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 in GVC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cro Data
作者：Rodney D. Ludema；Anna Maria Mayda；Zhi Yu；Miaojie Yu
来源：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31(2021)
关键词：Trade policy；Lobbying；Global value chains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重要特征，并对各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的政治考量产生影响。本文研究了上游和下游国内生产商对下游进口商品保护水平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进口可能包含一个国家自己的国内附加值(DVA)，即国内投入出口后用于外国下游生产再出口到本国。研究表明，国内下游生产商和其上游中间品生产商通常是支持实施进口保护的盟友，但联盟随着进口商品中DVA的增加而减弱，因为最终品的国内进口关税减少了国外下游企业对国内中间投入的需求，国内中间品生产商的利益会因此而受损。实证层面，本文考察了23个国家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并利用中国交易水平的加工贸易数据测度了DVA指标以及中间品定制化的衡量指标。结果显示，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生产商的政治组织，都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保护水平，但当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DVA所占份额较大时，上游生产商对进口保护的支持力度较小。此外，如果上游生产商没有成立政治组织和出口的中间品没有定制化，那么该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将不受DVA份额的影响。
文章考虑一个垂直专业化模型，该模型由N个国家和一篮子商品组成。每个非数字商品i的生产包括两个阶段:中间阶段和最终阶段。中间供应商生产 ，提供给下游的生产最终商品 的生产商。与每种商品相关联的是一组国家，即一个成员是“来源国”(或母国)，表示为 ，它生产中间产品并出口给另一个成员，即“加工国”(或外国)，表示为 。两个成员都生产最终产品，但加工国被认为在 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它除了向本国消费者供货外，还向包括来源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出口最终产品。具体而言，最终产品由劳动力、最终部门特定的资本要素k和中间产品生产得到。中间产品由劳动力、中间部门特定的资本要素h和特定目的地要素ϕ生产。对于H国， ， 和 分别表示最终部门资本、中间部门资本的禀赋和特定目的地要素。F国的最终部门资本禀赋是 。H国和F国最终商品的供应可以表示为中间价格和最终价格的函数：
在PWI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从国外购买原材料生产成品，并出口最终产品。PWI的主要优势有四个:1)它们是公平交易；2)所有从中国出口的PWI产品都要缴纳进口国的关税；3)PWI项下的进口投入品不征收中国关税；4)PWI下进口的几乎所有中间投入都包含在中国PWI的出口中。PWA的交易没有达到前两个标准。根据PWA，中国公司不购买进口投入。相反，投入是由成品的外国买家提供的，然后该买家向中国公司支付加工费。同时，考虑到一般贸易出口和PWI出口适用相同的进口关税，因此，在构建DVA份额时，分子只包含PWI数据，而分母同时包含PWI和一般贸易数据。
文章使用了2002-2007年全球23个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两类贸易保护措施的数据。第一项措施包括在特惠关税制度下对中国的特惠关税。第二项贸易措施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请，将其设置为国家-年份-产品层面的虚拟变量，包括在2002—2007年间的任意年份中至少有一次反倾销申请的所有国家。
关税数据来自WITS数据库，反倾销数据来自Bown(2014)收集的世界银行临时贸易壁垒(TTB)数据库。下表报告了关税及反倾销申请的汇总数据。
此外，文章拓展分析中采用的政治组织数据来自世界贸易协会指南（1995）。构建IV用到的美国运输成本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稳健性检验中用到的数据来自2005年OECD TiVA数据库。我们假设政府使用了t-1期的可用信息来决定t期的贸易壁垒。文章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一国进口所含的DVA份额，用 表示：
其中， 表示t-1期c国向中国出口的用于生产最终产品i的中间投入， 表示t-1期c国从中国进口的最终产品i。为了测度 ，文章首先使用PWI出口交易的数据，识别在t年进行最终产品i (HS6)的PWI出口的中国公司。然后使用中国PWI进口交易的数据，得到这些公司每年从c国进口的所有中间产品（在HS6水平)的价值，再对公司层面的数据进行加总。
文章首先验证了从中国进口中包含的国内出口价值份额EXS和进口保护之间的简化关系，具体的实证方程如下：
其中， 代表c国在t期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i（HS6）施加的贸易壁垒，贸易壁垒的衡量要么是关税税率 ,要么是提起反倾销诉讼 的虚拟变量，FE表示不同的固定效应， 是误差项。下表的前两列显示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控制了产品(HS6)-年份和国家-年份固定效应，而第(2)列控制了产品(HS6)-年份、国家-年份和行业(HS2)-国家固定效应。在这些OLS回归中，我们发现EXS和贸易壁垒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很弱。第二列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其余的系数为负并且显著，但它们的值很小。
由于对进口最终产品实施的贸易壁垒会减少该产品的进口，而最终产品的进口是EXS的分母，因此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对此，文章构建了EXS的工具变量 ，表示中国最终产品i中来自c国的中间投入在时间t的从价运输成本：
其中， 表示代表运输模式m下（海运或空运），t年中国从c国进口中间投入品j的平均从价运费率。 表示基准年最终产品i通过模式m进口的中间投入品j的总货值，括号中的分式表示基准年通过模式m进口的中间投入品j占当年最终产品i全部中间投入品货值的份额，基准年是指中国出口最终产品i的第一年。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上表（Table 4）的第(3)、(4)列，结果进一步验证了EXS与TB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相比基准结果而言，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与前文的推测一致，并为后文分析投入定制（CI）和政治组织（PO）对贸易壁垒（TB）的影响提供了初步判断。文章通过考虑投入定制的程度和政治组织的生产者来直接验证理论模型的预测。首先文章构建了投入定制指数。
其中， 代表c国向中国出口的用于生产最终产品i的中间投入品j的跨部门差异加权平均值， 表示中间投入品j的差异化程度，Rauch(1999)将在交易所出售的产品或以参考价格出售产品归类为同质产品，这表明价格在不同国家之间共同变动，否则归类为差异化(Diff)。权重 为c国的中间投入j占最终品i全部中间投入的份额，由中间投入j在第一年被用于生产最终品i的数据计算得出。由于进口竞争商品的生产商和c国的中间投入品生产商都可以游说政府以影响最终产品的保护水平。文章根据Grossman和Helpman（1994）的研究，假定行业游说需要靠政治组织来推动。根据世界贸易协会指南（1995），文章得到了每个样本国家在HS4位代码产品下的贸易协会数量，从而构建了政治组织变量 ，对于c国的每个4位数HS代码行业k来说，如果没有行业贸易协会，则 ，如果行业协会的数量低于国家各行业贸易协会（排除没有贸易协会的行业）数量的中位数，则 ，否则 。对HS4位行业k内的所有最终品i（HS6），设置 。基于此，c国最终产品i的国内生产者的政治组织 ，等于 ；c国最终产品i的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政治组织 ，等于该国向中国出口最终产品i中使用的所有中间品的政治组织的加权平均值。
为了检验 对 的作用是否受 的影响，文章在基准回归方程中引入 与 的交互项，回归方程为：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第(1)、(2)列表明， 对 和 的抑制作用会随着 强度的增大而增强。第(3)、(4)列纳入了上下游政治组织变量，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下游政治组织对进口保护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上游政治组织 对进口保护的影响为负，但整体而言并不显著，说明中间投入品生产商可能没有明确的进口保护政策偏好。
理论模型表明，当中间品出口的EXS较低时(DVA份额较低），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供应商之间应该存在支持保护的联盟，并独立于定制化程度。随着DVA份额的增加，中间品供应商从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中获得更多利润，这两个生产集团的政治利益可能会出现分歧。文章进一步在回归方程中纳入EXS × POI，EXS × POF的交互项，以及EXS × POF × CI的三重交互项展开验证，具体模型如下：
下表为回归结果显示，首先，和预期的结果一致，EXS的直接影响是微弱的，因为它对应于同质投入，而EXS× CI的交互作用则是负向且稳健的，这意味着EXS减轻了对具有定制投入的商品的下游保护。其次，POI和POF的直接影响是积极且显著的，证实了命题2。再次，交互项EXS× POI为负且显著，EXS× POF系数为正且显著。最后，三重交互项EXS× POF × CI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相比非投入定制CI的情况，EXS对进口保护的影响会因下游政治组织POF而削弱。总体而言，这些结果与理论预测非常一致。
文章进行了三组稳健性检验，第一组稳健性检验针对DVA份额测算的潜在误差，文章根据PWI与一般贸易进口的比率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分开考察；第二组稳健性检验替换了被解释变量（贸易壁垒）的测度指标，包括偏离最惠国待遇的优惠关税（优惠幅度）、优惠幅度的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反倾销税替换反倾销立案；第三组稳健性检验调整了EXS（DVA份额）的测算方法，以及使用了投入定制的其他替代度量。文章结论依然稳健。本文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贸易政策。文章分析了有政治组织的中间投入生产商对含有这些中间投入的最终产品进口保护水平的影响。文章使用了中国交易水平的加工贸易数据以及中国贸易伙伴的特惠关税和反倾销调查信息。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包含的国内出口价值份额(EXS)很小时，进口竞争部门及其国内投入生产商的政治组织都会增加贸易保护。然而，随着来自中国的最终进口中DVA所占份额的增加，有政治组织的国内投入供应商对贸易保护的积极性有所减弱。对于既不包含定制的也没有政治组织的产品关税似乎不受DVA份额的影响。文章实证结果的估计与理论模型预测一致，为进口中体现的DVA份额如何通过政治组织影响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有利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