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破前夕文天祥给大家说了个段子

文/大河奔流

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柰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绸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绐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柰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绸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绐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

将这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

临安即将被攻破，文天祥对众幕僚说：事情到这种地步，有啥办法？

他们说：一团血。

文天祥说：什么意思？

幕僚说：文大人你先死，我们请求全部自杀殉国。

文天祥笑着说：你们知道过去的刘玉川吗？他与一个娼妇交好，二人情意绵绵。相约 白头偕老。娼妓还为他拒绝再接其他宾客，一心一意钟情刘玉川。

后来刘玉川及第做官，娼妓准备跟他一起去上任。

刘玉川害怕她跟去。就骗她说：朝廷惯例不许携家眷，我宁愿与你一起自杀，绝对不会一个独自去。

于是他就准备了毒酒，叫娼妓先喝，留一半与刘玉川。娼妓喝了一半，刘玉川却不再喝了。娼妓随即死去。刘玉川则独自去上任了。今天各位，你们是不是准备效仿刘玉川吗？

众幕僚大笑。

听这个段子，是不是完全颠覆你的想象？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文天祥也会说笑话。

而且说这个段子的时候，还是临安城即将被攻破，大宋三百多年的基业即将崩塌前夜，死神即将笼罩各位头上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文天祥问计幕僚，也是多余的话，蒙元大军已经势如破竹，南宋大厦将倾已成必然。无非是问问大伙，今后有什么打算？

这个时候为将来计，或逃或降或战，都是正常的，偏偏这帮家伙，个个装的比文天祥还要文天祥，“一团血”，一副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

作为主帅文天祥自然不信，于是就说了这个绝段子。

娼妇要追求爱情，只有一死，而刘玉川既不想为爱所缚，又不想背负杀娼罪名。骗旧情人自杀是最好的办法。偏那娼妓傻的很，还真的就信了刘玉川的鬼话，说好的一杯毒酒，各喝一半，结果她喝了一半，刘玉川不喝了，就等她死，她一死，一段孽债就结束了。是她自己自杀的，道义上无责任，至于二人之间发生的事，外人无从知晓，从此轻装上阵，上任做官从新快活去了。

此时的文天祥内心苦涩，他明白，他就是那个娼妇，眼前这帮幕僚们就是刘玉川。只要他一死，眼前这帮人马上就会投降，故尔说完这个段子，客皆大笑。点穿了各人的心事，众人唯大笑能饰尔。

文天祥的伟大，不在于他何等的英雄了得，他在军事上还真无何战绩可言，屡败屡战，死战到底。而在于他一心为国求死，以死明志。战场上一死了之容易，难能可贵的是，文天祥却是关了五年，初心不改，才被处死，这就很不容易了。

五年，蒙元早已平复天下，百姓也早已归顺大元，安居乐业，连他的亲弟弟都开始为蒙元政府出仕。而他一人还在为华夏故国决意殉难，此等孤忠大节，为沦陷的中华保存了最后的民族精神，成万古攸传的典范。

文天祥是怎样从蒙古的千军万马中逃脱的？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聚焦于元至元十三年，即公元1276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不是特别引人注目，但却是元朝统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年份。就在这一年，蒙古铁骑挥戈南下，一路摧枯拉朽，兵锋直指临安，南宋君臣在忧虑和恐惧中或妥协或抗争，却终究无法抵挡统一的浪潮，偏安已久的南宋政权最终灭亡。

本书写作手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时间线为脉络，把一个看似平凡年份发生的大事依次叙来。作者利用自己的深厚学术功底，生动勾勒出众多历史人物面貌，挖掘出史书记载以外的另一番景象。

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历史轨迹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诸多举措，这为他的“武功”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创造了两个“第一”的纪录——中国大陆首次出现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结束了长达五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大江南北再次重为一域；首次把云南、西藏和西域划入中华版图，建立起疆域空前广阔的大一统帝国。在本书中，作者从元代的军事、经济、行政、宗教等政策入手，条分缕析，以小见大，对忽必烈成功的奥秘进行了剖析。与此同时，也在文末指出元朝统一之后，看似政治鼎故革新、经济欣欣向荣，但已经暴露出权臣大权独揽贪污腐败、百姓分等级治理民心向背的巨大弊端。使读者能够对这个充满动荡和冲突，同时也酝酿着新的社会因素的时代获得更为宏观而全面的了解。

三月二十四日 通州：文天祥等历尽千辛万苦，逃脱虎口

二月二十九日（3月16日）夜，文天祥从南宋祈请使团中逃出，奔向真州。

太皇太后谢道清任命的北上祈请使，并不包括被拘留在元人军营中的文天祥，左丞相吴坚也因年老多病而被允许留在临安。二月初八（2月25日），贾余庆、家铉翁、刘岊、谢堂四人出临安登船，伯颜突然通知吴坚、文天祥与祈请使团一同北上，并且逼迫他们于第二天上了船。跟随文天祥的有天台人杜浒和真州人余元庆等。杜浒留在文天祥身边，就是准备协助他逃走。

二月十日，船泊谢村，文天祥和杜浒本计划当夜逃走，但三更时负责押送的元军强迫他们下船，原来是贾余庆告诉押送官文天祥可能要逃脱，引起了元人的注意，加强了看管，使文天祥的计划落空。

二月十八日（3月4日），祈请使团抵镇江。为了送招降诏书给李庭芝，阿朮命使团在镇江停留十余日，这就给文天祥脱逃创造了机会。但是，文天祥的活动时刻受人监视，一个姓王的元军千户一刻不离左右。在镇江脱身，只能走水路，元军为围困扬州，已把百姓的船只全部拘收；即使找到船，夜里出门也很困难，因为元人实行“宵禁”，禁止百姓夜间外出，每个街口都有骑兵把守，没有元军的“官灯”提在手里，休想通过。长江江面上，全是元军的兵船，连亘几十里，夜间在江中行船，更是危险万分。

文天祥立意要逃走。他知道一旦使团离开镇江，渡江北上，更难于脱身。他伺机与杜浒、余元庆商议了逃跑计划，并且准备了匕首带在身边，假如事情败露，就自杀殉国。元军对南宋宰执们的从人看管不严，他们可以自由活动，杜浒和余元庆等经常在外面活动，观看地形，寻找船只。余元庆的一位旧时朋友，这时恰在元军中管船，经元庆的游说，此人愿意密调一船，为大宋救回一名丞相。杜浒颇有本事，他不但找到了从文天祥住处到江边的近道，约定了带路人，还拿到了一盏“官灯”。二十九日中午，元军押送官突然通知祈请使渡江，贾余庆等人从命乘舟而去，文天祥推托有事同吴坚商量，第二天与吴坚一同渡江，好在未引起怀疑，否则整个计划就要落空。

夜色降临，文天祥装醉，骗得王千户离开。杜浒约好一块逃走的十二个人，二人已在船上。由于有“官灯”在手，又有人带路，所以文天祥等十人很顺利地到达江边；过街口时惊了拦街的战马，嘶叫起来，但是守卫士兵都熟睡未醒，有惊无险。但是江边约定地点没有船影，等了多时船也不来，急得文天祥要跳江自尽。余元庆涉水找船，终于把船找来，人们慌忙上船，逆江而上。小船在元军兵船中穿过，又得顺风，天明前文天祥一行在真州附近弃舟登岸，直奔真州城下，守城宋军将他们迎入城内。

文天祥能从千军万马中逃脱，真算是一大奇迹了。元人到三月初一（3月17日）才确信文天祥已逃走，在镇江城内搜索三天，毫无结果，只能处罚王千户等人。

真州守将苗再成见到文天祥，非常高兴。他告诉文天祥，最近有个樵夫砍开一株大树，树中生成“天下赵”三字，说明赵宋王朝还有希望，天将助我复国。苗再成建议淮西制置使夏贵与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在文天祥的协调下，摒弃前嫌，联手作战；夏贵可出军江边，虚张声势，作进攻建康之状，牵制元军；淮东诸军则同时并出，收复镇江等地，然后四面合围瓜洲，置阿朮于死地。如果此举成功，宋军就可以截断临安元军北归之路，歼灭元军主力。

文天祥认为此计大妙，中兴全赖于此，立即致书李庭芝、夏贵、姜才等人，希望他们依计行事。但是，苗、文二人不知道夏贵已经降元，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三月初二（3月18日）晚上从扬州传来的消息，使苗再成大吃一惊。李庭芝派人告诉苗再成，有人密报元人已指派一名宋丞相前往真州赚城，此丞相可能就是文天祥，应该尽快将其处死。苗再成难辨真伪，不忍心杀文天祥，乃于次日把天祥一行十二人骗出真州，关在城外，又命两个义军头目反复用言语试探天祥，想弄清他是不是奸细。文天祥慷慨陈词，甚至要自尽殉国，终于感动了二位头目，相信他是忠臣，并告以实情。真州是回不去了，二义军头目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前往扬州。

入夜，文天祥等至扬州城下，不敢进城。文天祥采纳杜浒的建议，准备暂避在乡下，然后寻路到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海下江南，去追随二王。但是余元庆等四人居然携金逃走，不知去向。初四，剩下的八人躲在一处半山土围之中，恰逢押送祈请使团的大队元军从旁经过，马蹄与箭筒撞击之声，清晰入耳。幸好大风骤起，乌云密布，山色昏冥，文天祥等人才未被发现。初五，文天祥等人再次遇险，几乎被巡逻的元军尽数捕去，所幸又是大风四起，元军只抓走一人，匆匆离去。

文天祥逃得性命，不敢进高邮城，因为李庭芝已传令淮东诸郡捉拿赚城奸细。文天祥被宋、元两方军队追捕，躲来藏去，终于找到稽家庄暂住，并由庄主稽耸于三月十一日（3月27日）派人送进泰州城。至此，文天祥基本脱险了。

三月二十四日（4月9日），文天祥泛舟至通州，恰闻元军正四处搜捕脱走的文丞相，元人的反间计不攻自破，守将杨师亮迎天祥入城。

近一个月来，文天祥等几个人穿行于宋元军队对峙的地区，蒙受不白之冤，无法取得宋人信任。他回归江南心切，又恐被元人捕去，好在似有上天相助，终于大难不死，又可得为宋臣报效国家。他的遭遇与那些被元军驱赶北上的祈请使、太学生乃至全太后、幼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天祥毕竟是文人，他用诗歌记述了这段艰难的旅途，并以《指南录》作为这些诗歌的总名。他把自己与北上宋人做了比较：

我作朱金沙上游，诸君冠盖渡瓜洲。

淮云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头。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

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哪个是男儿？

由婺州逃出来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一行，跑到温州安顿下来。苏刘义、陆秀夫等人相继来会，随即又派人去召张世杰、陈宜中等人前来。温州的江心寺，有高宗皇帝当年躲避金人时用过的座椅，见物伤情，众大臣在座下抱头痛哭。伤感之后，还要面对现实。众臣奉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帅，招聚兵马。温州离临安不远，元军迟早会来，不是久住之地，所以张世杰、陈宜中等以嗣秀王赵与檡为福建察访使兼安抚、知西外宗王，赵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同提刑，先期入闽，安抚民心，为二王继续向南转移做准备。

听说南逃的二王与臣僚聚会于温州，因病暂留在临安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急忙派了两名宦官带兵百人前来，要把赵昰和赵昺接回临安。陈宜中将来人沉入江中，随即率众南下，向福州进发。

远在通州的文天祥，听到二王在温州与诸臣相聚的消息后，马上寻觅海船，于闰三月十七日（5月2日）离开通州，奔向温州。船行至扬子江口时，文天祥即兴赋诗道：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诗中表达了他不畏艰险、南还报国的决心，前面说到的《指南录》，就是用了这首诗的寓意。可惜文天祥来得晚了，他四月初八（5月22日）抵温州后才知道，赵昰、赵昺等已在一个月以前就离开了。文天祥暂居温州，一面在附近地区召集豪杰义士，准备抗击来犯的元军，一面等着来自福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