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哲学之五：巨人哲学
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巨人时代，而这个时代之所以产生如此众多的巨人，因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这些巨人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巨人哲学。这种巨人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文主义哲学。这些巨人个个都是全才，他们之所以个个都是全才，因为在他们博大精深的学识后面有一种深刻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这思想好像一支魔棍，但凭它一指，便可以使寻常时代百思不解百年未解的问题，豁然开朗，迎刃而解。 这种无比深刻的哲学，简而言之，就是以人为尺度，以人的需求和发展为神圣原则，顺之者则颂之，逆之者则斗之，有利者则习之，无利者则弃之。
为着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向一切旧习旧制旧规旧物宣战，纵然这些旧习旧制旧规旧物有无尚权威也罢，是无比残暴也罢。换句话说，这些人文主义思想家敢向一切权威挑战，没有某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说穿了就是他们的巨人哲学。 但是，他们的这种巨人哲学还是粗放的，草创的，英雄主义的，却不是系统的，深刻的和专业水平的。他们确实也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言论，如达.芬奇；也发表过一些叛逆性的言论，如布鲁诺；也发表过一些天才的言论，如莎士比亚；也发表过一些智慧的言论，如库萨的尼古拉。然而就他们哲学的成熟程度和精深醇大而言，他们主要的还不是哲学家，而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或者博学家。 一些不甚了解西方哲学史的朋友，也许会奇怪，为什么许多介绍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思想的书籍，不论是中国人写的也好，还是西方人自己写的也好，抑或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也好，他们往往东拉西扯，拽上一些似乎与哲学并不相干的人，比如花许多篇幅去谈丢勒，谈达.芬奇，谈路德，谈哥白尼，谈蒙田，谈伽里略，谈哈克卢特，谈帕拉塞尔苏斯，谈开普勒，谈伯麦，谈布鲁诺，谈塞万提斯，谈莎士比亚。请问这些人物都是哲学家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能够算得上思想家吗？ 确切地说，这些人物中，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以其思想而闻，而是以他们的专长而驰名。达.芬奇、丢勒是艺术家，莎士比亚是剧作家，塞万提斯是文学家，伽里略是科学家，蒙田是散文家。说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思想家，未免牵强附会，太可笑了！但是，莎士比亚确实又不是一般的剧作家。他之所以成为直到如今还没有人能超过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仅写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还因为他赋予他的作品以前人闻所未闻的人文主义精神。换句话说，没有人文精神，就没有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的天才在于，他抓住、理解并驾驭住了这个伟大的时代精神，并通过伟大的剧作形式又把它在文学这个层面典型地展示出来。 比如，人文主义时代最重视的乃是人的利益，最珍爱的乃是人的生命，最崇尚的乃是人的自由，最宝贵的乃是人的爱情。然而，人是什么？什么是人？人为什么宝贵？人有什么能量？这不是中世纪的哲学家所能回答甚至所能提出的问题，而莎士比亚讲得却好，他对这问题的回答，不但简洁隽永，而且极富诗情画意。他说："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巨人的哲学不能使他们成为哲学的巨人。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巨人哲学，没有哲学巨人。不但没有哲学巨人，连专以哲学见长的人物也极为罕见。顺便说，没有专门的哲学思想家，是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哲学史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甚至直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才得以彻底改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依然是历史情况使之然也。但实事求是地讲，这并非是一个缺点，而甚至于是一个优点。因为处在这样伟大新奇瑰丽灿烂的时代，坐在书斋中的哲学家，躲在象牙之塔中自鸣得意抵死都不肯向外界一瞥的哲学家，即使他们当真不是一些庸人，也一定是些落伍者。他们自我作古，最后连一出历史笑剧也扮演不成。那个时代，最受青睐的是那些叱咤风云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而这些风云人物，总是现实生活的骄子，而非冥想家的宠儿。
然而哲学的成熟必须有一个过程。在文艺复兴时代，哲学还没有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体系，更没有找到一种完整的科学的深刻地纯思辨的表达方式。难怪罗素先生要说：" 从教会的威信中解放出来，结果使个人主义得到了发展，甚至发展到无政府状态的地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心目中，所谓' 修养' ，无论是智能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总和经院哲学及教会统治联系在一起。经院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固然狭隘，还不失为某种精确性的一个训练。等到这派逻辑一不时兴，最初代之而起并不是什么比较高明的东西，而无非是各种古代典范的折衷模仿罢了。一直到17世纪，哲学领域中毫无重要事物可言。" 他在另一个地方甚至评论说：" 路德兴起后的16世纪在哲学上是个不毛时期。"
罗素先生的这些评价，是一个哲学家应有之言，而不是一个哲学史家应有之言。或许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史，乃是一个思想哲学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