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秀虹：以类型构撰历史，阐明小说演变规律 ——齐裕焜先生小说研究综述
编者按：
2017年4月29日，齐裕焜先生门下弟子相聚福州，召开小型学术研讨会，庆祝齐裕焜先生从教50年。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特刊发涂秀虹此文，谨表祝贺。
齐裕焜先生
摘要：齐裕焜先生半个世纪的小说研究成绩斐然。以类型为框架揭示古代小说发展规律，打破研究疆界贯通古今，精耕细读对作品进行深度阐释，对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保持冷静的思考和清醒的判断，齐先生的所有著作表现出历史认识、哲学思辨和诗性敏感、理性逻辑相结合的学术思维特点。齐先生为中国小说研究的进步作出了有力贡献，对当前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齐裕焜 小说类型 小说史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裕焜先生为福建福州人， 1965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吴组缃和吴小如二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迄今已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齐裕焜先生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为学界所重。
一、小说史的类型构撰
首先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是齐裕焜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以下简称“《演变史》”）。《演变史》由齐裕焜先生主编、吴小如先生审订，齐先生的学生陈惠琴和包绍明参加撰写。1990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初版以来多次再版，对三十多年来的小说研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齐裕焜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演变史》先后获得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福建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国家教委（即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近年，齐先生对《演变史》作了修订，修订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1]。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确定了小说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勾勒出了古典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体系，为后人研究小说史奠定了良好
齐裕焜先生的《演变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继承，更有创新。
从小说史体例来说，鲁迅先生主要按照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构撰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把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分为二十八篇来阐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更为简明扼要地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在阐述小说发展历程的同时，鲁迅先生对小说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类，他把魏晋六朝小说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来概括，对宋代的话本和明代文人模仿话本而创作的短篇小说，用话本和拟话本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对明中期以后的小说，则分为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讽刺小说、谴责小说等类。[1]
很显然，《演变史》是在鲁迅先生的体例和分类的基础上更为合理的构撰。
齐裕焜先生幼年与父母合影
在《演变史》之绪论中，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为准备期，魏晋至唐代为成熟期，宋元为转变期，明代为繁荣期，清初至清中叶为高峰期，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出现近代小说，因此，1895年至1911年为演进期。
这样相对明确的发展分期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深思熟虑的分析。比如其中的成熟期，包括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和唐传奇，有的小说史把魏晋六朝称为雏形期，唐代称为成熟期，从作家创作自觉的角度，以现代叙事文体为标准，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若看到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长期存在的形态之一——类似魏晋六朝志怪志人小说这种“粗陈梗概”的形式从魏晋到晚清从未消歇过，那么，就不能不深思齐裕焜先生把魏晋至唐代统称为成熟期的学术眼光，这是洞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
但是，《演变史》的主体部分并非以此六阶段的时代顺序来构撰小说史，《演变史》以“小说类型”为构撰小说史的基本框架。《演变史》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志怪传奇小说”，第二章“白话短篇小说”，第三章“历史演义小说”，第四章“英雄传奇小说”，第五章“神魔小说”，第六章“人情小说”，第七章“讽刺小说”，第八章“公案侠义小说”。显然，《演变史》考虑了小说发展的历史，考虑到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到白话，从短篇到长篇，从讲史、神魔到人情小说的大的发展历程[2]。
齐裕焜先生1969年与父母、妻儿、妹妹合影。
但《演变史》以类型为构撰小说史体例之主要标准，首先按照语体之别，把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类，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尤其以白话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因此第一章讨论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其他七章讨论白话小说的发展情况。
在白话小说中，又以小说篇幅的长短为依据划分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尤其以长篇章回为最独特的民族形式，对社会生活和广大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以第二章讨论白话短篇小说，其他六章讨论长篇说部。从第三章到第八章，主要以题材类型为标准划分章回小说之类别，条分缕析地梳理古代长篇小说发展之历程。
鲁迅先生很重视考察小说内部发展的情况，探求其变化的规律。比如他把受宋元话本影响或在话本基础上产生的明代拟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放在“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或“元明传来之讲史”（《中国小说史略》）中叙述，而不放在明代小说部分来阐述，这就指明了中国的白话长、短篇小说都受话本的深刻影响，多是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到了《金瓶梅》以后，才逐步摆脱了“说话”艺术的影响，而成为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1]
《演变史》把明代作家模拟话本的作品置于第二章“白话短篇小说”部分，介绍话本产生于宋代的社会生活、时代背景，并从隋唐的说话艺术与寺院俗讲开始，溯源话本之兴，进而梳理论述了白话短篇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宋元小说话本，明末的“三言”“二拍”，以李渔为代表的明末及清代的其他白话短篇小说。如此，源于说话艺术的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变化的历程清晰呈现。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修订本，齐裕焜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鲁迅先生笼统归之于“讲史”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演变史》则分述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二章。《演变史》吸收了学术界20年代至于8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讲史”的基础上采用了更为细致的类型划分方式和概念，并明确指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二者的差异：
第一，历史演义是以描写历史事件的演变，记述一代兴废为主体，而英雄传奇则以塑造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第二，历史演义多从史书上撷取题材，主要事件和人物基本上依据史实，最多也只能“七实三虚”。英雄传奇多吸收民间传说故事，虚多实少，主要人物和事件多为虚构。第三，历史演义是从“说话”中的“讲史”发展而来的，英雄传奇的源头却是“说话”中的“小说”。第四，历史演义的人物性格缺少发展变化，反映军事斗争多，反映人民日常生活少，书面语言多，生活语言少。而英雄传奇主要吸收民间故事，着重写英雄人物小传，较多表现人物性格变化，语言生活气息浓。这样以比较为基础的界定有其更为明晰的认识和更为科学的分析，因而学界广泛认同。
类型概念的细致划分有利于小说艺术和小说文体发展过程的审视。《演变史》第三章“历史演义小说”第一节，概述从历史著作到宋元“讲史”、到历史演义章回小说的发展过程，讨论了历史演义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演义创作和接受中对虚实艺术问题的认识与观念的变化，并按照小说取材的差异把历史演义小说细分为三种类型。第二节着重讨论历史演义之典范作品《三国演义》，讨论《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艺术成就、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接着几节分别讨论在《三国演义》影响下成书的列国志系统、隋唐系统以及其他二十几部历史演义小说，第六节介绍明末清初时事小说。
这样既从文体的角度梳理了历史演义小说发展的历程，又从题材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同题材小说系统的艺术承传与变化，尤其突出了同一小说类型中名著带出的效应和后续的演变。
齐裕焜先生与北大同学在北京天安门合影。
《演变史》第四章为“英雄传奇小说”，概述部分通过对比，阐明了英雄传奇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之间既有其血缘关系，又有各自的文体发展过程和鲜明的文体艺术差异。明清时期三、四十部英雄传奇小说可分为三类：一是写官逼民反，人民反抗斗争，着重表现草莽英雄的，如《水浒传》等；二是写保卫边疆、抗击侵略，着重表现民族英雄的，如《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三是写帝王发迹变泰故事，着重歌颂出身寒微的帝王奋斗成功的事迹，如《飞龙传》等。英雄传奇与才子佳人小说结合，产生了《儿女英雄传》这样的儿女英雄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对公案侠义小说有着巨大的影响，产生了武侠小说。
细致的类型划分有利于小说艺术和文体特征的深入阐述，当然，对于小说的分类又难免交叉，因为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的形态是如此丰富，比如隋唐系统小说和说岳系统小说，虽然各自系统题材相同，但类型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属于历史演义，有的是英雄传奇，按照题材各自归类但指明其演变情况，也恰能表现小说类型发展中的某些规律。
《演变史》的构撰仍然重视小说发展之时代背景，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比如认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各种类型不是分散出现，而往往成批涌现，之所以如此，在于小说创作与社会思潮的密切关联。如晚明时事小说成批涌现，即为天启、崇祯年间社会现实的投影。当时社会矛盾集中在三大问题上：魏客阉党与东林、复社文人之间的长期斗争；崛起于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李自成、张献忠等反抗朝廷的农民起义。这三大矛盾是明末最严重的社会危机，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这三大危机也牵动着作家的心，因此，产生了一批反映这三大矛盾和全面揭示明亡历史的时事小说。[3]
齐裕焜先生2009年与夫人郑汀在西北。
《演变史》以类型为框架，揭示了小说类型的艺术特征。同时，《演变史》有着探讨小说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在较为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以类型发展为线索，既对小说类型作了更为严密的分析考量和更为准确细致的划分，又重视类型小说自身的前后承传演变，且重视类型之间的交叉影响和推进。在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中，在唐宋传奇中，已包含着讲述历史故事、歌颂传奇式英雄、记述神魔怪异之事、表现才子佳人的恋情和家庭生活、颂扬清正廉明的官吏和扶困济危的侠客、讽刺现实的丑恶等类型的作品。
在宋元话本中，“讲史”话本是历史演义的直接源头，说经和小说话本中“灵怪”类对神魔小说、“小说”话本中“朴刀”“杆棒”类对于英雄传奇、“烟粉”类对于人情小说、“公案”类和“朴刀”“杆棒”类对于公案侠义小说，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六大类长篇小说的雏形在文言小说和宋金元的院本、杂剧中也有相应的作品。文言和白话短篇小说、金院本和元杂剧为长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积累了艺术经验。[3]《演变史》每一章的概述部分都重在揭示类型小说的纵横发展历程和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
《演变史》阐述了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两条重要规律：一是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扩大，二是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交叉融合。
前者以人情小说为例。长篇人情小说以《金瓶梅》为嚆矢，这是典型的暴露文学。沿着《金瓶梅》的道路，出现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等家庭小说，风格泼辣粗犷，是《金瓶梅》的直接传派。《金瓶梅》中自然主义的描写，引发了《金瓶梅》的第一个分支，即猥亵小说。在明代晚期社会颓风的影响下，这类小说发展了《金瓶梅》的消极因素，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格调低下的色情小说，如《肉蒲团》《灯草和尚》等。
2006年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平潭召开教授委员会，齐裕焜先生与弟子涂秀虹合影。
《金瓶梅》发展的第二个分支是才子佳人小说，写才子佳人理想的恋爱，风格典雅秀丽，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而《红楼梦》是人情小说的最高峰，熔家庭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于一炉，把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把暴露文学与理想文学结合起来，把北方的雄浑风光和南方秀丽景色结合起来，集大成而成就为不朽杰作。
此后，在《红楼梦》的影响下，才子佳人小说演化为狭邪小说，如《品花宝鉴》《青楼梦》等。到了民国初年，狭邪小说又演变为鸳鸯蝴蝶派。另外，在《红楼梦》影响下，有意无意与《红楼梦》唱反调，把儿女情与英雄气相结合，把人情小说与侠义小说相融合，发展为儿女英雄小说，如《儿女英雄传》等。[3]
若按以往以朝代为序的小说史写法，这些内容势必分别置于明、清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章节中，比如对于《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时候，便有可能忽视《金瓶梅》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在人情小说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和应有的文学地位；现在将它们归入“人情小说”一章里叙述，其中的演变规律和历史传承变得一目了然，相关作品也就获得较为公允客观的评价，如《林兰香》作为《金瓶梅》到《红楼梦》之间的重要一环，在《演变史》中得到重视。
2010年齐裕焜先生在新疆参加学术会议。
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交叉融合现象非常常见，如上述儿女英雄小说就是人情小说与侠义小说的类型融合。又如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相结合，产生了公案侠义小说，如《施公案》《三侠五义》等；讽刺小说与神魔小说相结合，产生了《镜花缘》；才子佳人小说与神魔小说相结合，产生了《野叟曝言》。晚明以后，大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中融入人情小说的因素，如《梼杌闲评》《水浒后传》《绿野仙踪》等。
历史研究是个“高投入、低产出”的领域，事实上，在齐先生古今贯通的开放视野中我们必然看到他为小说史编撰而作的深厚积累和细致准备。三十多年的教学研究中，他阅读了大量小说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小说类型的细致分支和类型之间交叉融合的关系分析中，我们看到齐先生对作品文本的稔熟。《演变史》能够为古代小说发展梳理出如此丰富细致而清晰的头绪线索，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小说作品的基础上的。
一般小说史和小说研究多关注几大名著，《演变史》则关注到小说史上几乎所有作品，如《孙庞演义》《乐田演义》《西汉通俗演义》《警世阴阳梦》《梼杌闲评》《辽海丹忠录》《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女仙外史》《雷峰塔奇传》《金云翘传》《斩鬼传》《何典》《常言道》《永庆升平》《圣朝鼎盛万年清》等，都是一般文学史和小说史较少关注的作品，《演变史》作了较细致的介绍，评论往往相当精彩，恰当地阐述了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展现了小说史发展之全貌，对后来的小说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此书写于1990年之前，当时小说书目文献方面的著作还比较少，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开阔的视野尤为难得。
齐裕焜先生与学生冯汝常、赵雅丽、段春旭、胡小梅、崔霞合影。
在学术界关注较多的名著上，《演变史》也多有精到、深刻的见解。吴小如先生1989年为该书撰写序言时曾说：“本书对于几部长篇古典巨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作出了更有深度和说服力的新的评价。”
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的分析，齐裕焜先生特别重视从民族文化的积累、民族审美观念的表达等方面进行阐释，都给读者以深远启发。如从“类型化艺术典型”、“虚实结合的辩证艺术”等角度分析《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从人物形象的民族性格、表现方法的民族风格、优秀的语言艺术等方面分析《水浒传》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寓庄于谐”等方面论述《西游记》对立统一的辩证艺术等。这些观点多为此后文学史和小说研究所吸收。
二、独创与通观
类型研究是齐裕焜先生在长期学术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自觉。他曾在《重构小说史：独创与通观》一文中谈到《演变史》的编撰：
研究古典文学，要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一种创造的活泼生机……鲁迅先生为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开疆奠基……为后学者开启学术门径。但抄录《中国小说史略》成为各家小说史的通病。早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期，我就有一个愿望：重写一部小说史。
我国文学史的研究往往以朝代更替的时间顺序来分割历史，由于时代思潮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种文学史阶段的划分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文学传统的流变被朝代的更替中断为处处断流的独立存在，这样的研究未免流于片面和支零。
怎样才能注意每一部单篇作品的独创而又找到它在文学史中的位置，怎样才能细致而又阔大地呈现出文学长河的处处旖旎和整体的雄浑壮大，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是我三十多年教学科研中经常萦怀的问题。
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主潮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作为对过分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的19世纪研究思路的反拨，自有其价值。但在各种细读策略及形式批评理论占据主要舞台之后，文学批评逐渐失落了整体感。文学创造往往被强调其“孤独而神秘的个体”，文学批评正是以强调文学创造的独特性著称的，事实上，每一部成功之作都是既保留和继承传统而又突破甚至叛逆传统的。
适应于“理论整合”与作品“整体形式”的强调，类型批评这一古老的批评方法又重返历史舞台。类型批评在我国古已有之，正是结合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学分类与20世纪在西方重新兴起的类型批评，我受到启发而发现了小说史建构的一种新体例。[4]
《演变史》以其体例独创、内容翔实、结构谨严、观点新颖，而得到学术界、评论界诸多赞誉，《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新晚报》、《明清小说研究》等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
1992年许文郁先生发表《新角度·新材料·新观点——读〈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一文，为“我们终于见到一本从编排体例到行文论述都体现出新意的中国古代小说通史”而喜悦，并称赞：在具体论述时，不再像过去几部小说史那样着重于重点作家和重点作品的介绍分析，而是重在描述各类小说演变的轨迹和阐明其发展规律，真正体现出“演变”的特征，并尽可能涉及以往人们所忽略的作品。[5]
《隋唐演义系列小说》，齐裕焜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在《演变史》出版之后，齐裕焜先生论著迭出，略举其要者如下：1992年，出版《隋唐演义系列小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与陈惠琴合作出版《中国讽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与陈惠琴合作出版《镜与剑》（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出版《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明清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参编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与王子宽合作出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与冯汝常等合作出版《水浒学史》（上海三联书店）
方月兴在《齐裕焜教授古代小说史研究综论》中提出：齐裕焜先生长期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一种学术自觉，构成了一种“三维结构”——即以时间为线索的纵向研究、以类型为骨架的横向研究、以小说艺术进化为内核的深度研究。深度研究一直贯穿在他的绝大多数的著述中，而类型研究则具有明显的拓进作用。90年代后，齐先生的学术成果突出了类型研究，并以这一横向研究带动了纵向研究的突破，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已经确立的“三维结构”。[6]
1992年出版的《隋唐演义系列小说》是齐先生学术建构中一个连续性环节。“隋唐演义系列小说”在《演变史》中仅占第三章“历史演义小说”中一节的篇幅，一万来字。而在这本专书中，齐先生比较充分地展开了研究，他对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的发展进行了分期，梳理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大系统，并对作品进行较为详细的内容介绍和艺术评析，总结了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的成功经验和启发性，揭示出这一系列小说从宋元到明清漫长演变过程的规律、文化内涵和类的特征。[6]
《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993年出版的《中国讽刺小说史》，标志着齐先生类型研究的重大突破。此书不局限于鲁迅先生对讽刺小说的界说，认为讽刺小说尽管与其他小说交杂混生，但仍具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内核和发展规律。在“讽刺”的“统一主题”下，研究不仅扩展和深化了《演变史》的类型研究，而且突破了“古代”的限制，贯通古代、近代和现代，把讽刺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秦汉至宋元、明清、近代、现代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展示了讽刺小说从萌芽到繁荣的动态过程，揭示了讽刺小说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
1997年，齐先生作为编委参与策划和撰写了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小说史丛书”，这套丛书共十八种，分为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通史类四个单元，旨在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创新与推进。其中《明代小说史》由齐裕焜先生完成。
齐先生的小说研究以对社会历史文化深刻洞见为基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明代，发生了文体的流转，即从唐诗宋词转为明清小说和戏曲，从抒情作品转向叙事作品，这个文体转变的过程是由“雅”入“俗”的过程，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形态和文化思潮的变化。明代市民文化的兴盛是明代小说成长的沃土，明代小说的主流是表现市民阶层的情感和思想的通俗小说，采取了市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即使是文言小说，也受市民文学的深刻影响，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若囿于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以此来研究古代小说、特别是明代小说就显得捉襟见肘。
正是从这样深沉的认识出发，齐先生概述明代小说发展面貌，阐述明代小说艺术的深层内涵，揭示明代小说的历史贡献。
与沈伯俊先生、刘勇强先生在严复塑像前合影。
齐先生认为，研究古典文学，要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和创造的生机。文学的类型研究有利于在联系与对比中说明艺术的超越与独创，有利于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向的有效呈现。而文学史是一条不间断的长河，任何新的创造都既是对传统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的模仿。但学界分工细致，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研究各守疆界，如何贯通古今、古为今用是齐先生长期思考的问题。
继《中国讽刺小说史》之后， 2000年，齐先生与欧阳健先生一起规划主编了“中国小说通史系列丛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贯通古今的分题材小说史，包括《神怪小说通史》（欧阳健先生著）、《人情小说通史》（陈节先生著）、《英雄侠义小说通史》（陈颖先生著）、《社会小说通史》（游友基先生著）、《历史小说通史》（齐裕焜先生著）五卷，大气磅礴地拓展了通观式的类型研究。
其中，《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不仅体现了齐先生探寻小说文体古今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努力，而且体现了他注重文学与史学内在关联的学术思维之一。齐先生认为文学和史学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而文史交融产生的历史小说在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有其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小说通史》，齐裕焜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历史小说通史》在回顾历代有关历史小说论争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对历史小说的概念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界定，指出历史小说在客观上具有普及历史知识、树立人格榜样、展示历史文化景观等一系列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小说有责任尊重与维护历史的严肃性；同时，历史小说又是文学的一种，应当遵循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文学家可以用自己的历史观来重新审视史料，从而用独特的视角来揭示历史的深刻内涵，在主要人物和事件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总体的审美把握，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数量最为繁富的一类，齐先生广泛涉猎，博观约取，描述了历史小说变迁和纵向发展的轨迹，又从类的特征的横向角度对各种类型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评析，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以联系与发展、继承与革新的观念，对历史小说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演变规律。[7]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世纪之交，对20世纪学术成就作一总结性的审视，并由此对21世纪的学术研究作出期许和建议，成为各学科共同的选择。为此，傅璇琮先生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其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由齐裕焜先生和王子宽先生合作完成。
面对浩如烟海的小说研究状况，如何安排本书的体例非常关键，齐先生认为，如果先写一个总论，然后几大名著一部一部介绍，其他小说归类介绍，这种写法比较容易，但时代和学术流派就不那么分明。20世纪的小说研究与时代思潮、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因此，齐先生决定按照时代顺序把20世纪的小说研究分成三个大的阶段，即1949年之前，1949年到1976年，1977年以后。在这样时序分段的基础上，再把小说研究分为资料、考证、索隐、通史、文学批评这么几种研究派别，一一梳理。
同时，本着著史的求真原则，对于20世纪小说研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争论，尽可能比较客观地介绍争论双方的观点。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齐裕焜、王子宽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知人论世而衡文，注重古代小说研究的背景阐述，客观公允评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历史和所取得的成果，全书主体部分分为七章。
第一章“回望20世纪前之小说研究”，对中国20世纪之前的古代小说研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述，指出明代小说研究已异军突起，而清代小说研究更是达到顶峰，取得很高成就。
第二、第三章将20世纪上半叶的古代小说研究分为二个时期，1930年之前，为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期，1931年至1949年古代小说研究深入发展。在这半个世纪，小说研究出现了政治解读派、文学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和通史派等不同研究方式，同时小说目录学兴起。
第四章“社会历史批评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指的是1949年到1965年、1966年到1976年这二个时段的小说研究，对于学术史上评介不多的这段小说研究，一方面积极肯定了此时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工作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对研究情况进行了客观介绍和冷静分析。
1977年以后，拨乱反正，古代小说研究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小说目录日益完备，资料工作成果丰硕，作品出版形成热潮。就小说本体的研究来说，一方面是回归实学，作家和版本考证成为热点；另一方面，小说的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主体性批评构成多元化批评的新局面，对明清时期大量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出现了小说史编写热潮。
2011年夏天在上海家庭大聚会。
1977年至2000年之间的小说研究繁荣兴盛，期间发表的论文论著数量超过前80年总和的好几倍，必然是20世纪小说研究史之重点所在，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三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介绍。本书结束语，从深层的理论思考、求实的基础工作、深入的专题研究、广泛的学术交流、关键性的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开创21世纪小说研究新局面的构想和建设性意见。
如此多角度、多层次的小说史研究专著，必然为中国小说研究的进步作出了有力贡献。
三、文本细读与学理寻思
齐先生不仅注重描述历史的整体结构和进化线索，更精于具体作品的深度阐释，同时对于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和清醒的判断。在齐先生所有著作中，我们都能明显感受到齐先生古今贯通的开放视野、对历史进行深度研究的自觉努力，也能感受到齐先生历史认识、哲学思辨和诗性敏感、理性逻辑相结合的学术思维特点。
与王汝梅先生、沈伯俊先生合影。
齐先生的研究重视文献基础，但眼光深邃，总是把小说版本、成书过程的研究与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的研究相结合。比如《略谈<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一文，对《水浒传》的成书过程、版本情况作了认真的考察，进而从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创作、说书戏曲艺术的孕育、封建进步知识分子的加工创作这三个基本事实出发，论述了《水浒传》思想艺术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8]接着，齐先生写了《论<水浒传>里的宋江》[9]、《<水浒传>是如何塑造传奇式英雄的——从武松形象谈起》[10]、《李逵——<水浒传>里的喜剧性角色》[11]等文章，进一步讨论《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齐先生对具体作品的研究特别重视文体类型及其在小说史上的位置，而对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的分析往往表现出齐先生独特的眼光、深刻的认识。比如《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随处可见的对小说艺术的精彩分析，是齐先生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之一。如对《金瓶梅》的分析，认为《金瓶梅》表现了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全面地描写了晚明社会的官僚政治、司法制度、商业活动、文化娱乐和民俗风习，是第一部以商人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长篇说部，具有开拓新路的历史意义，尽管在艺术上并非完美无缺，却是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演变史》从取材、手法、人物描写、结构、写作技巧等方面论述《金瓶梅》的历史性贡献，认为里程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题材上从历史到现实生活、手法上从理想主义到暴露文学、人物性格描写上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结构上从线性结构到网状结构的变化，体现出中国古代小说逐步摆脱说唱艺术的影响而向近代小说转变的痕迹。其中关于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论述，被认为是在傅继馥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颇有建树的新看法。[12]“性格化典型人物”的提出，扬弃而发展了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典型概念，是《演变史》深入文本分析的一个重大收获。
《演变史》认为，从《金瓶梅》开始，小说主要写普通人物，改变了人物性格大善大恶的单色调，开始塑造个性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呈现出“美丑并举”的“杂色”，表现出新的审美价值，使得古代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从类型化典型提升到性格化典型的高度。
参加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研讨会，与学术界老朋友们在一起。
又比如他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主题的分析：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用历史家犀利的政治眼光和严肃态度来抒写自己图王霸业的雄心，探索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表现在地主阶级各个政治集团的争夺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物才能图王霸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方能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取得胜利，所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曲乱世英雄的颂歌。
它通过图王霸业者的失败与成功，悲剧与喜剧，探索着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为元代末年的现实斗争服务。罗贯中在艺术地表现三国历史的时候，不仅有政治、历史的标准，而且还有着伦理道德的标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就是罗贯中的政治伦理思想，面对浩瀚的史料，罗贯中按照自己的伦理标准作出了选择和判断。理论修养和艺术敏感、历史洞见相涵融，启迪后来者更为深入的研究。
齐先生是《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他的《乱世英雄的颂歌——〈三国志通俗演义〉主题初探》[13]、《〈三国演义〉的道德悲剧》[14]等论文，都是小说研究之力作，也成为他编撰小说史的重要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齐先生已经60多岁，他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小说研究，他开始学习打字，学习使用计算机和网络资源，他的学术进入一个新的创造期，新世纪以来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
齐裕焜《略谈〈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水浒传》仍然是齐先生倾力最多的一部名著，近年来发表了《英雄豪侠的颂歌——<水浒传>导引》[15]、《<水浒传>创作成功的历史原因》[16]、《水浒戏的贡献不可抹杀》[17]、《正确科学地评价李逵》[18]、《<水浒传>研究中的一个悖论》[19]、《<水浒传>不同繁本系统之比较》[20]、《对<水浒传>中血腥、暴力问题的思考》[21]、《关于建构水浒学的思考》[22]等一系列文章。在对《水浒传》的深入研究、和对《水浒传》研究广泛关注的基础上，齐先生完成了40万字的《水浒学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此书于201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齐先生非常重视作品的文本细读，认为只有精细阅读才能真正领会经典作品的丰厚内涵和艺术奥妙，才能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他在读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发现魏延二次出场描写都说到他“如关云长模样”，因此提出问题：
作者既然要把魏延写成另一个关羽，那么，为什么要在他的脑后安上一块“反骨”、把他写成“叛臣贼子”呢？为此，齐先生细读全书，又查看各种版本，发现早期版本中人物形象分裂、而毛宗岗本改写又造成诸葛亮形象的缺陷，进而思考小说所反映的魏延、关羽、诸葛亮的关系，认为小说隐约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将相争权、文武不和的问题。
2013年主持《水浒学史》征求意见会。
为此，齐先生撰写了《镜像关系：魏延与关羽》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齐先生在读《儒林外史》的时候注意文本中的一些细节，因此撰写了《读<儒林外史>札记》一文，对学术界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质疑。[23]如王惠把枕箱赠送给蘧公孙的细节，齐先生在分析王惠形象的同时，对于王惠是否嫁祸蘧公孙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辨析。
关于吴敬梓对待永乐皇帝的态度问题，齐先生也从文本出发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吴敬梓把明清之际关于永乐的大辩论展示在读者面前，在探讨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时，还思考着封建君主制度，表现了思想家小说的特点。
同时，齐先生还分析了作家思想和作品思想不一致的原因。从文本出发，结合历史文献的辨析，无论是学术观点还是学术方法，都值得学术界关注和思考。
齐先生深受吴组缃和吴小如二位导师的影响，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在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理论思考的热情和乐趣。他的《镜像关系：魏延与关羽》一方面是从立足文本发现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吸收了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而融合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心得。
《明清小说》，齐裕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000年前后，针对当时文学史界受西方相对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文学史怀疑和颠覆理论，以及当代“新历史小说”的问题，齐先生发表了《关于相对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思考》[24]和《文学史不是神话和传奇故事》[25]二篇文章。
齐先生一向重视新的理论的学习，他向来以开放的胸襟“拿来”西方文艺理论中合理的学说，但并没有因为理论的热情而失去冷静，他认为当前的文学史不是神话和传奇故事，它应该趋近历史的真实。他提出，20世纪的文学史已发展为成熟的学科，当前的研究应该 “守正出新”，在已有学科基础上创新。
作为一位小说史专家，关注小说研究的现状，总结经验，讨论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成为齐先生长期的学术习惯。近十来年，他先后发表了《架起通向当代文学的桥梁》[26]、《开展争鸣，提倡创新》[27]、《中国小说史研究在新世纪的走向》[28]、《20世纪小说史研究》[29]、《21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展望》[30]、《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概述》[31]等文章。
《独创与通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 齐裕焜著，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2013年，他发表了《开辟叙事文学研究的新领域》[32]和《学理、学科和问题意识》[33]，前者介绍叙事文化学，提出叙事文化学是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解决了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认为叙事文化学研究打破了文体的限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以后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学理、学科和问题意识》一文则是审视近十年小说研究现状的理性思考，为此他于2012年邀请了一批年轻学者前来福建师范大学，专门就近十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作讨论。他认为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学问向近代人文学科的转化过程，21世纪以来的十来年，小说研究在小说文献的发现和整理、小说文体和小说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近代小说研究和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研究开拓了新局面，研究方法有新变化。而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重视学理思考、学科建设，需要具有问题意识。
在回顾和展望学术界研究情况的同时，齐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颇多反思和总结，发表了《重构小说史：独创与通观》[4]、《开阔视野，精细阅读》[34]等文章。无论是对学术界的总体观照，还是自我的反思省视，都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老骥骨奇心壮，青松岁久色新。祝愿齐先生再谱华章，继续推进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学的研究。
齐裕焜先生近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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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齐裕焜.开阔视野与精细阅读[N].福建日报，2007-1-22.
【注释】：
1、《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作了修订，重写了文言小说部分，关于文言小说的介绍大幅增加，同时，吸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和建议，章回小说类型名称有所变化。本文对《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的介绍以敦煌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为依据。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