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那天，我在上海看《巴黎圣母院》的千秋场，观众席冷冷清清，在文化广场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开场前受理了五百多张退票。当时没想到的是，这个行业的巨大损失里，也有我的一份。
我是戏剧舞台的“散装人员”，编剧、舞监、演员都能做，并且一直都没有签公司，靠接项目养活自己。那几年里，圈子小且关系紧密，我总也不愁接不到活儿。但随着疫情来临，演出项目借二连三取消，我的2020年在年初已经挂上了白旗。我一边吃着积蓄，我一边把所有招聘软件都逛了一遍，发现就业市场并不需要一个无所适从的戏剧人。划着屏幕，觉得自己是在看一个比自己多变化了十年的世界。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本科，紧接着又读了硕士学位，2010年离开校园开始工作，之后从未远离舞台，也从未想过要离开舞台，所以也没有“另一手准备”。在舞台的日子过得很快，我已经一路自由自在地晃过来，一不留神就晃到了33岁。以我的年龄，无论在哪里都应该混到中层了吧。“资深运营专家”、“高级编辑”……这是我没有接触过的职业世界，我好像很难把自己和那些高大上的名头联系在一起。我试着投了一些不限经验的岗位，甚至下调了预期。依然回应很少。“大不了去摇奶茶！”有时候我会这样安慰自己，但走在路上，看见奶茶店也开不了工，只能回来继续投简历。每每面试，我都要被迫重新面对一遍自己在就业市场毫无优势的事实：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相关的工作经历，还在一个尴尬的年龄……我能感觉到视频那头的犹豫，我说不出更多的话来解释我自己。面试时，对方随口说的“我们团队都是90后”被我翻来覆去反复猜很久，“什么意思？是在嫌我老？”这些年本来已经很少为年龄焦虑，父母催婚我也岿然不动，没想到这个转折点上，我对这个数字分外敏感了起来。生活里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同行，谁都好不到哪里去。有人直接薪水下调到勉强支撑房租；有人和我一样，还在求职市场寻寻觅觅一无所得；但也有人索性闭门开始创作。这个时候，“有没有积蓄”把我们分割在了不同的世界。不愁生计的开始潜心修炼，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的，只能无头苍蝇似的乱转。
有朋友问我要不要试试主播，我想反正每天蓬头垢面在家看招聘，也没什么事，就试试看吧。直播公会和我签约的时间是每天晚上18点到24点，语音直播，播什么内容随意。公会给我们新晋主播开例会，教一些基本话术。比如，“小耳朵”（用户）进来了，要怎么打招呼；互动时，怎么暗示他们刷礼物；PK的时候，怎么让他们给你打榜。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定要坚持播，让他们习惯你的声音，心甘情愿给你们打钱。”和我签约的经理每周都要强调这点，“一定要坚持啊！”视频里，我看见她攥紧拳头挥了挥手臂，像成功学教母。我以为语音直播能比视频直播轻松一点，不用露脸，没什么压力。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一连说话6小时，关闭直播之后脑子完全缺氧，脚踩在地上软绵绵的，站起身像宿醉一样天旋地转。
一开始，我的直播内容是给大家读书，希望给到疫情期间的人们鼓励和陪伴。经理出来叫停：“直播间不是你搞文艺的地方，留不住人，就没人给你刷礼物打榜！”有人进来，我就得先停下来和ta打招呼，“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你的名字好有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今天忙吗？”唯一我可以休憩的时刻是，如果我实在不想讲话，我可以说，你们想听什么歌，我放给你们听。
即使公会教了话术，即使我也承认我和用户间的交易关系，但是我还是不能摆脱心理的不适。昔日当演员的时候，专注自己的台词走位和动作，下面的观众看在我眼里，却又和我隔着无形的墙。我进入戏里，想探寻的是人间最深刻的悲喜剧的内涵。而当主播的日子里，我和每一位来人说翻来覆去的口水话，心里一边盘算着，什么时机开口要打赏比较好。我倒也没“清高”太久，主播圈子里有一套现成的讨赏公式，后来竟然也顺口溜似的脱口而出了。有时候我们会“打PK”，系统会随机分配一名主播和我PK。进度条画面就进入对决的状态，比拼的就是两位主播粉丝刷的礼物量。通常这是一个号召粉丝给刷礼物的好时机：“PK到一半啦，对方主播现在有好多礼物，天呐我会不会落后？！”到了赛点，“偷塔偷塔！”大家哗啦啦一起刷礼物，赢了直播间就一阵欢呼。你看，这不仅利用了听众对你的情感连结，还利用了人的胜负欲。在直播间，发现在“河蟹”面前，人发明黑话的能力是无限的。常有陌生人一上来就问“kpp吗？”“大秀吗？”“能带出去吗？”不懂就问。问了经理，才知道是行业黑话。大秀，单独激情裸聊。KPP、嗑泡泡、嗑炮都是一个意思，有炮字应该不难猜。我以前难得听到这样的话，深感这个世界不适合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没再上线开播了。经理也没来问过我，大概她已经习惯了主播们来来去去默默离场。
我想找一份能走出家门的工作，每天闷在家里，觉得人也打蔫。
投出去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我决定边打些零工边等消息，也可以作为一种生活体验。选定的第一站是家附近的便利店。店长说，本来不打算招人了，一名男店员的老婆快生了，他要回老家。我作为替补男店员的角色开始了我的便利店打工之旅。和我搭档的女孩看不出年龄，我觉得她甚至未成年。她有时会故作老成，说：“就是因为你原来都没干过体力活，所以做事不中用。”、“你以前学的那些东西没什么用。”虽然知道只是小朋友的玩笑话和口头禅而已，还是会感到苦闷和悲哀。一来因为还没成年的她打心眼里觉得知识没用，二来有知识的我也没法向她证明知识有用，不然为什么和她站在一起打工？白班和夜班的交接时间是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一天12小时，一天150元。每天早上五点，面包车来卸货，先要搬运蛋糕之类的冷藏商品，再一样样归置进保鲜柜，货仓的空气像冬天的严寒，寒凉不已，我带着困意，盘点货架上的商品。很多都市文青都对便利店有某种浪漫想象，以为会是什么故事的发生地。事实是，我在的日子从未见到任何可被捕捉的浪漫，便利店的班也是一成不变的无聊和难上。夜班的晚上，连孤独都是自己一个人的孤独。深夜，常常只有我自己待在店里，好似身处漫长隧道中，又好像被困在时间荒野里。门外野猫野狗打架，已经是一种难得的陪伴。更多的夜晚，什么都没有发生，天边渐次亮起来。
店里规定，只要过了零点，当天的食品便不允许售卖，必须下架，算作损耗。这当然是公司的规定，甚至有时会派人员伪装成顾客来检查门店有没有照做。疫情中，销售额大跌，不能准确地估计好每日供货量，损耗率太高。每天夜里，要把作废的商品统统丢进垃圾袋，再拖到商场的垃圾存放处一并丢掉，我的心情很糟糕，可能是由于没有顺利卖掉它们，也可能是因为浪费产生的罪恶感。店里默认卖不完的食物可以给晚班的同事带回去，我有时也带一些走，放进公寓的冰箱里，第二天就不用做饭了。吃着口感和视觉同样塌陷的蛋糕，生菜叶子蔫掉的三明治，我切身体会了到外婆常说的谚语——补碗匠使破碗，修伞匠用破伞。难免产生一些厌弃，“下次还是花全价吃新鲜的吧。”我暗想。值夜班时候，我偷偷重温《东京爱情故事》和《悠长假期》，看到木村拓哉说，“我已经25岁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33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没有人帮我按下2020年的大结局啊………刚开始，这里确实能当作一段停泊的经历，我还怀着艺术家的心态，想着这会被我写进以后的剧本中。但时间久了，我满脑子都是，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复工，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段漂流。意识到这点后，我就和店长提了离职，店长没有惊讶，给我结算了工资后，咂了咂嘴：“我就说了么。你们娇生惯养做不惯这个的。”
阿梗三月离开便利店后，用一整个月的时间找到了新工作，现在她在一家书店做图书经理，工作环境很好，待遇也不错，但工作琐碎无聊，检查书是否摆放整齐，地板是否干净也在日常工作之列。
让她觉得糟糕的是，即使有了一份稳定工作，漂流的感觉仍未消失，她好像暂时被流放在那，如果结束有个期限，也还有个盼头。现在她也没有把握什么时候能够回归舞台，只能继续等待再等待，忍耐再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