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应有道德底线，总有不能买卖的东西
本文由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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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市场经济一定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为了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让商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充满活力，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进步，市场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全球化的提速以及各行各业市场化的推进，全人类的物质财富实现了极大的积累与提升，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随处可见……这些，仿佛给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佐证。
然而，市场真的能够带来一幅万事万物皆繁荣和谐的壮丽图景吗？恐怕不见得。虽说市场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有力手段，但却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如果让市场肆意发展而不去加以引导，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问题。
这当中，就包括人类的价值观异化。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市场社会”，用以表征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不加调控与盲目发展，导致人类社会关系被市场规律所支配，而人类本身的价值观也因此而逐渐扭曲甚至出现异化。桑德尔在其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公共哲学》等书中，用了大量的案例来阐述“市场社会”里人类的价值观异化现象，主要涵盖三个层面：
其一，道德迷失，万物皆沦为商品；
其二，价值失衡，用金钱衡量生命；
其三，情感淡化，冷漠地默许贪婪。
通俗点说，市场经济是带有逐利属性的，受利益驱使，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可以被拿来交易，很多传统市场上从未出现过的“商品”都悄然进入了市场；在此过程中，金钱的使用权限被一再放大，就连人的器官乃至生命都被打上了价格的标签；而且在利益关系的影响下，那些在市场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人群，甚至能够以不公正的方式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剥削和压榨，而弱势群体往往只能是被动无力地去接受现实，由此助长了整个社会不同阶层差距与不平等的扩大。
不仅如此，一旦市场肆意发展而没有任何道德界限，人类的方方面面便都可以被商品化，那么人类彼此便不再有情感可言，人类自己也将降格为物品，失去了作为“人”存在的真谛。
也正因为这样，市场的规则未必总是能够与美德伦理保持一致，有些时候都是相互背离的，这也暴露出市场机制在道德层面的局限性。
饱受争议的代孕，正是这一局限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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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代孕，必然绕不开著名的“Baby M案”。
1986年3月27日，一位美国的代孕母亲玛丽·贝丝经过数次人工授精后，生下了由自己的卵子和威廉·斯特恩的精子受孕的女婴，取名为Melissa，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Baby M”。按照契约，女婴应该交给斯特恩夫妇，但贝丝夫妇却改变了主意，想要留下孩子，于是双方就此问题产生了纠纷，最终上诉至新泽西高等法院，由此也引来了人们关于代孕一事的广泛关注。
当今社会，对于代孕，仍有部分人持支持态度，他们一类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反映了选择的自由，一类是功利主义者，认为代孕是双赢的行为，代孕母亲得到了所需的金钱，委托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孩子，整体福利得到了改进。
表面上看，支持者的观点似乎没什么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仿佛也行得通，然而若是深究下去，这当中还有很多道德伦理层面的因素被忽略掉了。
一方面，代孕不符合公平性原则。
在代孕行为中，双方所处地位原本就不是平等的关系。就拿“Baby M”一案来说，代孕母亲玛丽·贝丝只是一个环卫工人，与斯特恩夫妇在经济条件上存在客观上的不平等，她很可能并不是向市场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出于自愿的目的实施代孕，而是迫于窘困的生活现状不得已而为之。从这个角度看，表面上的自愿交换，本质上却可能是建立在剥削和强迫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不孕不育的夫妇会找高收入家庭的妇女代孕。
另一方面，会产生对女性和婴儿的物化。
案件中，玛丽·贝丝不但同意了放弃亲权，还同意了在怀孕期间不吸烟、不喝酒精饮料、未经医生许可不服用任何药物，甚至还同意了接受羊水诊断，如果化验表明胎儿有遗传或先天缺陷，就根据胎儿生父威廉·斯特恩的要求进行流产。在此过程中，委托方只是将孕妇的身体视为工厂，让其从事“生产”活动，并且将婴儿视为商品，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就弃如敝履，完全没有把她们当作值得爱护和关心的人来加以珍惜。这无异于是对其尊严与人格的贬损践踏，某种意义上也近似于人口买卖。
与此同时，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代孕不仅仅是借用了代孕母亲的子宫，而是在整个妊娠期间，代孕母亲都与胎儿紧密连接，其身体、心理健康状况时刻影响着胎儿的发育，胎儿的状况也时刻牵挂着代孕母亲的心，双方潜移默化地建立起了一定的情感连接。如果在孩子出生或是满月以后就将其与代孕母亲强行分离，割裂二者的情感连接和血缘关系，显然是不人道甚至是残忍的。
以上种种，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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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读到两个真实的案例，深受触动：
在印度，有一位名叫艾斯特·科恩的委托方，她只和代孕妈妈在诊所见过一面，科恩声称：“诊所希望我们能保持距离，他们试图明确一点，这是她的工作，她是容器。”科恩的代孕妈妈伊丹在2010年生了两个男孩，然而仅在8天之后就被抱走了，当看到自己的孩子时就会很想念他们，伊丹说：“没有人能了解，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同样是在印度，代孕妈妈生产时往往要采取剖腹的方式，还得承受药物损害、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更多的风险和伤害。一旦出现医疗纠纷，酿成事故，后果不堪设想。2009年5月，年轻的代孕妈妈伊丝瓦莉在印度南方的泰米尔纳德邦哥印拜陀市的一家生育中心生产后死亡，尽管如此，孩子还是依照合约送到了委托方手里，而且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虽然死者的丈夫曾向警方投诉，但官方调查只是敷衍了事，没人有权力调查这类案件，也无法确定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制和监督。
试问，虽然委托方得到了婴儿，中介和代孕母亲拿到了钱，但是到头来，每个人的境况真的变得更好了吗？
我想，市场应该存有道德底线，绝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拿来交易买卖的，否则只会引发更多的人间悲剧。这不仅需要监管层的高度重视，更需要你我他共同的努力。
毕竟，女性不该被视为生育工具，婴儿不该被明码标价，衡量一个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指标，也不应该只有物质和金钱。
编辑：陈霞 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