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考出“千年科举第一榜”的宋代科举

▲宋朝科举考试情景

宋朝基本延续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并把在唐朝首创的一些科考举措加以完善和制度化。宋代科举的一些定制规范一直沿用至明清。

宋太祖赵匡胤对科举选士非常重视。即使在宋初战事频发，局势不稳的情形下，科举考试也没有停止。史载，宋朝建国第一年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便举办过科举考试，19人被录取为进士。

1. 殿试及科举三级考的确立

宋太祖凯宝六年(公元973年)翰林学士李仿主持全国会试，在录取的38名进士中，有两人因“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其中一位叫徐士廉的落第进士击鼓控告李仿“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于是宋太祖赵匡胤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195人和已中的36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宋太祖亲自主持，结果又有127人及第，而原录取的人中又有10人落选。张榜后，朝野大哗，李仿被降职。

太祖亲试，确立了宋代科举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而在唐代，虽然武则天时便有过殿试，但常规科举还是州府的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两级考试制度。

殿试是科举最高一级考试，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唐代科举，同科及第的进士互称同年，称主考官为座师，自称门生。这种状况极易造成官场上拉帮结党，利用科举培植自己势力等祸患。有鉴于此，宋太祖赵匡胤下令，所有及第考生不得管考官称师，或自称门生。而殿试出现后，因是皇帝亲试，这样一来，凡通过殿试的进士一律称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时，殿试录取者分为三级(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

宋初的殿试，有末尾淘汰制。就是在殿试时排名最后的考生会被黜落。北宋仁宗时，发生过一起举子因累举进士不第，便愤而投靠西夏，并帮助西夏攻打宋朝的事件。这位在数次殿试中都被黜落的举子叫张元，他自恃才高，“负气倜傥，有纵横才”(清朝吴广成《西夏书事》)，屡试不中后，愤而“走西夏”。

当时正值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当政，且早有觊觎中原之意，元昊得张元后委以重任。当时与张元叛逃的还有另一吴姓书生。“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在张吴的辅佐下，西夏国力大增，曾三次大败宋军，并有意夺取关中之地，攻占长安，但因宋军顽强抵抗，西夏军战败。

据宋王栐《燕翼贻谋录》记载，张元当年的“走夏州”之事，给宋朝以极大震撼与教训，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北宋改革了当时科举进士中的殿试实行的末尾淘汰制，凡是进入殿试之人，一律录取，成绩只作为排名依据。

2. 考试时间的确立

宋初科举考试的时间延续自唐朝，一年一次，偶尔二三年一次。宋英宗二年(1065年)，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个科考年秋天，进行州试(秋闱);第二年春天，礼部主持的省试(春闱);省试当年进行殿试。这个时间，一直延续到清朝宣统年间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其间再未改变。

3. 锁院制、糊名与誊录制度化

宋朝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规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防止考生及考官作弊的规则。

锁院制于中晚唐时具备雏形，宋太宗时，得到确立。锁院制规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样，就隔绝了考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

糊名制是武则天时期的发明，即是把试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等相关信息的位置用纸糊上。

宋初时，延续自唐科考的请托、投献风气依旧风行。为显考试公允，宋太宗实行了一系列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其中包括糊名制、“锁院制”等。只是宋太宗时糊名制仅针对殿试，省试糊名和州试糊名分别从真宗和仁宗年间开始。

糊名制实行后，科场又出现了考生在试卷上写暗语、做标记以供与自己有联系的考官辨认，或考官通过字迹辨认与自己相关的考生。于是，誊录制随之出现。真宗年间，专设“誊录院”，誊录官必须依试卷原文誊录，不准随意篡改文意及增减字句。

宋朝废除唐代实行的朝廷大臣的“公荐”和应举人向知贡举官投纳“公卷”的制度，使科举试卷成为评定成绩、决定录取与否的唯一根据，这就是南宋诗人陆游所说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分等考第，多级评定。

比如宋代省试，应举人的试卷先经点检官批定分数，然后由参详官审查所定等级是否恰当，最后上交知贡举官，决定去取高下。即实行点检官、参详官、知贡举官三级评定制度，以便使试卷评定做到公平、公正。变唯一主考官为多位主考官，各位主考官相互监督。

4. 宋代武科举

武举在唐朝武则天初创后，五代时期曾被废止，直到宋朝仁宗时代方才恢复。宋朝武举相较唐朝，在武术方面降低一些难度，却加入武学及兵法策论。

宋朝武举考试分比试、解试、省试、殿试四级，一般为先试弓马，再试策及《孙》《吴》等兵书的墨义(熙宁后改为大义)。

还在根本上改变了唐朝以前凭武艺选拔人才的做法，仅保留了骑、步射两项，而且科考用弓不超过当时军队所用的弓力，大大降低了臂力的要求。宋武举添置了谋略的考核，“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经义理论的掌握、对兵书理论的灵活运用和解决当朝现实问题的对策。

从唐朝开始初设的武举，在北宋时基本完成系统化制度。

北宋时期，武艺与策皆优者，授右班殿直(侍从官、从九品);其余以次授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三班差使等。南宋时，武举之法渐与进士科相仿。其殿试第一人赐武举及第、授保义郎，余并赐武举出身、授承节郎、承信郎等。

由于宋朝武举武艺文章并重，因此诞生了许多文武全才的文官武将。有的在朝政上做出了成绩，如朱熠、蔡必胜等;有的还成为军事理论家，如华岳、江伯虎等，有的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如程鸣凤、许思纯、张建侯、厉仲方、周虎等人。

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战神”的第一武将岳飞，就出自宋朝。

宋朝武科举，自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开设，到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最后一科，共计77科，产生77名武状元。

5. 宋科举考试内容与文风转变

宋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唐朝用诗文考进士，引导天下学子看重辞藻声律，而忽略对道德和政治的学习。他自己把古典的经籍注释好了，发行到全国，要求今后考试都要以此为依据。从此，科举考试就主要考经义(对古典经文的理解与阐述)，而不再考诗赋了。明朝以后，朱熹和他的门生考定、注释的“四书五经”渐渐成了权威，而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受命“知贡举”(科考主考官)。此时科考场上流行的是讲究“险、涩、奇、怪”的太学体，欧阳修早已对此深恶痛绝，于是便借当上主考官之际，把所有太学体考卷一律黜落，所取文章全部是“言以载物，文以饰言”的古文体。

欧阳修任“知贡举”这年的进士榜单，成为“千年科举最闪耀的一榜”。其中多位榜上有名者日后成为对中华文明产生难以估量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这些人有，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

这次考试，不仅改变了科举的文风，还改变了整个宋代的文风，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文学发展的基础。

这届科考还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任“点检试卷官”的梅尧臣推荐了一份试卷，语言流畅，说理透彻，见解出众。欧阳修大为惊喜，本想取为第一，但他感觉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为了避嫌，“强压为第二”。试卷拆封后，欧阳修才发现错了，这份卷子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苏轼。

欧阳修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和修养，年纪相差三十岁的俩人成为忘年交。欧阳修感慨“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地的成语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