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
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24]
1853年3月25日于伦敦
直至今晨尚未得到来自土耳其的任何新的可靠消息。“先驱晨报”[25]驻巴黎通讯员在今天的报上报道，他从权威方面获悉，俄军已经进入布加勒斯特。在本月20日的“马赛信使报”上我们读到：
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因为得了钱而不说话，人们就说他“舌头上有牛”。应当指出，这个牛就是埃及的银币[26]。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泰晤士报”[27]，自从重新提出东方问题以来，它的舌头上一直是有牛的，——这样说即使不是根据它保持缄默，至少也是根据它所作的报道。起初，这家善于发明的报纸借口问题涉及基督教而为奥地利干涉门的内哥罗事务的行为作辩护。但是后来俄国进行干涉时，这家报纸就抛弃了这个论据，硬说这只是正教和天主教教会之争，与英国国教教会“虔诚的教徒”毫不相干。此后，它就大谈土耳其的贸易对大不列颠的意义，这种意义很大，所以它作出结论说，如果以土耳其贸易自由去交换俄国的禁制关税和奥地利的保护关税，这对大不列颠只会有利。然后“泰晤士报”就极力证明，英国在粮食供应方面是依赖俄国的，因此英国应当默认沙皇的地理观点。为了减轻英国对俄国的依赖，黑海应当成为俄国的内湖，而多瑙河应当成为俄国的河流，——这样的说法对于“泰晤士报”所颂扬的贸易体系来说是多么入耳的话，是多么诱人的一个论据啊！当“泰晤士报”的这个一攻即破的立场被戳穿之后，它马上又抓住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即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是不可挽回的了，而这一点，在“泰晤士报”看来，就是俄国在目前应当成为这个帝国的受托者和继承人的决定性的论据。接着“泰晤士报”决定，应当使土耳其的居民受俄国和奥地利的“纯粹的统治”和文明的影响，并且引用智慧来自东方这句古代的格言，而忘记了它自己不久前说过的这些话：“奥地利在本国各省和各王国内维持的制度，是恣意横行的强制的制度，是不受任何法律节制的暴虐的制度。”最后，“泰晤士报”竟然无耻之极地为自己发表了有关东方问题的“出色的”社论而自我祝贺了一番！
所有伦敦的报刊，晨报和晚报，日报和周报都纷纷起来齐声指责这家“主导报纸”。“晨邮报”[28]讥笑自己“泰晤士报”的同行，指责他们故意散布荒诞无稽的假消息。“先驱晨报”把“泰晤士报”叫做“我们这个时代的犹太—奥地利—俄罗斯人”，而“每日新闻”[29]则更简单地把它叫做“布隆诺夫的机关报”。“泰晤士报”的孪生兄弟“纪事晨报”[30]则这样打击它：
“晨报”[31]写道：
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熊坚信英国和法国之间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32]是暂时的，他就不会缩回自己的爪子。在这方面值得耐人寻味的是，下列事件竟然令人惊异地凑合在一起。就在“泰晤士报”力图要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相信土耳其问题只不过是法俄之间的小小争吵的当天，《roi des dr?les》〔“丑角之王”〕（基佐平常就是这样称呼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先生的）就在“立宪主义者报”[33]上作出了这样一个发现：整个这回事情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和沙皇之间的争吵。读了这些报纸，你就能够真正认识狄摩西尼发表激烈的反菲力浦演说时代那些舌头上有马其顿“牛”的希腊演说家们的面貌了。
以联合内阁为代表的不列颠贵族的态度是：一有必要他们就会牺牲英国的民族利益来满足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让东方年轻的专制制度加强，以期为自己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统治找到支持者。路易－拿破仑的态度则摇摆不定。他对那位专制君主十分同情，这个君主的政体他已经在法国实行了；他对英国十分反感，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他已经在法国废除了。除此之外，他如果让沙皇在东方掠夺，沙皇也许会让他在西方掠夺。另一方面，他又不大相信神圣同盟对他这个“暴发的可汗”所抱的感情。因此，他采取的是模棱两可的政策，力图像他当年愚弄法国国民议会的各党派一样来愚弄欧洲列强。他一面同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表示亲热，做出这个样子给人看，一面又向俄国的利文公爵夫人大献殷勤，大许其愿，并把狂热拥护奥法同盟而反对英法同盟的戴拉库尔先生派到苏丹宫廷去。他命令土伦舰队开入希腊领水，而第二天却在“通报”上宣布这一举动事先并没有同英国有过任何协议。他一面指使自己的一家机关报“国家报”[34]大谈东方问题对于法国极为重要，一面又允许自己的另一家机关报“立宪主义者报”说，东方问题决定着俄国、奥国和英国的利益，至于法国的利益，则只是间接地沾一点边罢了，因此法国采取完全独立的立场。谁将给他更多好处？是俄国还是英国？这就是他所考虑的问题。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3月25日 载于1853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注释：
[24]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头两段。——第20页。
[25]“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于伦敦出版。——第20页。
[26]指铸有埃及“圣”牛（阿皮斯）的钱币；在古希腊，类似的铸有动物的钱币主要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流通。——第21页。
[27]“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于伦敦创办。——第21页。
[28]“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年于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22页。
[29]“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6—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2页。
[30]“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70—1862年于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第22页。
[31]“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于伦敦创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22页。
[32]“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是表示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和好的一种用语。尽管是《entente cordiale》，但是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法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锐化。——第22页。
[33]“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到1870年于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核心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22页。
[34]“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于巴黎创办；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