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帖》：最早的私刻书法丛帖
北宋人潘师旦，缘何要摹刻这么一部书法碑刻的汇刻丛帖呢？这就要从宋太宗赵炅（原名赵匡义，后为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改名炅）诏命摹刻《淳化阁帖》的故事说起。
淳化阁帖
先说说《淳化阁帖》
据清人钱泳的著述《履园丛话》“宋刻”一章里记载，相传王羲之曾亲手书刻《乐毅论》，应当是刻帖之始；而至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年）先主李昪拿出秘府所藏王羲之书法真迹，刻成《升元帖》四卷，则应该是刻帖成部的开始。
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四方图籍都回归朝廷内府。而江南文物当中的许多前代书画墨宝，让继位的宋太宗赵炅喜出望外，因为他十分爱好书法，尤其偏好王羲之的书体。他随后在淳化三年（992年），诏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把宫廷内府所藏的历代名人墨迹，按照年代顺序编次进行系统摹刻，然后作为贵重的礼品，拓赠皇亲国戚及文武重臣。后来宋太宗停止赐赠，而刻版珍藏于秘阁，拓本社会上流传很少，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吧，就开始受到世人的追捧，尤显珍贵起来。因为刻于淳化年间，丛帖便称为《淳化阁帖》。又因它是刻于宫内，藏于秘阁，所以又叫《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
另据元明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书法理论家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记载，宋太宗命翰林侍书学士王著以枣木镂刻十卷，每卷末有篆题：“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与枣木镂刻之言相矛盾。至宋仁宗时，又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后却没有了先前的篆题。
履园丛话
《履园丛话》里，也有相关记载：“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诏命翰林侍书学士王著钩模三代、秦、汉、魏、晋、六朝、唐人诸名迹，汇刻为《淳化阁帖》，又有《秘阁前帖》，然大半皆仿书，或唐人双钩，随意集成，未必尽是真迹也。米元章、黄长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后，法帖盛行。仁宗庆历五年乙酉，僧慧超与希白临摹诸帖，刻石长沙，谓之《长沙帖》。”
《淳化阁帖》共有十卷，收录历代书法作者103人，420帖。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收汉至唐帝王19人书，计50帖；第二卷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收汉张芝至唐陆柬之等书家67人，计114帖；第五卷为古代法帖，收录仓颉至唐张旭等15人，又无名氏法帖6帖，共计23帖；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三卷计170帖；第九卷、第十卷为王献之书，二卷计63帖。十卷中字体有篆、隶、楷、行、草等诸种书体。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实质意义上的丛帖，“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明人潘之淙著述的《书法离钩》评价它“摹刻虽近肥俗，然深得古意，不见古迹，得此足矣。但人间罕得，今世人所有，皆转相传摹者”。前辈大家的书法作品借此得以收藏与流传，故而此帖有“法帖之祖”的美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宋代相关文献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又据《故宫博物院法帖资料》介绍，“澄心堂纸”是指南唐时产于徽州池、歙（今安徽歙州）地区的宣纸，因南唐后主李煜极为喜爱其质极精，细薄光润，特在宫中设造纸作坊，并以“澄心堂”作为贮藏之处，故名；“李廷珪墨”，则是指南唐制墨名家奚廷珪研制的墨，此墨墨色绝佳，深得南唐后主李煜赏识。奚廷珪因此而任墨务官，受赐国姓，易名李廷珪。他所制之墨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品”，庆历年间曾出现其墨价值一万钱的现象。
《绛帖》封面
《绛帖》选页
《绛帖》的由来
朝廷这种史无前例的刻拓制作行为，加之系列成卷的形式，方便了学书人和收藏者的学习拥有，真的是册卷在手，历代名人墨迹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客观上起到了推广倡导文化艺术的作用。
但《淳化阁帖》原刻损毁较早（有资料显示是发生了火灾），拓本又只是由皇帝赐给皇亲和近臣，所以很少能够流传到民间百姓手中。这样，为满足朝野更多的书学者和书帖收藏者的需求，以《淳化阁帖》为母本的私家丛帖摹刻便不令而行，逐渐兴起。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宋太宗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或宋仁宗皇祐、嘉祐年间（公元1049—1063年）潘师旦刻的《绛帖》，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释希白刻的《潭帖》，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始刻的《太清楼续法帖》，元祐七年刘次庄刻的《戏鱼堂帖》，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所刻的《大观帖》和王寀刻的《汝帖》等。
后人以为，最接近《淳化阁帖》刊刻时间的《绛帖》，就是最早的私人所刻书法丛帖，领一代风气之先。此帖后与《淳化阁帖》《潭帖》和《泉帖》一起，被世人称作“四大名帖”。
《绛帖》因由尚书郎、驸马都尉潘师旦摹刻于老家绛州（今山西新绛），故世人称其为“绛帖”，又别名“潘驸马帖”，《四库全书》之宋人姜夔撰《绛帖平》提要还称它为“潘氏析居法帖”。
作为一部历代名家书法碑帖的汇刻丛帖，虽然由于潘师旦个人力量有限，未能统一刻石规格，帖石长短各异，少数法帖甚至刻在井栏、台阶之上，但共二十卷的《绛帖》收集了我国宋代以前的书法名家之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书法丛帖发展史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绛帖》的帖选标准，虽然主要是以《淳化阁帖》的作品为增删母本，但是它的谋篇布局、作品筛选，与《淳化阁帖》仍有很大区别：《绛帖》前十卷中第一卷为诸家古法帖，第二至五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故宫博物院法帖资料》里注明第二至第五卷收入了三国锺繇、皇象书，晋王导、王洽等王氏一门书，谢安、谢万、山涛、索靖书，南朝羊欣、王僧虔、王筠、萧子云书，隋智果、智永书，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张旭、李邕、怀素、柳公权等书），第六、七卷为王羲之书，八至十卷为王献之书；后十卷中第一卷为大宋帝王书，第二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三至六卷为王羲之书，第七、八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九卷为唐法帖，第十卷是唐、宋法帖。
后据宋人总结，这种区别大致可分为六种情况：《淳化阁帖》里没有的作品，《绛帖》增有全卷；《淳化阁帖》里没有而《绛帖》增其人；《淳化阁帖》里有而《绛帖》删其人；《淳化阁帖》里有其人而《绛帖》增其帖；《淳化阁帖》里有其人而《绛帖》删其帖；《淳化阁帖》《绛帖》同有其人而《绛帖》却换其帖。故此《绛帖》所收佳帖极多，有李斯、诸葛亮、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张旭、怀素、李白、颜真卿等人的名作。而且在研究对比中发现，《绛帖》删去的作品，多为《淳化阁帖》里的伪迹，因而，其增删的资料更显可贵。
由于《绛帖》汇集了宋代以前的历朝书法精品，深得文人墨客喜爱，历史上对《绛帖》的评价都非常高。
宋人单炳文在《绛帖辨证》中写道：“淳化官本法帖，不复多见，其次《绛帖》最佳。临江帖大率与旧本同……不逮《绛帖》之遒劲也。”明人潘之淙则在他著述的《书法离钩》里这样评析：“绛帖，淳化之子，尚书潘师旦用淳化阁帖增入别帖，重摹刻廿卷于绛州。北纸北墨，极有精神，在淳化阁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高二字，骨法清劲，足正王著肉胜之失。然驳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憾。”
清人程文荣《南村帖考》，今人容庚《丛帖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等书中亦有关于《绛帖》的著录。宋代名家如欧阳修、姜夔等多有考证论述。及至清代，有大家翁方纲的考证之文。今人则张伯英、王壮弘、杨震方等更有专论。
《绛帖》的遭际与演变
那么，颇受书家学者好评的《绛帖》，为什么落到今天这种支离佚失的境况呢？这还得从它诞生不久就被人为瓜分的遭际说起。
就在潘师旦摹刻完成《绛帖》二十卷于绛州不久，他便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已将刻帖作为遗产，一分为二，前十卷归长子，后十卷归幼子。如此，诞生伊始就被潘师旦人为分拆开来的前后各十卷本《绛帖》，遂开始经历、演绎原碑主人所预料不到的存亡历程。
很快，先是潘师旦的长子因欠负官钱，他手中的前十卷《绛帖》帖石被官府没收，成为公库财物。当时的绛州知州显然很懂得书法，也知道这半部石帖的价值，所以就拨款让石匠重新摹刻后十卷的内容，使手头的《绛帖》重又完整成为二十卷。这二十卷《绛帖》被称作“公库本” 或“东库本”。
大概是官府补刻的行为启发了潘师旦的幼子，为了能够完整保存父亲遗留给自己的这份艺术宝贝，他也重新摹刻了前十卷，补成一部完整的“私家本”。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十五里，已经论及第一代、第二代《绛帖》之间的不同——单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复多见。其次绛帖最佳，而旧本亦已艰得。尝以数本较之，字画多不侔。炜家藏旧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内，今本多误，笔法且俗。”曹士冕曰：“帖总二十卷。元无字号及断眼数目。”单炳文、曹士冕各有摹刻本。世传潘氏析居法帖分而为二，其后绛州公库乃得其一，于是补刻余帖，名东库本。第九卷之舛误，盖始于此。
这样，就同时有两部《绛帖》石刻或拓帖本存在于绛州城中，实际上成为《绛帖》的第二代。我们现在都可以想到，两部《绛帖》，就像两列长长的碑廊，上自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六朝，下至唐、宋时期，从李斯、诸葛亮、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到张旭、怀素、李白、颜真卿等名家的篆、隶、楷、行、草等诸种书体墨宝琳琅满目，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艳羡的两道艺术景观呀！
可是好景不长，在北宋遭遇灭亡的“靖康事变”当中，“公库本”和“私家本”两部《绛帖》双双落入入侵的金人之手！还有一说，认为原石刻不久就毁掉了，只有拓本传世。
金人并没有刻意毁坏它们，而是因喜爱而再三摹刻。金崇庆初年（公元1222年）高汝砺重刻的《绛帖》为十二卷，于是又产生出新一代的《绛帖》，时人又称它们为“新绛帖”。明清两代市面所见，就多是这种金刻十二卷本，包括坊间伪造的《绛帖》也多为十二卷本。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记载，为了避金朝皇帝完颜亮的名讳，《新绛帖·庾亮帖》内的“亮”字，都缺右边转笔，也称“‘亮’字不全本”。
但是以上诸石，传至南宋，竟就佚失不存渺无踪迹了（当代碑帖鉴定家王壮弘在《碑帖鉴定》一书中认为是金元期间被当作炮石而销毁无踪了），拓本也再没有见到整本流传的。及至明、清时期，私人与坊间翻刻者很多，分支繁衍，有重刻新绛本，北方别本，武冈新旧本，福清、乌镇、彭州、资州本，木本前十卷等，其中也包括十二卷的《新绛帖》和伪《绛帖》。虽说都源于《绛帖》，但都难以追究它们的根由所宗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版本都已与宋代刻本没有关系。
著有《江村消夏录》的清代著名学者高士奇，曾在自己收藏的《绛帖》后题跋道：“宋拓绛帖第一卷宋太宗书、第二卷历代帝王书，其书法结构与别帖迥异，所谓下真迹一等也。纸墨古香，尚是宋时装者。得于燕市垂三十年，无有与之似者。同时又得第三、第四，与此正同，惜延津之合无时，然吉光片羽，何须全耶！康熙庚辰重午后一日梅雨初晴晒阅书帖题识于后。”从中可以窥见《绛帖》原本支离破碎的惨况。
宋人姜夔的《绛帖平》中也录有“残珪断璧终可宝也”的前六卷《绛帖》。据《四库全书》所收录《绛帖平》的“提要”交代可知，绛州公库补刻《绛帖》后十卷余帖的“公库本”（或“东库本”），逐卷各分字号，以“日月光天徳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书”二十字为每卷之区别，而《绛帖平》所载《绛帖》部分的字号止于“山”字，即是《绛帖》的前六卷。其“河”字以下亡佚十四卷。
还有一则贴在网络上的传闻，很感人，也辑录于此——
1948年的一天，著名收藏家杨鲁安在天津一个书铺中见到一本绛帖，特点是帘纹纸，墨彩油黑看上去很不错，内容是绛帖的卷七卷八，所珍贵的是拓本后边有赵子昂的收藏印“水晶道人”。杨鲁安发现了宝贝，喜形于色，意欲购置，但老板说该物是张之万的后人拿来卖的，还未定价，不便拿走。此事杨在不经意间走漏了风声，被卖主得知，待他一个星期后再去时，卖主已拿回去了，后来不知高价卖到了何处。与宝物失之交臂，令杨老十分惋惜。不过，老板把偷偷从原物上面撕下的两篇转给了他，总算得到一点安慰。他曾让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著名金石学家）次子王汉章看过此物，言极为珍贵，属于国宝级。杨老一直当宝贝珍藏着，希望能有一天使其与原物合璧。
研读至此，不免为《绛帖》的支离破碎而心生感叹。
宋刻《绛帖》存世稀少，至明、清更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连明、清刻本也是难得一见了。这些残册，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博物馆以及日本书道博物馆。现在，故宫所藏的配补宋方楷旧藏本，其中前十卷中的九、十两卷及后十卷中的七、八两卷为真本，钤“方一轩”等印。该帖宋刻、宋拓、宋装裱，绝无仅有，贵为珍宝，称为法帖之祖。拓本尺寸每页纵25.6厘米，横20.7厘米。
但在《绛帖》的诞生地——运城市新绛县图书馆，却拥有一部多年珍藏的十二卷本《绛帖》孤本，墨色清晰，拓本精良，书品尚美，曾于1999年8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而且，据《绛帖小考》作者毛上虎先生于文中叙述可知，新绛县民间还有一种内府本《绛帖》存世，仅余八卷一册。据藏家考证，此本原应有序，先藏于内府，有“世子读书”印记，后经明人项子京和清人孙承泽、王友松、行知省等藏家之手，流传至今。
关于伪《绛帖》
2009年春，在北京万隆有限公司成立10周年之际，该公司隆重推出一部古籍拍品，据称是“难得的宋拓《绛帖》”。拍卖方明确介绍这部由台湾回流的《绛帖》，属于整套十二卷本中的九卷，其他三卷据悉已流往日本。九卷内容分为古仓颉书、汉义郎蔡邕书、晋中书令宪侯王献之书、晋建威将军刘伶书、宋明帝书、唐殿中丞李廷中书、唐长史张旭书、唐孙过庭书。每卷后有“淳化五年岁在甲午春正月潘师旦奉旨摹勒上石”署名落款……
这次十二卷本《绛帖》中的九卷的现身，再次引起书家学者关于《绛帖》真本、伪本的争论与研究。
早在清代，就已经有书家学者批评揭露坊间伪造《绛帖》的恶劣现象。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里，就专列“伪法帖”一章加以叙述——
更有奇者，买得翻版《绛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以新纸染色拓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绛帖”，即原刻也，二曰“星凤楼帖”，三曰“戏鱼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
其实在北宋时，就兴起了对《绛帖》的辨伪鉴真研究，至今见于著述的有《跋绛帖》《绛帖字鉴》《绛帖释文》《绛帖评并序》《绛帖考》等，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理据。
今人林荣华发表在自己“飘逸轩主人”博客上的文章《故宫博物院法帖资料》里，也引据相关文献介绍说，《绛帖》原石刻后不久即毁，有重刻《新绛帖》及十二卷《伪绛帖》，后者是卖帖的店铺为赚钱而伪造之物，每卷后均刻“淳化五年潘师旦奉旨摹勒上石”等字样。第一卷是上古及秦、汉人书，第二卷为汉、魏、晋人书，第三至五卷为王羲之书，第六、七卷为王献之书，第八卷为晋人书，第九卷为宋、齐、梁人书，第十至十二卷为唐人书。据钱泳《履园丛话》所记，大抵为明、清时帖肆（店铺）所作。帖肆将翻刻绛帖加刻年月，钤收藏家印鉴，用来冒充宋石原拓，翻刻很多。
曾在“广州购书中心”网站上读到一篇由陈恒宽、潘灿峰撰写的《题康有为藏〈绛帖〉辨析》，文章专门以题康有为所藏的十二卷本《绛帖》为例，具体剖析了十二卷本的作“伪”漏洞。
作者认为，潘师旦所刻原石没有题帖名，也没有署年月，只因他是在绛州刻成此丛帖，所以世人称之为“绛帖”而已。那么每卷卷首加“绛帖卷第×”，卷末加“淳化五年，岁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师旦奉圣旨摹勒上石”，正好弄巧成拙，露了马脚；而各卷卷末所署“潘师旦奉圣旨摹勒上石”，把私刻称为奉圣旨摹勒，更显出作伪者的无知，因为《淳化阁帖》由皇家钦命刊刻于淳化三年，怎么会时隔两年又另命人重刻呢？
作者又比较了《绛帖》十二卷本与二十卷原刻所收各帖内容与编次的差别——原石卷首为诸家古法帖第一……伪本卷首题为“绛帖卷第一”……；原石次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二，载张芝冠军帖……伪本则题为“绛帖第二”，蔡邕定册帖……；原石第三为晋太尉庾亮书箱帖……伪本第三为“王羲之霜寒帖”……
十二卷本这风马牛不相及的序目，足证其伪。虽然帖末跋文强称此本源自宋石，却又不能举证源自宋石的理据，模棱两可，实为自欺欺人之词。
最值得称道的，是两位作者对十二卷本《伪绛帖》丛帖应有价值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因为《绛帖》宋石早已不存，以后演化的几代翻刻，虽是繁杂，但也传世绝稀，国内几家大博物馆都没有完整本。《绛帖》由于去《阁帖》时间不长，历来为世人重视。既无原本流传，十二卷本虽是伪刻，也多少能传递一些古代的书法信息，起到一种无奈的补缺作用。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新绛县图书馆所藏的十二卷本《绛帖》，所据底本与题康有为藏本为同一坊刻系统，但又非同一刻本。康有为本跋尾无“驸马”印，而山西版底本则有伪添的“驸马”印。这也足以证明，《绛帖》十二卷本失传后，在明清时期伪刻纷繁庞杂的程度。这也是《绛帖》历史的一个证物。而且《绛帖》十二卷本已历经了一二百年至三五百年不等，虽非宋代原刻，但它也证明了伪刻《绛帖》的历史真实性，因而具有了不可泯灭的历史性，同样属于值得珍藏的文物。
文章介绍到这里，又想起查阅《欧阳修集》时，在《集古录跋尾卷十》“小字法帖二”条目下读到的记述：“近时有尚书郎潘师旦者，窃取官法帖中数十帖，别自刻石以遗人。而传写字多转失，然亦时有可佳者。因又择其可录者，分为十余卷，以入集目，聊为一时之玩尔。其小字尤精，故录于此。”
文中“因又择其可录者，分为十余卷”一句引起我的注意，因为金刻本和现在被指出是伪帖的《绛帖》版本，正好也是“十余卷”呀！以一个外行人的无知，斗胆猜想一下，欧阳修这个辑录本，会不会就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十二卷本《绛帖》依托凭借之由来呢？
当然，只是随意联想一下，要想求证，还需搜集到相关资料，从“小字法帖”的考证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