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连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38）
原著连载（38）
第五章 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还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在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其三个来源继承了前人优秀思想成果、主要是当时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三种思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创立的。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三种思潮，与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启蒙运动覆盖了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知识领域，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然而，启蒙运动又深受16、17世纪“东学西渐”的影响。16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的《四书》以后，“中国热”随之在欧洲兴起，“中国学”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16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概况的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其时，《周易》、《老子》、《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也相继翻译介绍到欧洲，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学西渐”。 18世纪，欧洲近代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传播到中国，掀起“西学东渐”的热潮，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理论旅行”的文化现象生动地说明，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
“东学西渐”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从法国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的一句名言可见一斑。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为什么会使启蒙思想家们趋之若鹜呢？因为启蒙运动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反神学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国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与之极为合拍。朱谦之先生在他的倾心力作《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比较了中国思想在当时英、德、法三国所产生影响的异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强调其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与基督教的“神”完全不同。德国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将孔子看成是辩证法论者、观念论者。而英国人所见的更多是中国游记作品，中国思想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重农学派的观念中，认为中国本于道德和政治一致的制度架构是理想政治。“在某些人眼里，‘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中国的孔子变成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目标之一，孔子的哲学理性观也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遂及于法、德、英各国，虽然各国所受影响不同，而要之以异端的孔子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据考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中，唱的是“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他一定会使你喜欢。”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这样评价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进入19世纪，欧洲正值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年代，而中国的清朝政府却江河日下，危机四伏，一片腐败衰落的样子。西方人和中国的直接交往日益增多，理想化的中国在他们心中逐渐化为泡影。西方兴起的种族主义试图从体格人类学上论证中国人是所谓“劣等民族”，加之“黄祸论”重新抬头，中国在西方完全成了负面形象，“东方主义”淡出他们的视线，而为“西方主义”所取代。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也从“西方主义”立场审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认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到了20世纪初，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孔子、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兴盛起来，其影响所及直至今日。这样，持续两个多世纪的“东学西渐”历史，就被人们遗忘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引发了“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尘封400多年的“东学西渐”现象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重视。朱谦之先生写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如今也“热”了起来。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提出，"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不能只重视"西学东渐"，而忽视"东学西渐"。鉴于此，季羡林先生组织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化集成》，还和王宁主编了一套《东学西渐丛书》。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允熠先生等一些学者在探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扎根的问题时，也追溯到“东学西渐”的历史。在“关于16至18世纪之‘中学西渐’的反思”中，张允熠先生认为，近代以来，虽然“东方主义”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的历史使命毕竟已经完成，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所看重的中国哲学‘原则’融入了欧洲哲学的精髓之中，这一切并不因‘西方主义’的面纱而被遮蔽。”
综合张允熠等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有过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大多都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说“中国哲学‘原则’融入了欧洲哲学的精髓之中”，一点都不为过。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无神论者、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尔巴赫，在他的《自然体系》一书中直接攻击基督教主张的“神”，主张从宗教桎梏中解放人类。他所提出的“自然的体系”，就是无神论思想。他在《健全的思想--或和超自然观念对立的自然观念》一书中，以中国为例强调，道德的建立并不需要宗教，人们应该拥抱理性和道德而摈弃宗教。他赞美中国的道德和政治体系，认为道德和政治相结合，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形式。
《百科全书》主编、法国启蒙运动卓越的领袖之一狄德罗，是一位著名的唯物论者，信仰人的理性，认为理性加上感官体验可以增进人的知识和幸福。狄德罗虽然对中国历史是否真的那么古老有怀疑，但他承认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认为“中华帝国出现的年代与大洪水的年代是非常近的”，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优点。狄德罗认可中国政治思想制度的合理性，他在《百科全书》中对中国下的结论是：“人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因为他们的历史悠久，精神高尚，艺术精湛，才智出众，政治清明，还具有哲学素养。在以上各方面，根据某些人的看法，他们甚至可以和欧洲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第231页）狄德罗赞美孔子学说，认为他的学说证明，只需要以“理性”便可以天下大治。弦外之音是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否定。他认为孔子不谈奇迹，不谈灵感，不脱离伦理学政治学的范围。他根据耶稣会士提供的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勾勒出了简单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把从《易经》到明末清初的中国哲学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以欧洲时代看）、现代哲学。在古代哲学中，他介绍了五经（《书经》、《诗经》、《易经》、《春秋》、《礼记》）的主要内容，介绍了老子、孔子等百家争鸣的哲人时代。对孔子，他给出了明显高出同时代思想家的评价，认为孔子研究的是人和风俗，而不是自然及其起因，孔子的哲学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哲学。他也提到了孟子，肯定了他的机敏和雄辩。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被誉为17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受到中国八卦图的影响而发明了二进制。1687年，耶稣会士柏应理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其中共计13页对伏羲八卦图做了介绍，书中配有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及文王六十四卦图。而莱布尼茨于《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的当年，就阅读了这本书。他评价孔子说：“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并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毕生的努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康德的哲学思想深受莱布尼茨的影响。莱布尼茨开创的德国自然哲学经过沃尔夫、康德、歌德到黑格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量史实证明，近代欧洲哲学中的“理性”不仅来源于希腊，也来源于中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明确写道：“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欧洲学者们把中国哲学中的“天道”、“理”称之为“自然律”，他们从欧洲固有的“理性”来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学中的“理”，把“自然律”诠释为“理性”。在他们看来，孔子所说的天，就是自然；所说的天道，就是自然的道理；所说的顺天而行，就是顺应自然的道理来行。自然的道理，就是“理”。当然，中国哲学的“理性”与欧洲固有“理性”确有不同，欧洲人的“理性”始终没有脱离“神性”。后来，敏锐的欧洲人从中国哲学中发现了一种“纯粹理性”的东西。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说：“我们一定能够——以便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找到一种上帝的替代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原始神明的替代物。”“经过宗教原则的彻底转变和市俗化，中国人的意识完全避开了宗教过程，并在一开始即达到了其他民族经过神话过程才能达到的纯理性的境地。”康德曾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取自于中国哲学家老子的“道”，尼采说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马克思则说黑格尔哲学跟中国哲学具有“共同点”。
英国哲学家、曾任伦敦图书馆馆长、撰写《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的史蒂芬爵士指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才使得英国人对人类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在《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一文中写到：“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但与基督教徒同样地快乐。英国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权，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的基督教徒进攻。休谟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权的信徒。’即可知之。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 休谟是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史蒂芬引用休谟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自然神论的流行同法、德两国一样，也是吸收了中国思想的成分。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国势日衰，“中国热”在欧洲开始退潮。但是，“中国热”对欧洲思想界所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欧洲人关注“中国的唯物主义”或“中国的自然神论（自然的泛神论）”的遗风仍在。一些著名的欧洲学者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研究。张允熠先生举例说：马克思在谈到笛卡儿学派和无神论思潮时说：“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性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接着培尔的话说的，就是指的中国。1850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写的《国际述评》中有一段话明确把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相提并论，指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写到：“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 此处“思辨逻辑的第一章”指的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章，中国的“有”即当时欧洲普遍认定的中国的唯物论哲学或朱熹理学，而印度的“无”则指源于印度佛教的唯心论哲学，在当时主要是中国的禅宗。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一直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对前辈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统一”或“形而上学的改装”，他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写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这段话的句式和表达的意蕴跟上一段完全相同。不过，此处中国哲学的“有”变成了斯宾诺莎的“实体”，而佛教哲学的“无”换成了费希特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正是“有”与“无”、“实体”与“意识”的统一。 我们还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发现马克思知晓《周易》中卦爻的画法，表明他确实研究过中国哲学。
最早注意到19世纪欧洲哲学背景中的中国因素并把它跟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皇家学会会员、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先生。他十分明确地写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李约瑟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后，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势所必然。这一融合过程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就开始了，一百多年来尽管有曲折，但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表明：正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郭沫若在“五四”之后写的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小品文，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文化心态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