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故宫“护宝人”，更是典籍的“领读者”

▌陈垣（1880-1971）

北京故宫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设，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建，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2020年恰逢紫禁城建成600年，在由紫禁城向故宫博物院转变的过程中，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居功甚伟。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后，陈垣挺身而出与军阀周旋，矢志“护宝”，曾一度被软禁。从北洋政府变卖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至组建清室善后委员会，统一清点核查清宫珍宝、文物、文献；再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之成立，开始统一整理故宫积存明清档案及“四库全书”；诸此种种重大历史事件中，陈垣始终以一位学者的良知从中积极“斡旋”，矢志“护宝”。一方面倾力守护与发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又苦心孤诣地将这些宝贵遗产做成“有意义之史学”，终成故宫典籍文献的一代“领读者”。

这样一位值得后人崇敬与追思的故宫“护宝人”与“领读者”，值得我们纪念。2020年正值陈垣先生140周年诞辰，回顾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前尘往事，或许正当其时。谨以此文敬献紫禁城建成600年，以及陈垣先生140周年诞辰。

▌故宫角楼与景山远眺（旧照，摄于清末）

守护故宫，竟被“传唤”

1926年9月9日，北京《世界日报》第三版的报道中，一则“故宫博物院成立点交委员会”的新闻，与一则“陈垣昨早被传”的新闻并列一处。从这两则新闻报道来看，此前一天，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长（即常务委员长）的陈垣，“被某司令部传去”，而这一事件与故宫博物院成立点交委员会竟在同一天，这就未免有些匪夷所思了。

须知，在1924年溥仪被“逼宫”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就一直是故宫遗产最直接、最高级别的管理机构。故宫博物院成立点交委员会这么大的事情，为何没有提及原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只言片语？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陈垣又被传唤了呢？这一切，还得从“逼宫”事件说起。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大总统曹锟，又将溥仪从紫禁城中赶走。1924年11月7日午夜，临时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随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由李煜瀛（又名李石曾）为委员长，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方9人、清室方5人，另以京师警察厅、京师高等检察厅、北京教育会为法定监察员，又特聘名流吴稚晖、张继、庄蕴宽为监察员，国务院与其所属各部院各派二人为助理员到会，以使工作昭信于国人。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委员长名义函请陈垣代理委员长，并兼任常务委员。

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养心殿时，发现上年春夏间清室密谋复辟文件，当即抄录，以事关内乱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请提出公诉。鉴于事态之紧急，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故宫博物院。10月1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电各界，宣布故宫博物院成立。“紫禁城”从此由皇家私产变作国家公产，逐步向公众开放。在时局动荡交迭的局势中，陈垣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继续开展故宫文物点查工作。一方面是全力摸清故宫家底，以便妥善管理与守护；一方面也是为故宫真正化身“公产”，将来向公众全面开放作准备。

到了1926年6月，直系杜锡珪以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成立临时内阁。杜锡珪提出“故宫改组”方案，另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准备将清室善后委员会与故宫博物院排除在外。这一保管委员会由清朝遗老及新内阁人员组成，赵尔巽与孙宝琦分别出任正副委员长。该计划刚刚开启，坊间流传故宫或将交还溥仪的传闻。与此同时，“保皇党”康有为也开始四处游说与活动，一方面致信吴佩孚等军政首领，一方面会见名流要员（包括陈垣），希望最终实现“故宫归还溥仪”。

改组遭拒，陈垣被禁

虽然“故宫归还溥仪”之议，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之下，最终化为泡影，但“故宫改组”风波又起。这一风波源于陈垣主持之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与试图强力接管故宫的杜氏政府之间的对决。

杜氏政府来势汹汹，意图“各部共管故宫”，即政府各部派员直接重组与改组故宫博物院委员会。只要实现“各部共管故宫”，故宫将直接为政府所控制，至于政府及其背后的势力（直系或奉系）如何“保管故宫”，则一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无关了。

不过，杜锡珪麾下的各部大员，却未必与其同心。尤其是杜氏政府欲成立的“故宫保管委员会”中，有载洵、宝熙等遗老派，尤为招人反对。而各部员最为疑虑与担心的故宫文献如何“接管”的问题，也集中体现了当局只着意于故宫古物及珍宝之价值，对于故宫所藏文献史料部分，根本未加重视，更无专业管理与研究之长远规划。距此不远的1921年北洋政府变卖清宫内阁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正是前车之鉴。这样教训惨痛的集体渎职事件，稍有良知与识见之人，皆是不愿重演的罢。

在此情况下，陈垣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向杜氏政府提出三点：

（一）要求政府下命令，声明负保障故宫一切官产之全责，不能任意抵押，不能归还溥仪。

（二）慎重移交。组织移交委员会。

（三）清宫前所发现溥仪一切复辟文件，接收者不能私自毁灭，故宫博物院仍当保存。

当时财政困难的杜氏政府，急欲接收故宫，恐怕并不是为了什么保管公产的责任心驱使。1926年9月2日，陈垣与政府所派的官员就“接收故宫”事宜发生争议。为此，杜氏政府甚至提出了“于必要时以武装接收”的计划。两天之后，事态急转，“武装接收”终未实施。事态发展至此，也就不难理解前述1926年9月9日，《世界日报》所载“故宫博物院成立点交委员会”的新闻，何以要与“陈垣昨早被传”的新闻并列一处了。一方面，因政府与陈垣的交涉，均告无功而返，政府所派官员还辞职而去，当局不可能再坐视不管，“成立点交委员会”与“陈垣被传”这两个事件，应是当局做出的连锁反应，二者之间确有关联。另一方面，这也寓示着“接收故宫”的最大障碍——陈垣，将被当局强力排除于新旧两个委员会交接工作之外了。

关于陈垣被“传唤”这一事件，陈垣的长孙陈智超在事发近90年后，又披露了一些历史细节。在其编著的《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一书中，忆述了一些内幕。

据此书相关内容，可知陈垣代表善后委员会提出：“如果你们要接管故宫，必需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才能交接。必需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未点之前，仍用旧封，由旧会负责；点完之后，移交新会换封，由新会负责。”同时，还严肃提出：“接管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最后，又作了进一步表述：“比如交给人家一箱物品，不清楚箱里都放的什么，则无法交，对方也无法接。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由接收方面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此后无论建筑、珍宝、文物、图书，如有损失，都与旧委员会全无关系。这是我们全体人员的意见，请你们考虑。”

随后，杜氏政府让宪兵司令王琦逮捕了陈垣，将其关押在地安门外头发胡同的宪兵司令部。但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又兼故宫同仁多方营救，半天后又不得不释放。王琦派两个宪兵送陈垣返回西安门大街寓所后，两个宪兵住在了陈宅外院，颇有“监视”陈氏言行，将其“软禁”的意味。

“软禁”期间，著成“奇书”

“软禁”期间，陈垣无法直接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相关工作，整个故宫博物院也处境艰难。当然，这种“不作为”的态势，也间接地成全了陈垣等不让当局染指故宫的缓兵之计。对此，他一直保持着缄默审慎的态度。与之同时，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个人著述之中，还出任辅仁大学校长。

就在被“软禁”的这一年，陈垣编写的《中西回史日历》，交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文史部）印制出版。这是一部颇为学界看重的“奇书”，一贯行事低调的陈垣对此书也有相当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深藏于故宫的珍稀史料。

据其弟子启功先生忆述：“《中西回史日历》编到清朝的历史朔闰的时候，老师就到故宫文献馆去查保存下来的清朝每年的皇历。”陈垣曾很自信地告诉启功：“清朝部分是我在故宫文献馆中校对了清朝每年的皇历，自以为我的为正确。人不能什么事都自负，但这件事我可以自负，我也有把握自负。”

▌《中西回史日历》 陈垣著

此书为一部囊括自公元元年（即我国西汉朝汉平帝元始元年）以来的中历（今称农历）、西历（今称公历）、回历（即伊斯兰教历）每日对照的大型日历表。全书共二十卷，每卷记载一百年，每页列表两年。历表分上、下两格，上格记载西历纪年、中历朝代皇帝谥号纪年和干支、回历纪年，还有重要的历史事件；下格排列西历的月、日，中历的月、日，朔闰、冬至日，回历的月首日，三历对照，精密准确。这部历表内容完备、推算准确，融中国历史与中西天文历法为一体，可供广大历史研究者利用。

譬如，我国南宋丞相陆秀夫因抗元失败，逃至新会，最后背着宋帝昺在崖门跳海阵亡的悲壮事件，据《宋史》记载为“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查《中西回史日历》，可以推知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公元1279年3月19日。试想，即使是在《中西回史日历》出版近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没有电子万年历的帮助，要想推算早至宋代以前的历史事件之西历确切时间，也绝非易事。而这样的状况，于百年前的中国学者而言，更是难事。

此外，在中西历换算与推算中，还有一个最为明显但又时常会遭遇的问题，即中历岁末，往往会是西历新年之初，这就会造成某一年如以中历纪年，这一年往往还有数十天要延续到下一个西历纪年之中。在确定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时，往往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中西回史日历》的编者陈垣，在其从事一生的史学研究中，深感这一状况始终是困扰史学研究者的重大问题。他经过三四年的苦心钻研，直至其“软禁”期间，方才最终校订完善，交付印制，终告功成。应当说，《中西回史日历》的出版，对于研究历史，对于精确考证史实，确是一个福音。

摛藻堂中，发现孤本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任职期间，陈垣倾力“护宝”，始终关心，尤其重视故宫典籍文献的保护、发掘、整理与研究。

另一方面，故宫宝库中的珍本秘笈，也回馈着这位“护宝人”。早在1920年，陈垣即对京师图书馆所贮，由热河运来的原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进行了实地调查，当年即撰成《文津阁四库全书统计表》。这是国内首次对《四库全书》的册数与页数所做的精细调查，在当时的学术界实为开创性工作。

时至1925年4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尚未存在、故宫博物院尚未成立之前，陈垣又在故宫御花园里有过非同寻常的发现。

那时，御花园东北角堆秀山东侧的摛藻堂，已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脏乱不堪。该建筑依墙面南，面阔五间，黄琉璃瓦硬山式顶，堂西墙辟有一小门，可通西耳房。堂前出廊，明间开门，次梢间为槛窗。室内放置书架，为宫中藏书之所。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四库全书荟要》曾贮藏于此，供乾隆皇帝随时阅览。

《四库全书荟要》是乾隆皇帝组织整理完《四库全书》后挑出来的精华，选编慎重，卷帙精约。所收种类只有《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专供皇帝御览并批示意见，不能因忌讳原书文字内容而大量删除、修改文献，所以较《四库全书》而言，其内容可谓尽录原本，存真求实。这部书的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但抄写更精，装贮更善。

▌《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目录》

熟悉此中典故的陈垣，即刻安排了对摛藻堂的清扫查验，终于发现了倚墙而立的《四库全书荟要》书架和书函。点验架上书函，竟有2000函之多。打开书函清点册数，竟达11151册。此外，尚有复本及别录多种，共计约14000册之多。

陈垣大感快慰，特别在摛藻堂前摄影留念并题词。须知，这部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而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后，摛藻堂的这部书遂成孤本，其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之高，不言而喻（该书抗战期间南迁，现存台湾）。而陈垣于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即发现了这部孤本，于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与陈垣“软禁”期间竟著“奇书”同步，北京的军阀纷争与时局动荡也在不断激变中，渐次有了尘埃落定之时。

1926年11月14日，《北京晨报》刊发简讯《陈垣已撤监视》，意味着陈垣重获自由，可以重新回归到故宫管理与学术工作中了。

及至1928年6月，曾一度控制华北政局的奉系势力，自封为“海陆空大元帅”的张作霖也被迫撤出北京，“北伐军”开进了北京。之后，北京改称“北平”，也从此纳入南京政府的统一管辖。同年9月23日，在其被当局传唤与“软禁”两年之后，陈垣又受邀参加全国古物保管会会议，出席时身份已为北平分会委员，开始重整故宫博物院相关工作。

陈垣对故宫所藏巨量明清档案有过从管理、整理到梳理、校理的种种建议与举措。譬如1922年，北洋政府出售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积极谋求将其余档案划归北大整理。陈垣时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就积极斡旋，终使北大得以接收这批档案。从此以后，他与明清档案文献的因缘渐次深厚，为故宫所藏明清档案的保护与整理，有过开创与开拓之功。

又如陈垣还曾计划编纂有清一代史料长编，以继承中国历史编纂传统，长远保存文献。可惜的是，由于受时局影响，这一宏愿终未能实现。

▌故宫职员清点《清实录》及相关文档，摄于20世纪初。

时至1929年5月，陈垣又受邀为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作了题为《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讲演，这次讲演针对故宫巨量的明清档案之整理，提出了“整理档案八法”：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

这八种方法，实际上也是整理档案的八个步骤，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条分缕析，其核心则是如何更方便读者使用。这八种方法，也成为后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主要工作方法。在以现代思想和方法整理古代档案史料的过程中，明清史研究乃至中国现代史学，也因之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抗战留平，守望故宫

众所周知，“七七事变”前后，战火绵延整个华北。那时，故宫古物部分南迁，大批学者也纷纷南迁。而陈垣一方面为教育、为学术计，毅然留在北平，仍在辅仁大学与广大师生坚守，并撰写了7部专著、10余篇论文。

此时，陈垣提倡经世致用和“有意义之史学”,以书斋作战场,以纸笔为武器,阐发中国民族历史大义，希以此激发中华民族之同根血气。在日伪横行的北平城中，陈垣对故宫文献极为关切，对那些未能南迁的珍稀文献，仍然是一有机会就上手研究，且成果频出。

以《明季滇黔佛教考》为例，一方面，陈垣在许多人所常见的书中发掘出不少尚未被研究者重视的西南地区佛教史料，例如从早已广为流传的传世文献《徐霞客游记》等书中深入发掘；另一方面，利用了许多从未被研究者使用过的文献记载，这种更为难得的史料资源就直接来源于故宫。

原来，在1939年初，陈垣又在故宫发现了一部从未为外界所知的《嘉兴藏》，共计达2141种，有2453册之多。据考，故宫藏明代嘉兴楞严寺方册本《大藏经》,简称《嘉兴藏》,又称《万历藏》。《嘉兴藏》原藏书地点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打开这座“三百年沉霾之宝窟”，陈垣每次需事先服用奎宁丸，方才入内整理。可想而知，陈垣为了整理与研究故宫所藏《嘉兴藏》，不惜以身染疟疾的风险与长期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真可谓视学术为生命者。

正是在这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下，陈垣带领助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整个《嘉兴藏》翻阅了一遍，搜集了清初僧人的许多语录，在其撰述《明季滇黔佛教考》时，便充分加以利用，在抗战期间的学术界中予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

无可否认，从上个世纪20年代延续到50年代，整整30年间，陈垣在学术研究上的独树一帜之手眼，在学术成果上的独步一代之贡献，有目共睹、自成一家。他在整理故宫明清档案中成形的“整理档案八法”，不但使得故宫文献整理有法可依，更使中国目录学在他手里发展成为“史源学”；与之同时，“校勘学”也因他的“校例四法”有了定则可依。

巨量的孤本秘笈与明清档案，是故宫赐予所有中国学者的宝贵遗产。陈垣，作为最早有机会接触到这份遗产的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机遇，倍感珍惜；同时，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倍加珍重。就这样，矢志“护宝”与决意“领读”，互为因果；“护宝人”与“领读者”，互相成就。

近一个世纪之后，回望陈垣与故宫的“前缘”与“往事”，俨然就是一部现代史学发展的回忆录，更是一部中国学者与古典遗产互动的成就史。

肖伊绯

刊于《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