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化发展观三论之一

诗文化发展观三论之一

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中国化发展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诗文化发展观三论之一

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中国化发展

孔汝煌

刘士林从维柯的诗性智慧——诗性文化演绎中概括道：“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文化。以这种诗性智慧为精神方式的实践活动，在把这一整套内在的、不同于理性认识的诗性意象，运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创造了一种与文明时代完全不同的原始文化体系，这就是所谓的诗性文化”（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刘士林从吸取维柯诗性文化研究方法与成果基础上再出发，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诗性遗产接着说，对中国诗性文化这一理念明确道：“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顶峰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词'为文本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及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从与原始时代的诗性智慧大为不同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作者的另一专著，研究文明时代的理性的精神结构）中看到了一种“对立的补充”。这种探索受到康德、黑格尔尤其是前者美学思想的启发。在辨析了康德美学的“构建性”与“调节性”两个范畴后，确定了试图以“调节性”原理为诗性智慧在现代文明条件下保留其自身的独立而有价值地存在：“美不是真、善的统一，美就是美本身，它既是一种文明结构之精神要素，又是一种精神——实践方式，而且在纵览人类历史进程后，我认为：只有在真、善、美能够独立自主和进入协调发展后，我们才能有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刘士林《文明精神结构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美不是'真’与'善’的统一，……而是一种以诗性智慧为历史本源、与文明精神结构，特别地是与'真’、'善’以'对立’而'互䃼’的独立存在，'对立’是因为它们在'体’、'用’两方面有着质的差异，而'互补’则是因为它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生命本体与精神世界。这就是'调节性'原理对我们理解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所在”（刘士林《中国诗学原理》，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人类精神本体结构是由四重结构要素——即'诗’（诗性智慧简称）、'真’、'善’、'美’共同构成的，只有充分注意每一结构要素及其结构关系，才可能使人类获得一种真正健康的精神家园。”在所给出的人类精神结构的四元结构图中，“一方面，诗性智慧与知识结构及意志结构无关（按：即以诗为代表的美与真、善无关），所以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交流、转化的界面。另一方面，诗性智慧与审美结构相关，并通过后者对文明精神结构施加其'调节性’功能”（两段引文見同书第183-184页）。后来，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观点进一步发展为“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古代，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李进才、宣奉华编《高等学校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第71页）。这实质上又回到了在《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提到康德的与“调节性”原理相对的“构建性”原理：“旨在突出矛盾，以便在矛盾斗争中求得发展、实现新的和谐，其主题可以'辨证的统一性’概括”（刘士林《中国诗学原理》第185页）。这无疑是在'诗化’基础上的情与理或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统一论，或相当于说在原始诗性智慧基础上的美与真、善相异相成，似亦可理解作“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或即美与真、善辨证统一这一黑格尔美学核心观点的近代诗性智慧论叙述。刘士林的主要贡献在于使源于西方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学说中国化，特别是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这一命题。

杨叔子对关于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当代认识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首先，杨叔子的“文化基因”说在论证诗文化的民族性基础上，突现了诗文化的发展性。杨叔子论证了“文化基因”结论道：“……，文化就可以认为是大自然在创造人类社会的过程并受文化自己的不断反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基因”，也就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后天“基因”或文化“基因”。”（杨叔子《诗词与科学》，见湖北诗词学会主办《心潮诗词评论》总第三期[2014年第3期]）“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而诗歌是文化'基因’中的特别重要的'基因’。”（杨叔子《国魂凝处是诗魂》，据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举》，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089页）杨叔子进一步指出，文化基因的“核苷酸”是文字，文字的规律组合是语言，文字的民族性决定了语言的民族性，因而文化“基因”具有民族性。若联系杨叔子此观点与维柯学说，杨叔子的“文化基因”说诠释了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联系的必然性与文化、诗歌的民族性。即意味着原初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作为文化的源头必存在于人类的“文化基因”之中，就中华民族文化而言，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也特别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粹的中华诗词“基因”之中。文化基因不同于自然基因的稳定，因此，可以确认，以诗性智慧为核心的诗性文化是变化发展着的范畴，而与人类共命运。其次，杨叔子发展了中国的诗性智慧说。在《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等文章中前无古人地论证了中华诗词中存在“科学与人文在思维方式的相融与统一”即诗性感性思维与科学理性思维的统一。结论是：“人的大脑不可分，人的思维不可分，科学与人文不可分。人的左、右两半脑有差异，人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有差异，科学与人文有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杨叔子先生对中华诗词中蕴涵丰富、凝练的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作了多方面的论证后，结论道：中华诗词“最是人文，也似科学”“是文学，也是哲学、历史、地理、生物、图画、雕塑、音乐；而且似科学，是科学。”（《杨叔子槛外诗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6页）杨叔子在《诗词与科学》文中论科学与人文同源时说：“……科学文化又何尝不如此！作为相应科学学科最基础是它的公理，是几条'不言而喻’、'不证而明’的事实；'不证而明’就是无法证明，就是人的直觉感悟，就是人文文化！”。“人文思维说是直觉的，形象的，是指思维创新性的源头，人的精神世界的特有活动是创新源头所在；但任何一个正确的思维过程必须是逻辑的。“自古以来，脍炙人口的人文情味极重的名句，往往是以'求真’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真’的基础上，才能构建永垂不朽的'善’的大厦。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典型之一，上句是百分之百的'真’、科学，下句是百分之百的'善’、人文，无上句的前提，绝无下句的结论。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亦复如是。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没有下句的这一现实，哪有上句的人性歌颂？！……”（《力施诗教于未冠》，参见前书第142-143页）杨叔子如此论证恰是对维柯诗性思维排斥理性思维说的匡正，从而在当代诗性智慧中融汇了感性、理性。其三，杨叔子实证了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杨叔子在《寻美古典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演讲稿中举证了中华诗词的“最富有哲理”、“最富于情感”与“最富于延拓”等“长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据演讲稿《寻美古典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之“诗词的三大长处”段落）。正如袁行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文中所指出：诗歌语言的多义性主要是指“宣示义”与“启示义”，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义大致有“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这五类（据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杨叔子指出的诗词语言的“延拓性”即多义性也体现在我国的文化元典中。如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宣示义是说初春之夜的海上景色；其所含蓄的启示义却是人们认识事物变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对照看《论语·学而》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宣示义是讲孝道，联系鲁国当时家国为一的历史背景，此语所含蓄的启示义却是继承与发展之道，与王湾的诗句的启示义相通。就诗歌而言，是意象语言体现出的诗性智慧；就文化元典而言，是继承了诗歌语言的多义性特点，因而具有诗性文化的特性，使蕴涵其中的哲理性、情韵性藉延拓性而在诗歌与文化元典中相互生发、相互影响；即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融为一体。

杨叔子认为当代诗性智慧、诗性思维应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融汇而成的创造思维；无论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中都深蕴着中华诗词的诗性智慧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元典是深蕴诗性智慧的诗性文化。这标志着维柯开创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说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原创性重要成果。

笔者曾提出“当代诗词尚智论”（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103页）。在综合考察了“诗词尚智论”的哲学美学、现代科学以及文艺学发展基础后结论道：“当代诗词应倡导渗透智性审美，它以对意义与价值的理智思考为骨干，以尊重社会感情与个人感情的想象力为驱动，通过意象语言，表达充满活力、情韵和智趣的形而上生命境界”（《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第96页）在诗性智慧中引入价值思维，吸收了关于智商、情商与魂商（价值思维）分属相应脑区神经功能的当代脑科学成果（详见该文第一大段）。

现以杜甫《月夜忆舍弟》为范以回顾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的发展印迹。全诗是：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首联，亦兴亦比，戍鼓夜警，断人行役，边陲高秋，孤雁悲唳；颔联，露白偏从今夜，月明最是故乡，无理而有理，移情使对因战乱而失散的“舍弟”们的所思所念㳽漫在整个时空。这是传统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典型的移情意象，正是维柯所揭示的以“以己度物”的“隐喻格”和“想象性的类概念”的意象典型性为特征的诗性形象思维的运用范例。颈联，转而为直观理性的赋，由己及人，从“舍弟”的殊相类推到骨肉流离的共相，即是所谓直观理性或诗化的理性；尾联，自塑了一位自诉自答、对月长叹的孤栖无依的老者形象，亦即所谓诗化的感性。叶燮指出：诗中整合事、理、情三要素的是气：“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之为用也”（《原诗·内篇》，参见《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这总而持之、条而贯之的气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诗的“格式塔”，实质上就是杜甫时代仍极为强烈的血缘文化所鼓荡的亲情仁爱价值形态的生命形上之气（道）。《月夜忆舍弟》构成了一幅融合感性、理性、价值的诗性文化审美画图，其中传承发扬着诗性智慧发展各阶段的有效因子。

综如上述，作为诗性文化核心的诗性智慧可以随历史而发展，但作为诗性智慧基础的形象思维方式与能力，却始终起着其对艺术与文化尤其是诗文化发展的关键作用。例如儒家文化的中道原则：“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前者在联合国总部三楼大厅主题为“黄金法则”的嵌镶壁画的中文翻译被标出。这便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诗性思维方式所达成的直观理性，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智慧伦理学的诗性文化。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责任编辑：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