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折腾的中国小农:逃不出的怪圈,回不去的土地

我站在故乡的房顶上,母亲在院子纳着鞋垫。多年以后,我将会再次回忆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坐在田埂上玩着泥巴,父母在田地里默默地劳作。
二十年前,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村子里稻穗摇风,夕阳穿过胡豆花,离乡的路被铺得一片金黄。当我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快认不出它的样子了。
尽管我每年都回来。
一个小山村的农业三十年

今年疫情,我在老家生活了很久,我突然感觉,外面的世界越不安定,故乡的小山村里就越宁静。
满眼望去,已经没有一块土地可以种上庄稼。我最熟悉的乡亲们,无所事事地坐在家门口的矮凳子上,目中空空无神,眼前是一片陌生的果园,长满了荒草,已经无法辨认是谁家的田地了。
我的堂叔对我说:“1981年家庭承包后,庄稼地从来没有这样荒过。”我知道,凡是还有一丝力气在,他都会去地里转转。
几年前,新农村规划,引进龙头企业,推平了所有的田地,全部种上了柑橘树,不留一亩。
后来龙头企业拿着补贴跑路了,留下满坡果苗,要死不活地戳在地里。荒草没过了果树,果树才没过地表。
▲暮色下的柑橘园,几乎不见柑橘树
叔伯长辈并非不支持家乡产业的发展,而是在反反复复的轮回中,人们很难再去相信农业致富的神话:
打记事起,在我出生的山村里,镇上吩咐农民种满了桑树,后来桑蚕产业没有了发展,老百姓又只好把红薯地里的桑树全部刨了。
过了几年,镇上来了新领导,领导让大家积极种药材,所有人又把庄稼地里载满了中药材。最后收药材的企业跑路了,老百姓又把药材挖了,抓紧赶上那一年的秋种。
再后来,县上领导过来调研,宣传说要发展经济作物,给每家每户发放了梨树苗,家家户户种了五年梨,领导换了一届,产业不知所踪。我家最终也只吃上过一颗梨,大如乒乓。
几年后,全村的旱地都被承包给了猕猴桃果园,庄稼地里栽满了水泥桩,果园的主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一个农民10年收租大约1500元。
柑橘园前途未卜,庄稼无地可种,只得上街购买。
我们正处于一个农耕时代的转折点,五千年的传统农耕,在这三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沉沉浮浮,都是农民们如山峦般前进起伏的肩膀,他们挑起了一个时代。
经济作物真的能带来经济吗?
我的家乡是四川极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地无三尺平,尚且没有逃脱农业乱象的命运,其他地区更是如此。
我们相信了很多农业产业化的神话,曾一度以美国大农场主模式的现代化农业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不论国情,不顾现实,集体效仿。从产业化到现代化,从规模化到集约化,从休闲观光农业,到特色农业小镇,我们一路投石问路。大多数指导农业的领导们并非深谙三农,他们要的只是任期政绩,而这些无论对错的政策,总需要人们去践行他们的宏大理想。可最终受苦的人永远是最底层的农民百姓。
六年前,赵天勇辞掉大城市里调色工程师的职位,回到家乡南部县的小山村里,做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农场。每年10月,小赵都会分享他的小丑柚。
柚子来自于不远的松狮村,这是一片废弃了的柚子林,8年前,政企合作,租下全村几十户农户的土地,种下了红心柚。可是还没有等到柚子树第一年开花,柚子林已经人去园空,留下300亩的果园无人照管。
▲赵天勇拍摄的柚子园的图
这是中国许多地方的农业现状,随着农药化肥的投入,传统主粮作物的质量越来越低,单价越来越低,但是产量却越来越高。
201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从2015年的178444万亩,下降到174095万亩,短短五年时间,播种面积减少了4349万亩,减幅达到2.44%;但是粮食总产量却从2015年的13212亿斤,增产至13277亿斤,增产了65亿斤。
我们以870万亩/年的速度在撂荒土地,继续耕种的土地很多又被腾挪出来种了经济作物。人们总是热衷于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例如,2019年,贵州省农业厅发布的《2019年种植业工作要点》中,贵州全省的粮经作物种植比例已经调整为33:67,至此,传统的主粮种植业,已不到三分之一。
在种植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人们齐刷刷地视水果为振兴农业的救命稻草,于是纷纷诞生出了“蜜桃村庄”、“猕猴桃之乡”、“草莓小镇”、“葡萄大县”、“香梨之市”、“柑橘强省”……
而往往能做大做强的,也仅仅只是一两家靠政策扶持的企业,大部分农民依然随波逐流地重复着低产而艰苦的劳作。
而当农业的先进旧梦破碎的时候,压在最下面无法逃脱的,依然是农民。

▲2018年在广西考察沃柑,致富的永远是极少数

无奈的中国基层小农
11月初,我去了一趟陕西礼泉县,关中平原,秦川大地,2000多年的郑国渠滋润着这个“帝国粮仓”。曾经,礼泉县是中国苹果第一大县,全县最廉价的产品,可能就是苹果了。
位于礼泉县骏马镇的沃野青青农场,由几个返乡大学生创立。当我与创始人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如今的当地果农生存有多困难。
化学农药下的中国普通果农,毫无市场抵抗力,也缺少专业的技术指导,他们接触到的最多的农技人员,就是那些农资销售员。近几年,苹果的产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要保障基本生存,毫无定价权的果农,只得投入更多的农药化肥,增加水果产量。于是,老百姓开始陷入一个怪圈,投入品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品质却越来越低。靠农化维系起来的果园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渐接近为零。
沃野青青的陈星说,去年有一户农民要外出打工,把果园免费交给另一农户打理,农户投入了大量农药化肥,开春后遇了倒春寒,果园全部绝收。被托管方找托管方讨要化肥钱,两户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大打出手。
几年前,礼泉县果农们有人开始砍掉苹果树了,种上了桃子。等桃子成熟后,才发现碗口大的桃子根本毫无味道,果农们集体被卖桃苗的商人骗了,这样的桃子根本卖不出去。桃子们还没有来得及成为礼泉的新名片,果农们又苗木商人吹上了天的阳光玫瑰葡萄所吸引,于是又纷纷开始种起了阳光玫瑰。
而事实上,三年前市场价可以卖到30元一斤的阳光玫瑰,今年市场价已经跌至10元以下了。可是水果的挂果期往往都在三年以上啊。
铁打的农资店主,流水的果农果园。
在广大农村,农资店的老板,充当着“农技员”、“销售员”、“厂方代表”、“专家”、“顾问”……等多重身份。果苗常在新品上市,农药每年推陈出新,化肥总是最新科研,一年又一年,换了数十种农药、十余种肥料,可是,我们的害虫还是只有那几种啊,土壤中缺失的肥源也不过四五类啊,为什么我们种了4000多年的土地,却连一个果园也种不好?
单位面积的农化投入越来越高,产量逐年降低。

▲11月初,沃野青青农场

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甘肃庆阳。
早在10月份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返乡青年吴龙龙也深有体会。2016年,吴龙龙从北京回到甘肃老家,乡村里已经没有了年轻人。村民们开始陆续挖掉了种了好几年的苹果树,上面开始打造“道地甘肃·中国药乡”,人们开始种起了中药材,果农变药农。
吴龙龙说:“一个普通的苹果园,一年会喷洒12-13次农药,施5-6次化肥,一亩地农资投入普遍在3000元以上。”庆阳多降水,果期常遇冰雹,冰雹不但影响产量,而且就算果子最后顽强留了下来,一斤苹果最低也会降价1元多,每亩地除去农资费用后,净亏损1000-2000元。
在这样的经济账单的催促下,果农们砍掉苹果树,实为人之常情。
中国农业,难道真的死于政策?
当农民们开始跟风的时候,而不是踏实提高农业品质的时候,无论哪一种农业形态,都是奔走在悬崖的边缘。
问题可能会出在每一个环节,作为消费者,我们首先需要反求诸己。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水果吗?我们能吃完吗?是否因为价格越低,就越不懂珍惜?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一直在缩小,我们用了各种手段,努力在保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自1978年以来,我国水果种植面积飞速增长,据统计,2018年,我国果园面积达到11874.93千公顷,并且,每年以超过6%的平均速度飞速增长。如今,我国水果种植面积合约2亿亩,年产量1.8亿吨,是建国初期的近20倍和73倍。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规模,双双居全世界第一。
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水果总量占全球比重为31.1%,其中瓜、桃、梨、草莓产量占比均达到60%以上,分别为64.1%、67.8%、70.9%和72.3%。就在2017年,我国都还是一个水果净进口国。
可是,我们只有全世界19%的人口啊。

土地是真诚的,农业是客观的,它们并不受主观意识的激进而改变。

当我们站在高位开始规划特色农业的时候,当我们以为很懂三农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时候,当我们一厢情愿地做着小山村的全球化美梦的时候,淳朴而善良的农民们总是无辜的。
2017年,湖南大象腿品牌管理的蔡汉平,写过一篇传遍网络的博文:中国农业,死于政策。我们已经无力辩论美国规模农业是否真适合我们,还是传统小农用养结合才是我们归宿,只是希望我们在做农业顶层设计的时候,请结合基层农村的实际情况。
这个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转折点上,当我们有能力站在高处指点山河时,请看看那一双双淳朴又愚昧、善良又顺从的眼睛,他们是逆来顺受的刀子,藏在岁月流过的人群中,偶尔明晃晃,偶尔隐约约,可是,历史的教训永远如伤疤一样,链接着两个时代之间的缝隙。
参考文献——

[1]张放. 2017年我国苹果、梨、葡萄和桃进出口统计分析[J]. 中国果业信息,2018

[2]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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