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保山军屯知多少？
永昌卫指挥使司夜巡铜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14.3厘米、上端为云头纹，四周饰一圈花纹，中心圆形开光内有“令”字，背面有阳文篆书“永昌卫指挥使司夜巡牌”及楷书“肃字八佰四十五号”字样，是明初保山卫所军制的见证
保山是哀牢国腹地，本无汉族，土著民族以濮系民族为主，杂居有氐羌和百越两大系，当是云南藏、壮、傣、佤、德昂各族的先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地“绝域荒外，山川险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那么，“绝域荒外”的哀牢地是什么时候出现汉民，又是什么时候相继迁入的呢？
哀牢国虽因地域关系“未尝通中国”，却与身毒、大夏有着往来,类似于云南十八怪中“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汉民在哀牢地的出现，当是在西南丝绸之路还只是作为民间商道而未成为官道的时候，汉族商人沿着西南丝绸古道进入保山，有的坐地进行商业活动，有的落籍保山，但因人数有限，尚不足以汉化夷，反而被当地民族所同化。
汉族以批量移民的方式进入保山，是在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知道有这么一条从西南夷到身毒的商道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条民间商道变成“官道”，目的是扩大疆土。因当地土著的阻拦，历经十余年仅打通成都至洱海地区。不过也有收获，那就是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郡，在保山设立不韦县。迁吕不韦后裔从四川到保山，又有陈立等一批汉官到不韦县任职，这是首批由官方移民保山的汉人。
汉族大量移入保山并较好地保留其民族属性，主要是在明洪武、永乐两朝。明朝建立以后，云南这个山高谷深的地方，还有自称为梁王的“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的存在，这让朱元璋耿耿于怀，《明太祖实录》记录了朱元璋对大臣们所说的一段话，“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在多次派使节出使云南招抚失败后，朱元璋失去耐心，下决心出兵征服。1381年9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调集了三十万大军出征云南。在平定云南后，朱元璋这才发现，长期镇守要比武力征服艰难得多，于是命傅友德率9万官军控制要害，镇守云南。这9万官军就成为云南卫、所中较早的戍守军户。卫、所初设，由于兵多民少，粮饷不给，军粮之需也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沐英向明朝廷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建议得到朝廷许可，洪武年间便有许多开屯戍守的军士进入云南。《滇粹》所辑《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中说：“沐英还滇，携江西江南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是否真的有二百五十万人入滇，因历史久远已难以考证，但在云南设立的卫、所数倒是非常确定。《明史·兵志》载，云南初立卫所时有15卫，5千户所，到洪武末设21卫5千户所，万历时仍存20卫12千户所3御。其中保山就有永昌卫、腾越卫、镇姚守御千户所、镇安守御千户所。
设立卫、所的目的是“计兵授地，以地养兵，故兵足而粮不费”。《明史·兵志二》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但也不是每卫、千户所、百户屯都满额，有的多有的少，这要根据卫、所的作用大小来定。《滇志·永昌地志》中有关保山屯军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永昌卫三分马步旗军1018名，七分屯军300余名，舍丁454名，军余2789名，一共是4561名；而腾越卫有三分马步旗军1125名，七分屯军1290名，舍丁1258名，军余6166名，一共9839名，超额62.3%，就是因为当时腾冲地处中缅边界，需重兵驻镇的缘故。而在镇姚所设的守御千户所马步旗军890名；镇安守御千户所马步旗军只有63名。卫、所驻军有明确分工，三分马步旗军的主要责任是守城，七分屯军主要负责粮食生产，也有二、八分或是四、六分的。这与一般理解为十分之三的时间用来搞军事训练，十分之七的时间用来耕种是不一样的。当然，一有战事都会根据战场需要而发兵。若以《滇志》记录下来的保山卫、所实际军屯人数为15353人，从理论上以一人一个军户，每户平均3人推算，当时因军屯移民保山的汉族人数当为40695人。事实上这样的推算过于简单化，也是不会准确的，这涉及到卫、所军士及家属的来源。
关于卫所军士的来源，《明史·兵志》里说：“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徒隶为兵者”。兵源多样，也就说明在初始阶段，云南卫、所驻屯的士兵并非都是汉族。到了中后期，成分就更为复杂了。特别是因军士对调分发，造成军士折损，逃亡的社会问题也十分严重。还有“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冻寒，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长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获罪，亦艰难死于沟壑而不知者。”据《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洪武时屯守金齿的汉军二万之众，后来逃亡大半,汉军仅余三千,土军仅余六百。
水土不服是一个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卫、所制度本身造成的。卫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这个所谓的屯田，就是靠种田自给，每个军丁被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平时受各级军官监管，这种监管也会演变成官对兵的盘剥，自由方面也不如农民。种地的收成由千户和卫掌管，即使是百户也没有多少支配权，克扣军饷及军粮以致挨饥受饿的事时有发生，天灾之年问题就更严重了。还有就是好田好地被豪强、官吏看中，为便于霸占，就会采取让屯军换防的方式，命原本在此处屯种的军户到别处去重新开垦田地。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永昌卫就曾发生因军饷等问题而导致姚安营士兵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十六日为索饷发生兵变，拉大旗，抢军马，突袭保山城未遂后经大理进入省城昆明。黔国公沐昌祚、巡抚萧彦督兵夹击，斩八十四人，俘获六百八十人，还借用境外缅甸的军队配合对哗变士兵进行围剿，于同年六月平定。
明代军士哗变、逃亡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这些逃亡士兵所造成的缺额也很少从省外调兵添补,其原因是云南离京城万里，补充困难，于是招募当地土著青年入伍补充。《明史·邓子龙传》中记载：“永昌、腾冲夙号乐土，自岳凤、罕虔倡乱，始议募兵，所募多亡命”。乾隆《腾越州志·兵制》中也说：“邓子龙、刘綎专用招募，分将姚兵、腾兵，卫军之不足用可知也。”而由招募入伍的各土著民族士兵被称为“土军”，说明并非凡军丁皆汉人。
再就是军户家属的来源，《明史·兵志四》里说：“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还有奖励措施，“有妻者，月粮米一石，无者减其四。”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命令把屯驻云南大理等地军士的家属送往云南，“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户赐白金十两，钞十锭，令所过军卫相继护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赐云南大理、陆凉诸卫士卒妻子之在京者白金十两，钞十锭，仍给以官船送往戍之所”。让军士携家带眷，在异地安居乐业，一方面是安定军心之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使其生儿育女，继续军户的丁口，确保军士的稳定来源。所以，卫、所军士中是有一部分携家带眷入滇的，但不是全部。还有一种是就地成婚，对于还没有成婚的军士命其与土著女子成婚，故而不能一概而论为每一个军户的妻子都是汉族。
明初兴起的军屯，其盛况只维持了五六十年，宣德后军屯制度即日渐破坏。但就军屯移民对于保山以至云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汉族移民于此，而是汉文化随着移民而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外省来云南屯驻的军户因交通之难,少有回到故乡的，大多在当地落地生根。即便是逃亡的士兵，为逃避抓捕，会选择偏远之地落籍，而这些士兵也将汉文化带到各处。还有就是卫、所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缺额多数由土著人补充，这些土著军士在军屯里又会学到不少的汉文化，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所以，明代军屯移民重要的不是移入保山的汉族人口有多少，而是移民中汉文化在保山的广泛传播。事实证明，终明一代保山境内仍以少数民族户口占大多数。《滇志》中就说在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保山也不例外。有部分土著人受汉文化浸润，也因自身族别不是很明确，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变为汉族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有的“本族”就登记为汉族。
除了军屯移民外还有民屯移民和商屯移民，还有一部分是仕宦。特别是云南地处边远，历来被中原人士视为瘴疠横生，猛兽出没，是一去即不复返之地，也就成了罪犯充军发配和官员谪戍的理想之区。洪武十年(公元1382年)命天下卫所，“凡逃军既获者，谪戍云南”。吕不韦的后人迁徙保山金鸡村，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嘉靖中“罪戍”永昌。还有保山一代教育名家杨元，吏部侍郎张志淳等家族也是军籍，因“诖误”而谪居保山，这部分人对于汉族文化对保山地区的传播贡献也不容忽视。
在保山卫、所镇守的士兵，以南京籍为著，《永昌府志》中说：“明初迁江南人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也。”也正因为军屯移民对保山产生的深远影响，但凡保山汉族的始祖大多为军籍，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因而是保山人自明以来说不完的话题。受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非每个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的军籍后裔会到祖上原籍寻根问祖，却也是永远抹不去的一种祖籍情结。
原载《保山日报．文化特刊》2014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