久存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不断去阐释、欣赏。如果离开传统这片土壤，根本不会长出创造的新芽，佛教《百喻经》中“空中楼阁”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同样，如果抛弃了中国文化中的这些传统，不但得不到楼阁，中国艺术也会因此而消亡。

中国的传统艺术深刻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这不仅是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也包括艺术自身的特点。通过艺术教育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才能体会人生、体验生命。中国艺术强调经营布置，即将各种关系处理好，有无虚实、刚柔动静、远近疏密、轻重浓淡、高低缓急等都要处理好。不要以为把画布画满才漂亮，有的时候空着恰恰是最好的。《琵琶行》中“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没有声音其实也是一个音节，更有别样的效果。清代画家汤贻汾曾论述：“人但知有画处是画，不知无画处皆画。画之空处全局所关，即虚实相生法。”（《画鉴折览》）人只知道有画的地方是画，不知道没画的地方处处都是画。往往画中空的地方才是全局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虚实相生。把所有的格局、虚实、浓淡都布置得当，达到和谐，才是好的艺术。通过这些艺术思想，可以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因此，艺术的修养不仅使一个人懂得艺术，更重要的是能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智慧的人。通过一个人的艺术欣赏趣味，往往可以看出其人品的高下、做事能力的高低。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礼乐教化的精神，这些都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现在整个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精神，直接由道入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道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道理，很难理解，而由艺入道就相对比较容易。很多人都喜欢欣赏中国的古典诗词，读诗的时候不要仅仅停留在诗的本身，还要看一些诗论、词话来弄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诗词是这样表达的，这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是十分有帮助的。

（原载于《中原文化研究》 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