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钱极品 ▏国宝金匮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唐代李绅创作、今人耳熟能详的《悯农》诗，反映了农民耕田种地的辛劳。当然，在这艰苦劳作的过程中，偶尔也会有发现的快乐。传说大清朝光绪爷在位的时候，一位农民于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一带耕田，竟然在庄稼地里挖出了宝贝—新莽时期的国宝金匮直万钱（以下简称“国宝”）。因出土年代久远，也有人说是民国初期发现的。这种钱发现数量极少，泉界一直有“两枚半”之说，可谓泉藏之尤物。陕西老汉在地里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能挖出国宝，这简直是个神话。
关于这国宝，可以说是充满了各种谜团。谜之一：国宝的发现时间，谁也说不准，有好几个答案。有的说是清代光绪年间，有的说是民国八九年，还有的说是民国十年。谜之二：两枚珍泉是同时同地出土，还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土？也有不同版本。谜之三：为什么收藏在国博的是完整品，残品却下落不明？收藏界的流行说法与现实相矛盾，又是何原因？
晚清（或民国）时期，在西安发现的这两枚钱，一枚钱完美无缺，称为“完品”；另一枚钱，“直”字最后一横画、“萬”字草头略残，称为“残品”。
我曾在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一个展柜中，见过完品。此钱为青铜质，原为通体着绿锈，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现钱体呈深褐色，色泽暗淡。钱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圆形方孔，正背、内外均有轮郭。面文篆书体，圆笔婉转，上下、左右对读，为“国宝金匮”4 字。下部为方形，正背两面周边突起似轮郭，内以两条突起的纵线将方形分为三等份，两线之间竖排“直万”二字篆书，钱文笔画清晰完整。在上部圆形边缘及下部方形周围，残留有一些微小的毛刺、流铜，未经磨边，这是最后没有加工完成的痕迹，说明它应是未流通过的钱。
国博藏新莽国宝金匮直万完品
高6.25厘米，上径3.1厘米，穿宽1.5厘米，下宽
2.9厘米，重41.6克。（照片由国博提供，拓本
采自《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第637页）
关于完品，有这么一段故事。传说大约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西安的农民在汉未央宫遗址一带耕田，发现“国宝金匮”钱一枚，西安阎甘园、阎履初父子花了几十个现大洋买下此钱。
1922 年春，阎甘园带着这枚钱来到上海，见到他的朋友，时任《晶报》主笔的张丹斧。张氏将其介绍给寒云，寒云想买此钱，却又迟疑不决。寒云就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以号行于世。他对古钱的集藏与研究，始于袁世凯恢复帝制期间。张丹斧担心夜长梦多，时间拖久了，国宝落入钱商手中那就麻烦了。于是自己将此钱果断买下。《晶报》经理余大雄之父余挺生素爱古泉，见寒云犹豫，又怕张丹斧将珍泉转手卖掉，就想买下这枚珍泉。张氏闻讯后，慷慨解囊，作为寿礼，送给了余挺生，余氏亦以千金回报张氏。余大雄撰文一篇，将此钱收藏的前后经历刊载于《晶报》上。郑家相曾在上海古玩市场一睹余挺生的风采。他说：余翁挺笙（生）者，《晶报》经理大雄君之尊翁也。十一年春，遇于五马路古玩市场，时翁年近古稀，精神矍铄，一见如故，颇相契合，盖翁亦一古泉同好，来此访泉也。自此以后，彼此过访，遂为忘年交。翁所藏虽不甚富，颇多珍稀之品。且是时张丹斧所藏之国宝金匮直万泉，亦已归之。
钱币收藏家张叔驯找余挺生欲购此钱，却遭到余氏拒绝。余氏去世后，其后人将此钱以两千金的价格卖给了张叔驯。上博钱屿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张叔驯在得到国宝之后，邀请苏州匠人采用失腊法工艺，以真钱翻模，仿制了一批国宝金匮。仿品制作精良，品相上乘，均为熟坑，黑漆古，并将其中一枚送给了丁福保。
后来，张叔驯将这枚国宝金匮完品转让给了陈仁涛，但双方对此事均守口如瓶，后人无法找到相关的文字记录。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转让的时间有可能是在1938 年张叔驯举家出国之前，或者是1946 年12 月25 日至1947 年5 月之间张叔驯从美国回到上海处理有关财产事务之际。
1952 年，陈仁涛将包括完品在内的所有泉藏以80 万港币的价格卖给了我国政府。1955 年，国家文物局将这批藏品调拨给北京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今天，如果泉友们想一睹完品之风采，那就请到国家博物馆看看“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在秦汉厅的一处角落，一个体量不大的展柜中，静静地躺着这枚颇具传奇色彩的国宝。
最早记载残品的文献，是1936 年陈仁涛发表的《国宝金匮钱考》，详述此钱的发现与流传经过，并在文末附有他收藏的这枚残品的正、背两张黑白照片，钱币似嵌于一个装潢精美的木盒中。
据陈氏所言，残品初为英国人牛门氏（即纽曼，E. A.Newman）在西安从农人手中廉价买到。1930 年春，张綗伯先生受邀观其藏品，遂以重金购得，后又归张叔驯。1934 年春，陈仁涛出资10 余万元，买下方若全部藏泉，名声渐起。张叔驯将残品慨然让与陈氏，两位各据其一，足以傲视群雄。
《古钱大辞典·拾遗》著录一枚国宝金匮，有正、背两面，“直”字下横画断，应是据陈仁涛论文发表的黑白照片放大、印刷的。书中还收录有民国十一年三月廿七日《晶报》上余大雄发表的《记新莽第一宝泉》一文，金品元加以按语，提出不同意见。《历代古钱图说》收录有残品正、背两面拓本，马定祥批注：“此为王莽所铸。生坑。‘直万’两字断笔处系出土时损伤。陈仁涛旧藏，被视为第一珍品。”
罗宏才经过调查，认为这枚残品是伪品：刘汉基先生在世时，常与我论及薛氏父子钱币作伪之法，并数次告我早年曾频闻西安回民坊老古玩商人传言薛氏父子当时曾伪作“国宝金匮”钱事……又曾闻薛氏之后，民初有一银匠，亦曾在西安制作假印、假钱，其制作的“国宝金匮”钱还曾卖给过某外国人。
赵晓明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曾详细地谈到西安造假一事：据阎秉初讲，西安自清末以降制造伪泉之风甚为猖獗……银匠常师在此环境之下一马当先，率先仿制国宝金匮钱币一枚，辗转以极昂之值向纽满兜售，伪言其为北郊农民种地时新从田中启出。纽满不谙内情，误以为有幸得见生坑所出奇珍之品，遂依常师之言如数付钱，购得此物……纽满在友人的支持下，于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在上海搞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藏品展览。边宗仁先生说钱币学家张綗伯见到纽满所藏这枚钱币后，爱不释手，商让再三，方始成交。若阎秉初先生所提供的史实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张伯所藏的这枚国宝金匮钱将是伪品。
此文中的“纽满”，与纽曼、牛门氏同为一人，皆为英国人E.A.Newman 的不同译法。若依此文所云，纽曼卖给张伯，经张叔驯、陈仁涛收藏，后下落不明的残品，就是民国时期西安常师所作赝品。
残品到底花落谁家？我经过多方打探，得知国内某钱币收藏家珍藏有一枚国宝金匮，不轻易示人，让人觉得挺神秘的。前几年曾有人见过此钱，置于一个精美的硬木盒内，自称是方若旧藏。据见过此钱的人回忆，该钱老生坑，包浆老到，品相上乘。此钱是否与下落不明的残品为同一枚钱？无处寻找证据，成为又一不解之谜。
民国时期发现的国宝金匮，距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非科学考古发掘品，数易其主，辗转于西安、上海、香港及北京等地。这一时期出土的两枚国宝金匮，残品疑似伪品，惟有国博所藏完品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真品。
近十几年来，据说在陕西相继有国宝金匮出土，但真假难辨。1998 年左右，传在陕西西安北郊汉城乡一带出土一枚国宝金匮钱，据云有人出价15 万元欲购之，未能成交；2003 年底，传西安西北部某地一农民盖房取土时挖出2 枚国宝金匮；2004 年春节前后，西安出现数枚“国宝金匮直万”；2005 年春季又出现数枚，其出土地点传均在西安市西北郊，总数量无精确数字，约在10 多枚至20 多枚。据业界人士称，此次出现之泉均为生坑品，多为残缺者。关于这一批钱币的真伪问题，在泉界有不同意见，真假存疑、莫衷一是，有待做进一步探讨。
《晋书·食货志》云：“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以“国宝”作为钱名者，惟有国宝金匮。如此重要的国宝，却为何在文献中失载，也是一个谜。王莽当了十多年皇帝，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铸行大币值虚值货币，国宝金匮直万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最终导致经济制度紊乱。彭信威特别指出：“王莽的币制改革中最奇特的是他的宝货制，这在世界币制史上是一种破天荒的制度，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王莽最终倒在了渐台之上，这与其经济改革失败有着密切关系，他通过多次发行大面额的虚值货币，来掠夺社会财富，聚敛大量黄金，王莽死之前还存有黄金60 余匮，重达60 万公斤以上。国宝金匮直万是王莽铸造的一个神话，那是芸芸众生难于掌上把玩的国宝；金匮是许多人的梦想，梦想着国宝能据为己有。追逐梦想的人是幸福的，在追梦的路上却充满着迷惑与陷阱。我所期待的，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考古学者能像发现新莽封禅玉牒一样，从地下发掘出国宝金匮。
国宝金匮，真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人见人爱的好东西。
西安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出土新莽封禅玉牒
（《汉长安城桂宫1996—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彩版四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