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历史文化古迹走访与调查|老舍：贫病戏书（二）
思想是生命里最贱的东西。 ——老舍《二马》
没有哪个文人能够逃得了战争，哪怕是最浪漫的诗人。
一个文人的书架上，可能没有政治，可能没有爱情，但不可能没有战争。《伊利亚特》里有战争，《熙德》里有战争，《战争与和平》里有战争，《日瓦戈医生》里有战争。战争在荷马笔下是英雄的竞技场，在高乃依笔下是理性的法官，在托尔斯泰笔下是贵族的勋章，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是命运的注脚……
但对于真正处于战争阴霾之下的普通人而言，战争什么也不是。
如果说战争还是什么，战争会教会你：躺在床上看世界上最蹩脚的文学作品，都是至上的幸福。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四日，中华民国战时国都重庆，这一天，至少三千九百九十一人再也没有机会体会这渺小的幸福了。
对此时的老舍而言，敌军蓄意毁掉非军事目标的愤恨且不论，在敌机来袭时的五月四日，市区的警报竟然出了故障。当市民们还在大街上游逛的时候，噩梦已经悄然降临……此时，偌大的重庆，四面八方全是火，老舍所居住的青年会附近已经被火魔所吞噬，五月四日的夜晚，人们像流水一样的搬着东西，寻着新的住所。
虽然青年会的宿舍已经不能住了，但这根本不能阻挡老舍的写作工作，很快文协就将总部搬至了南温泉，老舍也过去住了一段时间。此时有一件比找新居所更为重要的事情：赴前线。
五月二十一日，文协理事会决定由老舍、胡风等人参加慰劳总会慰劳团前往南北战区劳军，六月，慰劳团出发，老舍选择赴北线战场。一行十五人经重庆、成都、绵阳、广元出川，过汉中、西安、洛阳、南阳、襄阳、临潼、宜川、兴集、延安、绥德、榆林、平凉、兰州、西宁、武威、吴中、石嘴山、固原、宁羌……不仅仅要翻山越岭，辛苦异常，并且由于脱离了大后方的天堑，他们的每一步都可能经历生死的考验。在河南陕县，老舍就再一次经历敌机的轰炸。除此之外，几次意外也差点让他命断三秦大地：在黄龙，老舍遭遇塌桥，所坐的车辆差点翻下山涧；在宜川，老舍差点被泥石流吞没……在前线的这些日子，老舍有喜有悲，时泪时笑。在洛阳，老舍在细雨纷飞中见到了故交王礼锡，那天他们高歌畅饮，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论尽天下事；一个月后，老舍却突然得知王礼锡在洛阳溘然长逝的消息，悲痛间他欲哭难为泪，伤心到尽头。九月，老舍访问延安，听取了周扬、李初梨、艾思奇等人对于延安文艺发展的介绍，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老舍一行人再次回到了大后方，初次西北之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前线战事的僵持紧张，前线文艺的丰富蓬勃，前线路途的曲折经历……他将这些复杂的情绪都糅进了新作，长诗《剑北篇》之中：
在中华复兴的大路上，
我四过西安，三宿平凉，
——象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
去探望民族的故乡——
到日月山前的草原上，
到周秦陵墓两旁的
古战场，而今哪，又成了战场，
去慰问抗战英雄们的健康！
一路上，车声炮响，
并掩不住抗战的歌唱：
在城镇，在塞外，在村庄，
中华儿女都高唱着奋起救亡；
用头颅与热血保证希望，
今日的长城建在人心上
……
虽然《剑北篇》直到付梓也只完成了其计划的三分之一，但老舍在写作这首其写作生涯中唯一一部长诗时还是费了不少心血。老舍回忆到：
“在专心写诗的时候，平均每天只能凑成一二十句。这一二十句中，我自己觉得，还必有几句根本不象诗的。几次，我想停笔，不再受洋罪，可是又怕落个没有恒心毅力，对不起自己；虽然继续写下去也许更对不起新诗！头昏病好了以后，本想继续写诗，可是身体亏弱，写诗又极费力气，于是就含着泪把稿子放在一旁，不敢再正眼去看。停搁得久了心气越发壮不起来，乃终于落了个没有恒心毅力——一个写家须有象蚕一般的巧妙，吐出可以织成绸缎的丝来……”
舒乙先生认为《剑北篇》的特点在于“行行押韵，一韵到底”。实际上，老舍对于这部作品的可读性提了颇高的要求，在创作时，他为了实现押韵的效果，不得不“写得很慢，费力而不讨好”“不能畅所欲言，时有呆滞之处”……
《剑北篇》的写作历时近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老舍的居所也悄然地更换了。自前线回渝之后的一九四零年，在“大东亚战争”狂热下的日本又掀起一波侵略热潮。元旦当天，日本中国派遣军在《解决中国事变的绝密指导》中叫嚣“大约以昭和十五年（一九四零）为目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此后两年，脱身于张鼓峰和诺门罕战事又尚未受太平洋战火牵制的日军的又开始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城市进行大规模密集的无差别轰炸。在敌机来袭期间，市民不得不逃至防空洞。此时的老舍正忙于创作话剧《国家至上》等作品，而防空洞嘈杂的环境则让他根本无心写作。于是他决定离开市区，预备过了雾季就搬到乡下居住。这时候，身为老舍的老友的冯玉祥向他伸出了援手。
（图为冯玉祥）
身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的冯玉祥可谓是老舍作品的忠实读者，在老舍于青岛任教期间冯将军就常常请老舍同游泰山，可惜老舍忙于教职未能成行。抗战初期，他听闻老舍“抛妻别子”、离鲁入鄂之事后十分感动，亲自撰写“丘八体”诗一首以颂之。冯将军对于老舍“以民间大鼓词之形式, 而注入新的内容……散播于前线士兵间”的创作策略十分赞同，而身为文人的老舍对于自己能结交军中豪杰冯玉祥也是深感自豪。在听闻冯主办的《抗到底》杂志缺少稿源后，老舍欣然赴稿。在汉期间，舒冯之交最大功绩莫过于两人积极支持文协的成立，茅盾谈到：“文艺界抗敌的联合战线成立后, 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就是冯焕章将军”。入渝后，冯将军也一直关注着老舍和文协的动态。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仅一天，他就邀老舍等人了解文协的受灾情况。这一次，当冯玉祥听到老舍预备下乡一事后，便迫不及待的派人迎接：“上我这儿来吧，城里没法写东西！”老舍也没有推辞故交的邀请，于四零年暮春搬到了陈家桥冯公馆的花园里居住。
现今在重庆沙坪坝区陈家桥仍然保留着冯公馆旧址。出了轨道交通陈家桥站后沿着大学城东一路、学城大道走，再依路标拐进大路旁的一条小道后便可以来到老舍曾经借居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改造为冯玉祥旧居纪念馆。一九三九年年初，冯玉祥将军购买了原居此处的乡绅张海南的住宅，并命名“抗倭庐”，他携夫人李德全及其子女在此工作，生活了七年。如今在纪念馆混黄的灯光下展示着冯将军在抗战时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即使在今天，冯公馆仍距离重庆市中心有很长的路程，在纪念馆周围基本也没有楼宇开发，不时可见还可以见到田埂上盛开的油菜花。当年老舍迁居与此的时候更可谓远离尘嚣，环境优雅。在这里，老舍作诗会友，心态安适，“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秋”，直到夏天过去，才回到城里继续忙碌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老舍抗战文艺的探索开始有了一定的成就。前文提到的《剑北篇》便是发表于这一年。除诗歌外，老舍在此期间最看重的便是对话剧创作。一月，应军中友人所邀而创作的话剧《张自忠》发表于《中苏文化》文艺特刊，四月，话剧《面子问题》由正中书局印行。而早在这一年的二月，由熊佛西担任社长的中央青年剧社邀请老舍和曹禺、洪深等作家担任编导委员，能和熊、万、洪等老牌剧作家一起服务于话剧的创造，应该说老舍的剧作探索得到了一定的肯定。实际上，老舍对于自己在抗战中创作的这几部话剧并不满意，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文中他“毫不客气”的自评《残雾》“乱七八糟”，《国家至上》“还好”，《张自忠》《大地龙蛇》“全坏得出奇”……他常痛苦于在创作中的速成，“粗制滥造”，在内江沱江中学的演讲中自省自己“三四天就写出一个（剧本），当然不好”，但他的速成又是因战时时间的紧迫和生活的忙乱造成的，“为了应战，我们不能嫉妒冷静地写作，我们是以笔代枪，要马上投奔前去！”……即便是老舍这样的大作家，要在短时间内聚集创作的灵感，尤其是自己所陌生的戏剧领域，也是难上加难的。《张自忠》的创作，即使老舍在短时间内修改了三次，但仍然“不好排”。但老舍在此期间并没有停止过对于话剧创作的探索。实际上，正是在大后方，老舍开始转变他的文艺观念，“创作一个好剧本”成为了他的新情结。在《我有一个志愿》中，他谈到：
“好吧，虽然我是个没有什么远志的人，我却要在今天——戏剧节一一定下这么一个大志愿。这并不是要凑凑热闹，而是想在文化的建设中写写少不得的戏剧呀！文化滋养艺术，艺术又翻回头来领导文化，建设文化。在艺术中，能综合艺术各部门而求其总效果的，只有戏剧。”
今天，当我们惊叹于《龙须沟》和《茶馆》这两部戏剧瑰宝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老舍在抗战期间在话剧创作上的如“文牛”一般的负重前行。
当然，负在老舍肩头上的重担，还不仅仅是时间的紧迫和灵感的匮乏。从老舍来到重庆时就伴随着他的两个恶魔在抗战进入焦灼状态的民国三十年逐步走到了他生命的前台，此时的舒舍予必须挺起自己并不挺拔的身姿来面对他们：贫困与疾病。
白象街，从上文所说的公园路一路下山，路经山道门口一个水产市场，再绕到马路对面的中国民主同盟建国会旧址大楼背后便能到达的一条江边小道。如今的白象街仅仅是渝中半岛上再普通不过的一条街道——除了街口的一尊白象雕塑稍能引人注目以外。
在老重庆旧城墙尚存之时，白象街所在的地方位于望龙门和太平门之间，旧有一尊形似白象的石头，由于江对面就是南山的狮子山，因而此处曾被讹传有“青狮白象锁大江”的风水格局——虽然这并仅仅是想象的格局，并不符合真正的“风水学”（“白象”靠上游，“青狮”靠下游，并没有完全相对，在风水上并没有“锁”住大江），但这条长四百米的小径确实在历史上有人丁兴旺的繁华过往。自古以来两江交汇的山城水运交通发达，商贾船家运货来到重庆，少不了要和官府打交道，而这条街不仅链接两大城门，还靠近官府衙门。于是，在那一带就修起了不少货栈、商行，白象街也因此日益繁荣。早在一八八六年，这里就成立了重庆最早的有线电报局。甲午之役后重庆开埠，外国商人被限制在南岸，不经许可不能到城里来。但洋商又不能不办事，于是就有了买办。白象街在太平门内，靠近官府，于是就被各种买办、商行当做办事处驻地，英、美、日等家在这里开设洋行，形成“金融街”。当然，白象街不仅仅是商人的天堂，如同旧上海的“报馆街”望平街临近于南京路一样，在商贾沃土上的白象街同样吸引了新式文人的目光：一八九七年，宋育仁在这里主办《渝报》，开重庆新闻报章业之先，一九二一年，由陈毅、肖楚女、漆南薰等主笔的《新蜀报》社发迹今街道八十八号……
为白象街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还有老舍先生。白象街的《新蜀报》社是他前往北碚前在重庆最后的一个居处。
白象街曾经是重庆城建筑最豪华的街道，因其曾有山城最早的洋房，它们大多都采用了花格门窗，雕刻镂空，相当精致。但老舍先生在这里的房子却完全与“豪华”沾不上边。他自嘲书房是“卧室兼饭堂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在重庆的酷暑来临之时，这里“热得像一只大火炉”“夜间一点以后才勉强进去睡觉”“睡不到四个小时必须起来”……
事实上，“贵为”文协主席的老舍能委身于这间狭窄逼仄的居所，都可谓不幸中万幸。一九四一年八月，在罗常培等人的盛情邀请下，老舍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讲学，期间完成了话剧《大地龙蛇》，次年夏又跟随冯玉祥前往灌县（现四川都江堰市）和成都消暑。滇行期间，重庆遭受了频繁的无差别轰炸，民房被悉数炸毁，这其中也包括青年会一带楼堂，春城归来的老舍不得不选择迁居白象街的陋居，不过也算得上躲过了一劫。要知道就在滇行前的六月五日，距离陪都最繁华的都邮街不到四百米的十八梯附近，就有千余市民殒命于防空洞的窒息和踩踏之中……而另一方面，这间简陋的房间也可谓是当时大后方文人生活愈加贫困的一个侧面写照。
当老舍刚踏足大后方土地时，巴蜀大地的物产丰饶曾令他惊叹不已。“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在青年会的小食堂里，我们花一二十个铜板就可以吃饱一顿”，但随着战事的发展，曾经被人称作“天堂”的大后方开始出现物通货膨和物资匮乏的状况。据学者研究，抗战初期的一九三七年到三九年，物价的涨幅度尚且不大；四零年到四一年，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国家的生产遭到破坏，对外贸易渠道多被阻断，导致工农业产品供不应求，税收锐减、军费猛增，财政赤字加大；此外，纸币投放过多，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随之大幅度上涨；四二年至四五年，物价狂涨到最高程度，较之抗战初期，上涨了百倍以上。据统计，到一九四五年，物价总指数比三七年上涨了一千六百三十倍以上。一九四零年，大后方出现了普遍的农业歉收，遍及十五个省份，四川粮食产量减为常年的六成八，粮价大涨，自八月到十二月上涨三倍，到第二年七月上涨七倍半。重庆的大米价格指数暴涨了五倍……在成都之行期间，老舍就发现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西平原已经“物价可也很高”，更无论此时的重庆“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但此时，在全国各处颠沛流离的文人仅有的收入——稿费并没有增长，已然“生活都非常的困难”。
一九三九年，叶圣陶在信中写道：“物产不够消费，物价遂飞涨。我们住过重庆，初到此间，觉色色便宜，今殊无此感矣。”一九四零年夏，居住在北碚东阳的胡风家遭到偷窃，尚忙于公务的他过后才从友人那里听闻家中窘境：妻子买黑市大米，每日吃挂面头煮红苕。一九四一年除夕，山城爆竹声阵阵，居住在歌乐山上的冰心从菜厨里拿出了白菜和粉条，焦急的等待着丈夫吴文藻。冰心和孩子们都希望能在节日里吃上肉菜，可是直到半夜，吴文藻才空着手怏怏归来。几个小时的期望并没我也换来一个快乐的除夕，反而疲惫的孩子们几乎粒米未进就草草入睡……困境中的冰心一家连水果都倍加珍惜，吴文藻的表兄曾送他两个广柑，不料粗心的妻子在做广柑连皮炖白糖时错将盐作了糖用，但最后怜惜盐和广柑的冰心还是吃掉了这又苦又涩的料理……
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一则重磅消息重创了正在重荷之下的大后方文坛。曾活跃于戏剧文艺界的洪深不堪贫困和病痛折磨，选择举家自杀。
（图为洪深）
早在这一年前，洪深的长女洪玲因营养不良而患病，洪深却连买药的钱都凑不齐，此时他们夫妇二人也是重病缠身，被肺病、疟疾和牙病在身体和精神上一齐折磨着。“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在留下这些字句后，洪深一家选择了服毒，若不是郭沫若的及时赶来，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就将在极度的贫困中悲惨西去……实际上，当时文坛同仁们哪会不知此时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些以笔为枪的战士们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仍尽力为前线的战事捐献自己的财产。就在洪深自杀事件后仅半个月，“文协”还举办一次劳军运动。老舍捐出了《面子问题》的全部手稿，并以十元购买了义卖画作。然而，此时大后方文人“制造精神粮食的得不到物质的粮食”的现状还是让老舍颇有些焦虑和愤懑。
“今天社会上若仍然不替文人们的生活想办法，文人们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只好另谋枝栖，而放弃了文艺！社会无“文”，虽富亦贫！
话虽如此，文人们都远离文艺绝不是老舍所希望看到的事情，虽然此时他一手操持，曾经得到抗敌各界支持的文协也是风雨飘摇。
草创之初的文协在章程中拟定了以“会费”“公私补助”“稿费”三个主要的经费来源，而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当局都曾许诺以一定的经费支柱文协工作（国民政府中宣部允诺每月补助五百元，政治部每月五百，教育部每月两百），虽然并不能说有多宽裕，但好歹维持了文协在武汉时期的运转。待老舍一行人进入重庆以后，政府开始拖欠经费，最长时十月有余。为了维持文协的生存，老舍只好自己筹措“私补”，以求能“开源节流”。为了“开源”老舍不懈努力，终于得到包括于右任、张道藩、邵力子、冯玉祥的捐款，重庆各大报章也以《抗战文艺》上登载广告的形式予以赞助。但随着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爆发，即使《抗战文艺》每本的价格进行了的调涨，但仍然难以负担每月的巨额开支，甚至出版部自己一度成为了文协开支的大头。为了保住文协的火种，老舍先生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进行了严苛的“节流”。
清人查为仁自嘲文人有“琴棋书画诗酒花”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退化”过程，如今的老舍却连喝茶都要进行控制。“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逢文协茶会期间，他还要求会员自己掏茶资，他自己则所幸一戒了事。除了戒茶，还要戒烟，虽然老舍有长期吸烟作文的习惯，初到重庆时还一度瞧不起这里的香烟：“我吸了第一口呼出来的是黄色，我还以为自己吸的是个炮仗呢，却没听见爆炸声，喷出四、五口之后，周围的蚊子都被熏跑了”。但此时的他也不得不“奉了法弊的命令”。“什么？劣如‘长刀’也卖百元一包？老子只好咬咬牙，不吸了！”至于吃食一类，“与鱼不见面者已整整二年，而猪羊肉近来也颇疏远。还敢说戒？平价之米，偶而有点油肉相佐……”
在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二九年，当时尚羁旅英国的老舍发表了作品《二马》。作品中的中国人马老先生不堪英国女房东的歧视，想要搬离住所，慷慨乘词一番后却悻悻放弃，还给自己找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台阶下。当年写到这里时，老舍曾经揶揄到:
“思想是生命里最贱的东西：想一回，觉得有点理；再想一回，觉得第一次所想的并不怎么高明；第三次再想——老实呆着吧，越想越糊涂！于是以前所想的全算白饶！”
在抗战中后期，当包括老舍在内的一批文人在面临生活的困境时，又何尝不会像马老先生所代表的国人一样迸发出颇有些阿Q精神的自嘲。在战争的宏大身影下如蝼蚁般被碾碎的，不仅仅包括人的血肉生命，也包括人的正常的价值思考。这甚至还包括敌人作为“人”他们本应具有的怜悯和人性。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李将军曾感慨到
“幸而战争如此可怕，否则人们会爱上战争。”
当然，在那时失去价值，成为“最贱物”的思想既包括细碎的生活随感，也包括各式各样的艺术灵感和创作。虽然老舍和文协同仁们开源节流，惨淡经营，但仍“凭热心换不来任何东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是在经费极度困难的状况下，慢慢走向了停滞——不过最后它并没有解散，作为组织还是“抗”到了胜利日。
而和老舍苦苦支撑的文协一样，在贫困中苦苦支撑到芷江受降前的，还有他早已罹患疾病的身体。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邱迁益：四川成都人，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
抗战历史文化古迹走访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