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研讨◎杨焕亭：叙事的他律性与自律性：发现与表达——读《咸阳文学作品选·小说卷》
叙事的他律性与自律性：
发现与表达
——读《咸阳文学作品选·小说卷》
文/杨焕亭
2016年岁尾《咸阳文学作品选》的出版，对于咸阳文学战线而言，无疑是一件带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这不仅因为它是近十年来唯一一部由市委书记撰写序言的文学文本，从而表明文化建设在这个城市更加突出的地位；更因为它是新世纪以来在陕西乃至全国很有影响的两家刊物《秦都》和《渭水》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文学佳作的一次大汇集。特别是透过“小说卷”的阅读，使我们得以对陕西尤其是咸阳小说创作的阵容有了一次理论扫描的机会，对于不同风格的作品如何将叙事的他律性和自律性统一于创作的实践，从而在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多彩而有个性地承载“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艺术地实现对生活的审美表达理想，有了一种理性的把握。由此而对编选者的殚精竭虑，目量意营怀着深深的感触。
一
叙事的他律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从有小说创作这个文体，广而言之，从有文学事业以来，他就千丝万缕地与作家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审美视角缠绕在一起，是标示作家时代方位和文学自觉的重要理论范畴。
就内涵而言，叙事的他律性乃是指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架构以及社会经济、精神、生态关系对作家创作取向的容纳空间、理性约束，以及作家作品对社会和民族的担当。这就是说，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独立于国家和民族之外。诚如匈牙利著名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所说：“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的一部分。”读《咸阳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不难看出，入选作品的作者对此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一批“胸中有大局，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作家。
我们这个民族是怎样饱经沧桑，走过千年文明，走过百年风雨，走进这个多元而又富于生机的新世纪的，小说是最能反映这部心灵秘史的叙事体裁。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三龙的短篇小说《铁父亲》，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艺术写照。支撑父亲铁人形象的，不仅仅是“能抡圆一百多斤大铁锤”的肌肉和骨骼，也不仅仅是“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的品格，更有着站在这些生物形态和精神形态背后的道德基石，在为生产队用西瓜换沙子的途中，父亲“虽然渴得嗓子眼冒火，却舍不得吃生产队的西瓜”，直到翻过沙丘，“看到了平坦的渭河河滩，河水清澈见底。父亲一头扎进水里，喝个痛快”，它所恪守的，正是儒家“富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道德理念。他的忍辱负重，他的见义勇为，他的“思无邪”，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作品尾音无论如何都是感荡心灵的。“铁人”父亲以“死死抓住一个已经吓呆了的人的脖子”——一个盗窃拐卖儿童犯罪团伙的流窜犯，而为自己的生命落下了“铁色”的一幕。这种道德的力量在刘公的小说《心中的寺湾》，则通过“耻感”的唤醒而得以“复苏”，如果说，肇事司机江大洪数十年如一日以“车罪人”的名义，瞒着妻子，隐姓埋名地照顾死者亲属，是出于对瞬间逃逸责任的心灵惩罚，那么，当死者灵魂告知他那完全是一次意外事故，并且要他到“寺湾东头第一户王大婶家”取回这些年汇的款时，读者从中收获的是灵魂涅槃的“解脱”，是一种“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黑格尔语）的悲剧“快感”。
叙事的他律性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一个民族的性格也从来就是“善性”与惰性、“美”与恶“”相伴随的矛盾统一体，一个有担当意识和有使命感的作家的魅力决不在于粉饰以至掩盖民族性格的另一面，而在于用文化批判的解剖刀剜去社会肌体的赘瘤，以实现对于美的张扬和对于“恶”的鞭笞。这在《咸阳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中占有很重的份额，显示出作家们观察社会矛盾的艺术敏锐和切入深度。杨争光的中篇小说《两个老师》所触及的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问题，显然，无论是以惩罚“问题学生”而著称的上官老师，还是以“宽容”而在学生挑战面前一次又一次陷入尴尬，最后狼狈地败下阵来的李老师，其异质同构的致命处在于，在理念上没有使教育回归到“人”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的本体上来；在行为上，为将学生视作“奴役”对象的应试教育价值观所驱使；在角色意识上，从来把自己看作施恩者。因此，对上官老师的“反抗”与对李勤勤老师的“逆反”，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用父亲李庭光在“遗书”中所言，就是，他们都是一些“有知识没文化的人，即俗话说的有眼无珠。”珠在何处呢？就在“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怀。”（托尔斯泰语），他们的错误恰恰在于，对张冲、文昭人性中闪光的“明珠”视而不见。作家在最后一节，以走向社会的张冲在李庭光去世后，“买了两朵小白花，一朵给自己，一朵给了表弟文昭。他见了退休教师一面”的细节为老教师终其一生而获得的“许多年后，惦记我的、能想起我的，偏偏是我打骂过挖苦过的坏学生。学习好的学生给了我做教师的成就感，自豪感，也让我感到凄然”的人生体验作了深刻的注脚。教育，如果不回归到塑造民族品格，塑造人的“灵魂”的价值支点，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点燃民族精神火炬的烛光，诚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的实质正在于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本能和发展人所特有的全部本性。”
与《两个老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高远的小说《暴力倾向》，作者以“黑色幽默”的笔调和辛辣的讽刺意味，讲述了近乎荒诞却又引人深思的故事。宰杀了数十年牛羊的屠户赵大有，可以降服让小区居民恐惧不安，让警察们束手无策，让董主任不得不停下会议来处理的、凶猛而彪悍的藏獒，却转身在几分钟内，遭到酒醉驾车的张大夫之子的“疯打”。其原因是“这个人想控制我”，“他怂恿我碾死我爸，亏他想得出来！”当刘警官只想问赵大有“你敢不敢承认，你刚才说那句话了”的时候，赵大有却转身离去，而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赵大有”这个名字时，却想到了“涉嫌使用极端语言暴力”这个当前很时新的概念。这部作品留给读者的审美遐想是多矢的，具有发散性的特点。如果说，赵大有的确如小区摆水果摊的女人所说，“没有说什么”，那么，就是酒驾者丧失了人性的底线而动物性急剧地膨胀，从而踩踏了最基本的“人伦”底线，他甚至应该在藏獒面前感到汗颜；如果说，赵大有真地说了“碾过去”的话，对张大夫儿子的危险行为起了催化作用，那么，他显然触及到导致语言暴力的深层社会原因，即人的心理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理解，作者的批判锋芒最后都指向人的属人本性的缺位、异化和人的心理生态环境的恶化。
这的确是一批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其作品打着深刻的反思烙印。他们敏锐的艺术触角伸向我们社会的矛盾深层，伸向社会底层的精神世界，伸向变革年代人的命运旅程和心理历程，从而以自己多样化的叙事描绘我们色彩斑斓的社会风情画卷。卢太运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短篇小说《瓜棚》，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其对于那种“泡在会上，议而不决”的官僚主义的批判，至今读来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而王海的《红柿》同样对乡村道德建设的投以温暖的人文关切，作品结尾“爷”的感慨也正是这个社会的忧伤。如果说，张辉的《叩谒父魂》，以悼念亡灵为线索，以主体困惑为内涵，以比较美学为手段，尖锐地反映了曾经支撑我们民族穿越岁月风云，支撑我们党从战争岁月走上执政地位的价值观，与纷乱迷离，腐败之风蔓延滋长的严峻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深刻地鞭挞了影响党和人民血肉联系、影响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官场“腐败”现象，表达了情系家国存亡的忧患意识。那么，我从王展望的短篇小说《燃烧的村庄》中则不仅触摸到处在变革旅程中乡村农民的心理动荡，更倾听到作家对道德和法制的呼唤，读来深沉而又凝重。
冯西海的《征服砖头》，以物欲横流的人文生态为背景，深刻地揭示了在权力、利益较量中“人”的命运颠簸、情欲变异和关系异化。《征服砖头》的主人公之间没有真爱。桃子依附于方向仅仅因为他是老板，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砖头之对于桃子，也不过是异性之间原始的情欲冲动，砖头的被征服，以至被作为病人送回“武功”，是社会底层之间另类“地位”差别的悲凉。表面上看来，《秘事》中王宏基与刘红梅之间的“苟且”，似乎有违于道德，然而，在王美丽有一天将主人公“我”多年来疑虑重重的“秘事”即母亲失去了作为女人该有的“性感觉”拍露在主人公面前的时候，一切都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作品的结尾是出人意料的，王宏基因为患了“膀胱癌”而拒绝再与刘红梅组建新的家庭，从而给叙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涂上一层“道德”的亮光。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荟萃中，90后作家范墩子的《灯泡》，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不消说，作品打着90后作家走进生活、观察生活的履痕足音。作品通过一个所谓“问题学生”杂技梦破灭的经历，表现了当代作家俯身底层写作，关注底层人生存状态的人文情怀和悲悯情结。“灯泡”从在“山羊”口中破碎到在杂技人老三儿子口中破碎，其打破的不仅仅是一个少年心中的理想梦幻，更烙下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早春”忧伤，它给山羊单纯的心灵王国烙下刻骨铭心的印痕，以至他在看到“火”时仍然难以忘怀灯泡和血。促使山羊回归“知识”的，除了杂技人一家歉疚的真诚目光，还有他对于人的命运的初识。
叙事的他律性说到底表现的是作家、作品和时代的关系，是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它既是一个带有客观性的命题，又是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它不但取决于社会和时代所能够容纳作家价值取向的空间，更考验作家能否具有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的自觉和能动。如果说，《咸阳文学作品选·小说卷》构成了2016年咸阳文学耀目骄人的风景线，那么，应该感谢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二
卢卡奇说：“小说是内在生活的内在价值的历险形式。小说的内容是心灵出发寻找自我的故事，使心灵接受检验而且由此找到其本质的历险过程。”他这里阐释的其实就是文学的自律性问题。所谓“自律性”，乃是指小说作为叙事体裁所具备的特质、属性及其客观规律。离开了这些基本的要素，它就不可能完成对生活的审美表达。换言之，“自律性”是回答小说是什么的问题。
当我们说到叙事的“他律性”和“自律性”统一于作家的创作实践时，就意味着只有坚持小说的审美品格和理想属性，文学的“他律性”才会有强烈穿透力，充满感染力，富于表现力的负载。这种统一，在《咸阳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中表现出自觉的践行，尽管云集成簇的作品题材各异，视角多元，然而，严格遵循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却是具有理性意义的共同选择。
我们从对城乡叙事的铺展中倾听现实主义回归的脚步和涛声。早年对现代主义情有独钟的王三龙，提供给读者的《铁父亲》却是一部完整的现实主义文本。当然，它并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克隆”，其笔下的艺术形象乃是文学本体意义上的“典型”，即“艺术真实的秘诀又在于典型化，应当努力创造出典型化的真实”（巴尔扎克语），“倾向应当从场面和细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黑格尔语）。因此，尽管他刻画的是一位普通父亲的形象，仍然带给读者一种旷远历史画面下的“浮雕感”。黄建国短篇小说《一个叫红五的人》，读来有似于21世纪版的《阿Q正传》，作者刻画了一位由过往岁月走进新生活的“未亡人”，他沉迷于陈旧的“身份”印记，却又走不出狭隘自私、愚昧的农民意识，最后成为一个被人忘记的落伍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惰性一面的写照。
与之相比较，高鸿的《关于一起谋杀案的几种叙述方式》，虽然其文本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甚至叙事特征有着明显的“写实”色彩，然而，却是以引入“结构主义”的姿态切入生活的。作品围绕被告人林华涉嫌“故意杀人”这一案件，在“共时态”的叙事平台上，借助于主人公王斌的追忆、旁观者的议论、嫌疑人林华的反思、辩护律师的叙述、王斌母亲，林华婆婆的心灵絮语等，展开关于案情不同角度的分析，对人物行为迥然各异的价值判断，对情感真伪和审美疲劳的不同诠释，从而结构出故事的完整形态。其间灌注着王斌与林华从相识、相爱到彼此伤害以至酿成案件的历时描写，蜿蜒着林华周围人从道德层面对主人公品格的评点，交织着主人公自我沉迷和挣扎的连环纠结，而其带给读者的审美感知是多重的，思考的空间是巨大的。而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共时性”的强调。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说：“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我之所以说它在基点上是现实主义的，是因为其叙事是沿着“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作品中的主人公王斌和林华，分别代表了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的性格特征，王斌的粗鄙和浮躁、林华浪漫和单纯，都为他们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走到一起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不管是王斌自裁还是林华的“故意伤害”，他们的命运都是这个价值迷乱的岁月“迷茫的一代”精神和情感生态的一个切片。这种“结构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的文本，表现出咸阳籍作家开放的文学思维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这种探索和求新，在一些作家那里，表现出鲜明的“心理现实主义”美学追求。从李大唐的《坐在教授对面的小唐》，到韩晓英的《青梅》，则将探索的目光投向普通人微妙的心理国度。透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但看到伴随着物质生活不断富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芸芸众生对于生命、爱情、婚姻、家庭表现出的许多新特征。李大唐的《坐在教授对面的小唐》与韩晓英《青梅》以时空交错为纬，以人物的情感基线为经，细腻而又温婉地展现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女人微妙的情爱心理，邹教授喜欢向坐在对面的小唐倾诉自己的心事，不是因为两辈人之间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有多么契合，而是因为它让邹教授重温了一场与记忆中那位老公之外的小唐之间的缠绵悱恻；小唐的离去之所以让邹教授重新回到寂寞的现实，也仅仅因为她的“梦”从此出现了空白。《青梅》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人物故事化为对主人公青梅情爱心理的有序铺写。它是深深浅浅的，与刘明远在一起时， “有时那啥啥，有时不那啥啥，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青梅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甜蜜最幸福的时刻”，而与方凯在一起时，“每次面对方凯一双热切的眼睛，她怎么也无法开口”；它是浓浓淡淡的，那由热恋时的朝朝暮暮到后来的渐行渐稀，以至最后成为一种焦渴的近乎缥缈的期待；它是疙疙瘩瘩的，断而不能断，续而无法续，这种回环复沓的心理，正是当下“剩女”的共有心态。无论是邹教授对曾经与记忆暗恋的小唐的追怀，还是青梅在落寞中念念不忘与刘明远温馨缠绵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过是一种遗落的梦幻，当她们迷茫在“稍知花改岸，始验鸟随舟”的现实面前的时候，这种追怀和守望便成为这一群体的心理综合症：时间带走的是生命，而留在心头的是虚妄的“守望”。它折射出工业时代人的情感在路上、人际关系在路上的精神漂泊感。用西方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缠绵不愈的灵魂疾病”，一种“繁荣掩盖下的心神不宁”。
中国作家引进现代主义文学的脚步远比批评界早，在我看来，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应该是中国小说现代主义的滥觞。纵观中外当代文学史，它的出现或者兴起总是与社会的转型与动荡联系在一起的。宁可的短篇小说《似曾相识》，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视角，以面向“自我”的创作姿态，刻画了一个虚无的“他”（其实也是“我”的精神影子）与现实的“我”在生存时间、生存空间和情感空间的重叠和冲突。作品中的“我”，被描写成一位走失灵魂的精神分裂者，肉体的“我”与灵魂的“他”如影随形却又各为“自我”，似在身边，却又总是若即若离；“我”想对“他”诉说自己的落寞，却发现“他的背影在我面前消失了，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在这里，一切只在主人公的主体意识里流荡，所有的“遭遇”都只在感觉里发生；诸多的话语都不过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从而在虚妄的想象中构建起一个沉重而又迷惘的“梦幻世界”。
作品所表现的是社会转型期、观念裂变期人的精神困惑和灵魂折磨。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自然环境的恶化；一方面，物质生活极大的富裕和充盈，另一方面，人们道德理念的淡漠和失范，都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面临新的角色定位，由此而带来的焦虑心理、忧郁心理和价值迷茫心理，成为作家聚焦的热点。当作品中的“我”在护城河边看到的“水质复杂多了，再也看不到水底了”，遭遇因捡到10元钱而蒙受屈辱，以及“大包小包背着”的旅游夫妇与河边乞丐的反差，正是这种矛盾的折射。作品尤其深刻的是，当“我”试图在同事面前找回自己存在感的时候，却被认为是病了。走笔至此，作者写道：“窗户外面灰蒙蒙的，除了彻天彻地的雾和霾，根本没有楼，更没有什么窗户。即使我把眼睛揉了一次又一次，外面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化为虚无，而非真实的存在。至此，人物视点消失，所叙事物也随之中断。然而，我还是从字里行间读出作家对历史转型期社会心理的敏锐把握，对构建精神家园的深情呼唤。
由此不难看出，本书所呈现的作家阵容是一支开放、包容、满腔热情拥抱世界的艺术群体，他们的探索，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然而，可贵的是，那种“激发和识别创新思想的才能。”
三
在阅读《咸阳文学作品选》时，我不止一次地与方家们交流说，这个集子的小说选编者具有敏锐的时代感，前沿的文学思维和价值评判目光，所选的作品代表了咸阳（包括收入集子的市外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读着这些琳琅满目的作品，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小说叙事怎样才能走进读者心灵。让接触它的人读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从而提高作品的信息辐射力。
加拿大著名作家丹尼斯·博克在就自己的长篇小说《回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段深入故事，发现故事的过程。”小说作为叙事体裁，不管属于什么流派，故事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对此，美国评论家约翰·盖利肖有着惊人的共识，他认为，“小说是一个人对一些事物的描述，这些事物在他或别人身上发生，这种表述是在一系列的聚合或交流中完成的。”好小说，都是以感人的故事俘获读者心灵的。杨争光的中篇小说《两个老师》，并不去追求宏大叙事，然而，读罢掩卷，那些上官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那些李老师站在课堂上的面对学生提问或恶作剧设下的陷阱而陷入的尴尬；那些张冲与文昭利用午休时间做出一些“出格”行为，以及他们瞬间的品格“闪光”，跃然脑际，不能不归结于他对叙事技巧的老辣娴熟。作者十分注意在每一个关节点把握叙事的张驰，从而形成起伏跌宕的叙事波流。
对于细节的刻画，最能见证作家的艺术功力。在《暴力倾向》中，高远通过五个层次对赵大有降服藏獒展开描写，不惟烘托起紧张而又近乎神秘的环境氛围，更使人与狗之间对峙的微妙心理呼之欲出。第一个层次：“人群里响起一阵惊叫声。大家看见赵大有手里拎着绳子跨过了警戒线，大踏步朝墙角藏獒走去。”第二个层次：“藏獒从地上站起来，对着尖叫的人群嚎叫了几声，声音像从地下钻出来的，高亢、沉闷，如同敲打在地上的闷锤……他目光移到赵大有脸上，盯住了他的脸。”第三个层次：“赵大有却不看他，赵大有歪着脑袋，旁若无人地朝前走，边走边看左侧马路上的街景。”第四个层次：“在他的打量下，藏獒一对涩滞惶恐的眼珠开始闪烁、晃动、浑浊的泪水在眼球上淤积，很快溢出了眼眶。”第五个层次，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他嘴里一直那样咕哝着。离藏獒剩下不到半步，脚眼看要踩到前爪上，藏敖忽然腿脚一软，扑通一声瘫在了地上”，至此，一场人与狗的心理较量以人的取胜而告终。作家的层层铺开，节节递进，环环紧扣，读来让人触目惊心。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读《咸阳文学作品选·小说卷》就是咀嚼语言的魅力。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然而，语言从来就是一个时代范畴，它在自己发展的历程中，总是吸纳各个不同时代的词汇或者语素，从而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构建起个性的话语系统。王海《红柿》、冯西海《征服砖头》中对关中方言的提升和运用，无疑大大丰富了作品生活气息，这两部作品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善于借助于对话来推进情节，从而使作品在语言上显得立体而又简约，富于节奏感，而高鸿《关于一起谋杀案的几种叙述方式》、李大唐的《坐在教授对面的小唐》、韩晓映《青梅》中对信息时代时尚话语的引进，表现出作家新锐的语言感觉。如：
方凯不像刘明远那家伙，不但是限量版（唯一走进大龄女青年青梅同志心里的人），而且还定量供应（每次见面都是她主动才得以相见）！没办法，谁让剩女青梅就好人家这个调调呢？
（韩晓英《青梅》）
这些承载着网络时代文化氤氲而又富有个性的语言，读来有一种“听唱翻新杨柳枝”的新鲜感。
当然，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有一个提升和打磨的空间，这些，可以留待以后专门深入讨论。相信有各级艺术馆和作协的引导促进，有两家杂志的鼎立推动，有广大作家的时代担当，咸阳文学一定会呈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2017年3月5日于梅轩
杨焕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省青年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原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出版有《烛影墨影》《山月照我》等四部文化散文集、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与雷国胜合著）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合著）、长篇小说《往事如歌》、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长篇小说《武则天》（全三册）等。作品入选《海峡两岸学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百年陕西文艺经典》、《西部散文百家》、《五月：中国的震颤之诗》、《国殇 民魂》、《不屈的国魂》，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电视诗歌散文专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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