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常均：我的第一个革命化的节日

我的第一个革命化的节日

作者： 谢常均

1968年的元旦节，我曾奉命参加在重庆宾馆方楼的一次迎新送旧的革命联谊会。

这次会议是由“重大八一五”兵团所辖“402部队情报部”组织召开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情报部是干啥子的？学校为什么派我去参加？幂幂之中，此次会议竟为我多年以后调到单位，参加工作打下了伏笔，以致在政府部门搞机要，跟档案资料打了半辈子交道，直至退休！此为后话。

当年我是位于南岸玄坛庙的红岩四中（后改成92中，现滨江实验中学）的初中六八级学生，为“保卫伟大领袖”，我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团”，作为普通成员，我不过是为了跟同学们在一块好玩。

平时我喜欢收集另一派的传单和小报，受到我们战斗团头头的赞扬，说很需要这些“情报”。这一次获此参加大学生情报部门革命联谊会议的重任，我提前一天就准备好那个心爱的旧军包。——那可是费尽口舌才找同学的姐夫要来，并精心临摹伟大领袖的笔迹，用红线绣上“红卫兵”三个字的包包。当年把这种包包挎在肩，时尚得意之感，不亚于现今的LV大牌包！

我满怀1966年11月进京受到老人家“接见”，鼓舞起来留在心中的激情，虔诚地等待第二天赴会。

报到时间是1967年12月31日晚上8点，第一次参加这么神秘庄严的会议，不知道要干什么？怕呀！参会的都是些大人（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居多），心中的忐忑无以言表。

晚饭在玄坛庙牛草坪街边边买了个馒头，坐轮渡过河到朝天门，走路到解放碑附近，胆怯怯的一路问到了重庆宾馆，感觉好高大的楼哟！从没进过这么高级的地方。再问身旁的大人，方楼在哪里？回答说这就是方楼。

想起有点奇怪，这么高级的楼，怎么没有人站岗呢？走进一间会议室，看见墙上挂满了各色皱纹纸做的飘带和革命标语，大家都在高谈阔论，气氛很热烈。第一次参加这么正规的会呀，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我的小心脏一阵阵的激动。畏畏缩缩的不知所措。

一个大姐姐走过来叫我去签到，还要签到？连忙诚惶诚恐的报上了“红岩四中”校名。因当年的初中生，看起像个小妹儿，我被安排到第一排坐起，规规矩矩的等到。唉，早晓得晚点来哟，一个人都不认识，傻傻的坐下，等！

不晓得等到几点钟了，瞌睡眯兮的，终于等到一个红卫兵大姐姐上了台，她打开一部收音机，里面立即传出女高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东方红，太阳升，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了！。。。。。。”仅记住了这几句话，后面说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当年“大好形势下”最时尚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

看见那些大学生们认真地记录着，我却不知所措，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旁边一个姐姐推醒了我，说是快快听“元旦钟声”！到底是小孩呀，从来没有这么晚还不睡觉的。

迷迷糊糊的又听到一个大学生领导模样的人，站起来慷概激昂的讲了新一年的大好形势，要在“支左”解放军的支持下，砸烂“伪革联”，成立老中青、军干群组成的“三结合”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掌声和口号欢呼声中，有人来逐个分发了糕点，算是过个新年。

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在外过了个通宵——革命化的元旦节！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在重宾过了1968年的新年，天亮后才乘坐早班船过野猫溪回到了家。

刚进门，就遭老妈一顿审问：“女娃儿家家的，一夜不回家，到哪里去了？”我再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没有证人呀！那时候又没得电话，即使有，也不知打哪儿呀？难怪老妈担心了一夜！这是16岁的女娃儿，第一次在外过夜，在那些年代是家庭的违规行为！

现在想起来还真后怕，“402部队情报部”是保密部门呀，心中藏着“女交通员”的革命情节，除了派我去开会的头头，当然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包括妈妈。

当年“红卫兵”的狂热，一天高喊“保卫伟大领袖”、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实啥也不懂！

谢常均（无花果）

20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