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内蒙呼和浩特绥远城将军衙署的营建，表面上看隔着个明朝，不关元帝国的事情，实则骨子里面还是被成吉思汗的故事所激发的一种高度戒备。
它是清王朝为巩固西北边陲的稳定，奉行对大漠南北蒙古地区实施政治、军事统治的产物。
从乾隆二年二月，驻守在山西右卫的建威将军王昌奉旨改驻绥远城起，到清末宣统末年最后一任将军堃岫被北洋军人张绍曾所取代止，将军衙署历时172年。
清廷正式授封的绥远将军有78 任，均在此管理驻扎。
将军衙署的体制和作用，一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绥远将军克蒙额亲立在衙署大照壁上一块石额所书“屏藩朔漠”那样，始终未变。
号称“漠南第一府”的绥远城将军衙署，是统领满、蒙、汉八旗驻军及掌管西北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驻守的绥远将军，号为“建威将军”，拥有广泛的实权，除统帅绥远城的驻防八旗官兵、管理内蒙古西二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旗的蒙古王公、民众外，遇有战事，还具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节制沿边道、厅的权力。
绥远将军乃属清廷一品封疆大吏，是以国家大帅的身份驻节在这里的。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在公元前195年，出兵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乱，归途经沛县，邀集家乡旧友和父老兄弟一起饮酒，在宴席上他唱起这首大风歌。
歌声里的忧患和悲壮催人泪下。
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一直受外敌的侵扰，思良将镇边疆，其中演绎了多少波澜起伏的故事。
绥远城将军衙署是满族人修的，乾隆二年建这个衙署的时候，满人统治中原已近百年。
衙署内处处显示的却是汉族地域的文化体征：字画条幅，文房墨宝等。
看着就很有意思。
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字母数目和形体与蒙古文字母大致相同，使用了30余年。
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令达海对这种文字加以改进。达海利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表达原来不能区分的语音，规范了词形，改进了拼写方法，创制了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
改进后的满文有了比较完善的字母体系和拼写法，具有区别于蒙古文字母的明显特征。
俗称有圈点满文。
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
非常奇怪的是，清朝驻守蒙族地区的最重要衙署，却见不到一个满文字母；屋脊房梁刻画的却是江南山水。
戍边不论对将帅还是士兵而言，都是寂苦的事情；而且中原周边缺乏与汉族地域同等发达的地区，抢掠富庶的汉人区，似乎成了一些个少数民族的习惯。
侵扰和反侵扰成为边关常见的战争游戏。
康熙题写的衙署的二堂的匾额非常有趣，所谓“惠”字少一点，“民”字多一点，想要强调的是廉洁律己，实惠于民。
古代社会宣传的思想是君权神授，其实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没有一个朝代的皇权是老天爷给的，皆为尸骨遍野打出来的。
这样的政权如何打造出合法性来？深谙其道的有为皇帝关注百姓疾苦，改善民生，他知道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靠神授的屁话支撑不了多久。
中国皇权社会也有讲民意、重民生的时候，哪一个覆灭的王朝不是民怨沸腾而后倾覆的？
《后汉书·马援传》：“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族，攻杀长吏。马援率四千人征讨，至氐道县，羌占据山头固守，马援断绝其水草，不与战，迫使羌豪率数十万户，逃出塞外，余者万余人皆降。
“于是陇右清静”。
卫国即是保家，这是中国人的爱国观；而“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则是中国军人和有为男人的最高荣耀。
将军衙署的院角收藏着一些异域风情的出土物，很耐看。
尽管不能和中原地带的豪宅比，甚至逊于毗邻的晋商大宅院，但衙署的气派在当时、当地却是极其突出的。
官府的威严，很多是靠形式树立起来的，突出的气派所显示的居高临下，与刻意建立的官民距离感，也是树威的有效方式。
而在老百姓心目中，衙门的高大、气派、奢侈，恰恰是招致厌恶的东西，破旧、简陋的官府机构，往往能让人肃然起敬。
在衙署门前拍到一幕：宽大、森严的朱门，显示财富和喜庆的大红灯笼，尤其是悬于道旁的蒙汉双语书写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红幅，都使得这一孱弱老人的乞讨别具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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