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两湖人才爆发地
清嘉庆年间，
岳麓书院来了一位新山长（相当于院长），
湖南宁乡人袁名曜。
袁名曜接手书院掌门人后，
门人请他题写书院大门联。
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
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
“惟楚有材！”他说。
学生沉默良久，
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
应声对曰：
“于斯为盛！”
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
这个对法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又狠狠地夸了一番人杰地灵的楚湘大地。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
从那时起成为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
岳麓之名，
承载三千年荆楚潇湘精神，
这一切，皆源自岳麓山。
1.岳麓，南岳之足
岳麓山位于湖南省会长沙市，
主峰海拔只有近300米，
但古人将其列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中的最后一座。
岳麓之意，即南岳衡山之足。
南北朝徐灵期《南岳记》有云：
“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
岳麓山因此而得名。
更多是与其地理位置相关。
若从地质形成的角度上看，
岳麓山形成年代应早于衡山。
地质专家研究考证，
岳麓山大概形成于距今3亿年前，
是由海滨浅滩随着地壳运动逐渐抬升形成的。
在岳麓山顶，至今仍存有海滨浅滩形成的遗迹。
岳麓山北接南岳，东望湘江。
中部高耸，南北渐低。
从空中俯瞰而下，岳麓山犹如一个巨型盆景，
如玉带般的湘江将城市与山川分隔两岸，交相辉映。
橘子洲头静卧江心，恬静自然。
春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
夏季，深沟浅壑，汨汨流泉。
立秋之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若遇冷冬，大雪过后，岳麓山便归于宁静。
2.岳麓文化
岳麓山以仅仅近300米的海拔高度，
也许无法在中国一众的名山大川中胜出。
但正如刘禹锡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一座山的出彩，
当与其所有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
相较于其他名山诸川，
岳麓山是湖湘大地上的“文化脊梁”，
儒、释、道三家并存，
有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
佛教入湘最早的文化见证——麓山古寺，
以及道教二十三洞天“云麓宫”。
儒
在今天岳麓山脚下，
有一座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之誉的湖南大学。
这里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
岳麓书院的所在地。
今天，
岳麓书院的古建筑依旧座落在岳麓山脚下，
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
书院之名，始于唐朝。
中国最早的书院是由唐太宗贞观年间
四川人张九宗所建的“九宗书院”，
书院建成之初，只为私人读书治学。
唐末，智、 璿（ xuán ）二僧在岳麓山兴办学校，
“割地建屋，以居士类”，
为之后岳麓书院的建设做了铺垫。
至北宋开宝九年（976年），
潭州（今长沙）太守朱洞对学堂进行翻修扩建，
岳麓书院始建成。
之后，宋真宗亲题“岳麓书院”牌匾，
赠予皇家藏书，嘉奖岳麓书院，
将岳麓书院纳入“潭州三学”体系。
所谓“三学”，
即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
以岳麓书院为最高学府，
安排学生通过考试成绩逐级升学。
故而，在宋一代的教育体系中，
岳麓书院是类似于今天北大、清华的最高学府。
南宋，
范成大在《骖鸾录》中发表了“四大书院排行榜”。
此后千年，唯岳麓书院，
历七毁七建，仍得历代文人公认，
一直位列榜首，从未被超越。
岳麓书院门前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于盛”，
便是书院当年盛景最真实的写照。
从宋到清，
岳麓书院坚持“传道而济斯民也”的信条，
而不是以科举为目的的应试教育。
在这种教育氛围的熏陶下，
培养出一批如游九言、彭龟年、胡大时等
经世大儒及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
为了使莘莘学子获得更深厚的知识修养，
岳麓书院不惜重金聘请名家大儒出任山长讲学授课。
朱熹、张栻、王阳明等具有影响力的大师，
均在岳麓山留下足迹。
南宋初年，
理学大师朱熹与岳麓书院山长张栻之间
关于《中庸》之义的讲论就发生于此，
史称“朱张会讲”。
宋末，
蒙古大军南下，围攻潭州，
岳麓学子奋起，为国效力。
明末，
岳麓书院代表学子王夫之以“遗臣”身份，
留发明志。
近代，
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岳麓同仁，
先后奋志图强、维新安攘，奔走在中华大地之上。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依托学院，
建立的新民学会，
则埋下了民族希望的发源火种。
如此，
正如理学家吴澄所言：
“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
书院的围墙外，
岳麓之风，生生不息。
距岳麓书院仅200米，
在前门外，
一座亭角微翘，
上盖青瓦的正方形亭子掩映在绿树之间，
如亭上匾额所书的“自卑”一般。
但此自卑，绝非彼自卑，
而是出自《中庸》：
“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
辟如登高，必自卑。”
自卑绝不是今人固步自封的借口，
而应当以谦恭卑微的态度从低开始，
脚踏实地，干实事，拾级而上，渐至高峰的态度。
与自卑相对的，当属爱晚，
从岳麓书院后门出来， 便可直达爱晚亭。
爱晚亭原为清乾隆年间
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建的红叶亭。
爱晚之名，出自罗典好友清代著名学者毕沅，
他以亭边枫叶红似火为由，
借杜牧《山行》的“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爱、晚”二字，
命名为爱晚亭。
如今，
爱晚亭的匾额为毛主席亲自题写，
笔走龙蛇，苍虬有力。
“自卑”与“爱晚”设立于此，
绝非随意而为，
“爱晚“，宣扬着华夏千年尊老爱幼的传统，
与自卑结合，推己及人，谱写天下大同。
相传，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心高气傲，
颇为古板。
一日，
罗典正在书院中举办鹿鸣宴
（科举乡试放榜后举办的宴会），
有一乞丐般打扮的老道士不请自来。
众人想戏弄他一番，叫他写几个字来看看。
老道士捉起堂前的扫把，沾了些黄泥，
瞅准赫曦台上的一面白墙，
刷！刷！就是几笔，
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扬长而去。
众人目瞪口呆之余，
才知道此乃世外高人，
罗典后悔不已，
托人四处寻找老道士的下落，
始终无果。
为了弥补过失，
罗典亲自在对面的白墙上补写了一个“福”字。
如今，福寿二字
依旧镌刻在岳麓书院赫曦台的白墙上。
释
离开岳麓书院的文风范围，
渐次而上，在岳麓山的半山腰上，
千年宝刹麓山古寺传承的是另一番人生哲理。
此寺为湖南地区最早的佛寺，
见证着佛教入湘的历史。
麓山寺建成之时，
正值西晋初期，
距离汉明帝下诏在洛阳修建白马寺
仅过去200年而已。
因此，在麓山寺的山门两边，
有一副“汉魏最初名胜，湖南第一道场”的对联。
继开山祖师竺法崇之后，
麓山古寺又得到了法导、法愍等高僧的加持，
逐渐名扬四海。
至隋唐，
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
麓山寺也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
先有天台宗创始人智顗（yǐ）在此传经说法，
弘扬天台宗的教义和禅法。
后有入藏讲法、引发“顿渐之争”的摩诃衍那于此传道。
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描绘：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
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五月寒风冷佛，六时天乐朝香炉。
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
这一时期，
除了上述两位高僧外，
在麓山寺弘扬佛法的
还有昙捷、权武等十名高僧。
这些僧人的名字
均被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刻在《麓山寺碑》上。
麓山寺碑高272厘米，
宽133厘米，碑文28行，共1400余字，
记录了麓山寺自建寺以来，
历代沿革和传教盛况，堪称“三绝碑”。
宋代的麓山寺，更是禅宗名寺之一。
从悦、智海等得道高僧先后住持麓山寺。
据《长沙府岳麓志》载，
智海住麓山寺时，“焚火一夕而烬，道俗惊异。”
智海却淡定地说：
“梦幻成坏，尽皆戏剧；然吾恃愿力，宫室示终废也。”
没多久，麓山寺重修如初。
智海的修为，
正好为寺内观音阁对联的最好典范：
“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
境由心生，退后一步自然宽”。
如今，
麓山寺几经沉浮，
成为湖南省第一家佛学院，
继续以佛法滋养三湘大地的芸芸众生。
道
正如《烟波钓叟歌》中所描述的那样，
“阴阳顺逆妙难穷，二至还乡一九宫。
若能了达阴阳理,天地都来一掌中。”
道家的理想世界，不同于佛教的极乐世界。
道讲究的是永生，超脱自然。
而佛讲的是来世，轮回寻常。
因此，
道教需要寻找到一个更接近天际，
清净自然的地方，以追求修炼上的天人合一。
这也是为何岳麓山上的云麓宫坐落于山顶的缘故之一。
云麓宫，
位于岳麓山云麓峰之上，
因峰而得名。
道家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
云麓峰便属于道教二十三洞真虚福地。
相传，
南朝时道士邓郁之曾在此处炼丹修道，
丹成之日，邓郁之羽化登仙，位列仙班。
据《史记》记载，
早在战国时期，齐国方士韩终即在此炼丹采药，
并在秦统一六国之际，率部渡海登临朝鲜半岛，
建立三韩，一说为韩国人的祖先。
至明代，
长沙成了明宪宗之弟吉简王朱见浚的封地。
这位好学多才的王爷
命人在云麓峰上仿武当山道观修建云麓宫，
初名洞真观，以便自己修道问玄。
登上云麓宫的望湘楼，
凭栏远眺，橘子洲头，江水滔滔，
长沙城一派繁荣景象尽收眼底。
真可谓是“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历史上，云麓宫名联甚多，
而三清殿中所悬的对联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宣示着道家的清静无为。
3.青山有幸葬英魂
如果说，
儒、释、道三家在岳麓山上和平相处，
诠释了岳麓山，
乃至整个长沙城“天人合一”的和谐，
那么与之相对的，
便是那一座座分列于山道两侧的孤冢。
近代以来，
神州大地战乱频发，列强相继侵略中国，
无数能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这其中便包括了诞生于湖湘大地上的
黄兴、蔡锷、陈天华、禹之谟等人。
作为推翻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领袖之一，
黄兴曾以孙中山先生并称“孙黄”。
在清末风云变幻之际，
即密谋发动了被誉为“中国内陆革命先声”的长沙起义，
在湖南地区掀起了一波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
1905年，
黄兴在日本与孙中山共同成立中国同盟会，
组织大规模反封建运动。
武昌起义时，黄兴亲赴武汉，
担任战时总司令，指挥战斗。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
黄兴继续出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
可惜的是，
在南北和谈中，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
黄兴被迫起兵讨袁，
由于长时间为革命事业奔波操劳，
黄兴积劳成疾，病逝上海。
次年，
孙中山亲自主持国葬，将这位革命先驱，
自己的忠实伙伴葬于云麓峰下。
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墓旁留下挽联：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如今，
黄兴墓坐西向东，地势开阔，
百级石阶直达墓前，苍松翠柏，掩映其间。
黄兴未竟的事业，
则由云麓峰下另一座墓主人
蔡锷来完成。
1904年，蔡锷自日本学成归国，
先后在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编练新军，
秘密组织反清事业。
辛亥革命爆发后，
蔡锷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
建立云南军政府。
蔡锷主政期间，大力推行新政，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1915年，
蔡锷率先举起“反袁”大旗，
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运动讨伐袁世凯，举国震动。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蔡锷凭着这一伟大功劳，
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
然而，
与革命先驱黄兴一样，天妒英才。
再造共和后不久，蔡锷病逝日本，享年34岁。
蔡锷在遗嘱中写道：
“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
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
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
蔡锷魂归故里。
政府为其举行国葬，
让其长眠于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中，
供世人瞻仰。
尽管过了百年，
如今“蔡公松坡之墓”六个大字，
仍历久弥新。
在黄、蔡二公之前，
岳麓山中其实早已深深埋葬着
陈天华、禹之谟等爱国志士。
陈天华虽未及参加辛亥革命，
但他以《猛回头》、《警世钟》等泣血之作
唤醒了一批近代湖湘子弟的爱国之心。
1905年，
陈天华在日本东京
以蹈海自绝的方式抗议日本侵略，
试图唤醒更多的同胞。
次年，他的灵柩运回长沙后，长沙全城学子出动，
人人缟素，送葬人数绵亘十数里。
时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的禹之谟亲自主持，
公葬烈士于岳麓山，以彰义烈。
但此举却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
禹之谟于当年8月被捕，随即被处死。
据记载，
禹之谟临刑前曾高呼：
“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
辛亥革命之后，黄兴移其忠骨，
与陈天华等人共葬一穴，以恤其道。
至此，
岳麓山成了一座聚满英灵的英雄之山。
继诸革命先驱之步伐，
在中国近现代爱国救亡、矢志革命的抗争中，
又有无数英雄归葬岳麓山。
今天，
掩映在绿树青石间的五轮塔、赫石坡南侧的
七十三军公墓依旧在无声地诉说着英烈们的故事。
一座岳麓山，
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
从佛法精奥到道法自然，
无不彰显出岳麓山
融物候、环境、人文于一体的“天人合一”，
可谓地灵。
而古代大儒间关于儒理的对论，
乃至近现代革命英烈为国图强，
无不诠释着岳麓山中心怀天下的热血情怀与气魄，
实为人杰。
如此人杰地灵的山峰，
在中国，还有第二座么？
参考资料：
黄林石:《古城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罗军强:《岳麓山抗战史话》,海南出版社,2007
郑坚:《岳麓山英烈墓:岳麓山名人墓之一》,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
朱汉民:《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刘丽珍:《岳麓山寻古探微》,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
高山:《长沙百景》,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
赵宁:《长沙府岳麓志》,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
谭世保:《汉唐佛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