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郑珍信札四通考释

​郑珍字子尹，号柴翁，又号巢经巢主、子午山孩、五尺道人等。贵州遵义人。嘉庆丙寅年（1806）生，卒于同治甲子年（1864），年五十九岁。为有清一代朴学大师，诗书皆擅，《清史稿·儒林传》有传。

郑珍交游甚广，与本籍黎氏、唐氏等望族皆有亲缘，与独山莫氏、贵阳黄氏等文人世家也有深厚的交往。再因其学问通达，性情豪迈，故而与时任地方长官也多有往来。郑珍作为清代文人阶层的一位重要人物，有大量的著作和墨迹传世。贵州省博物馆就藏有一批郑珍亲笔书信或与他相关的信札诗稿，其中一部分在已出版的郑氏文集与各类研究文章中均未见记载。本文对四通未曾面世的信札进行释读考辨，就其书写时间、人物关系、事件背景等方面进行考证，以裨益学界。

一、致莫友芝信

紫湘五弟足下：

椷背书道彼邱甚切。月来曾走审数次，较午山将就之局自胜。为千秋计，舍荷安往？已决就此。惟念遗意，终是歉然，所恨者仲氏于谋大事，为者极有缺窦，我至今始知之。若前两年预我谋，必能事事坦白。且及亲在时，已有明言，何至今日为之，使此心多不安也。然力欲为此，亦惟补牢顾犬耳，就中不无爱憎异情，已调伏就络。盖事无专主，必合众欢，始免孟浪耳。期约在闰后俟定，更须烦五弟一柬当专告耳。前属相攸贞曜，处子已大，宜早为留意。欲知近日意境，直似一无著落之物耳。

五弟近况何如？比雨艰可畏，家没旧谷，籴日以增，蓄者就罄，颇念穷乏耳。若时相怜，便致教寤，起我死灰之心，否者惟觉居生不乐耳。

五月廿二，珍顿首。致谢丹翁一纸，烦达。

紫湘五弟足下：

得书，知呈文被驳，一时荒忽，重劳五弟妥复为幸耳。吉哉作冰，未面言，颇闻之寿农，然非所宜也。贞曜孝友传家，攸莫乐于此。劳五弟斧之。胡六致书言贫甚，恐难乡试。日月逝矣，此才可惜，邮便可为劝行，不行，仍是贫耳。山居势成骑虎，拮据求竣。念念伤怀，如如何何。不尽。珍再拜，六月初二日

此二通书信与郑珍的另一通信同裱于一卷之上。卷高二十五厘米，宽一百一十一厘米。前一通用楷书书写，后一通用行书书写。此卷于1955年收入贵州省博物馆，经专家鉴定后定为文物收藏。

此两札同为郑珍写给好友莫友芝的信件。莫友芝（1811—1871），字郘亭，号子偲等。莫友芝的“紫湘”这个号并不常见。胡长新曾师从莫友芝，故有记 “长新随事先君司铎遵义时，承命从学莫紫香先生”1。在凌惕安编著《郑子尹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凌谱》）中也说“郘亭当道光中号紫香”2。古人字号中常常使用同音字，故“紫香”又作“紫湘”。再因莫友芝排行第五，因此郑珍称莫友芝为“紫湘五弟”。

两封书信中都提到了同一件事，即郑珍为长女淑昭说亲一事。第一封信中有“前属相攸贞曜，处子已大，宜早为留意”一句，“相攸”指相女婿，“处子”即指闺中的女儿。意为郑珍觉得女儿已到待嫁的年龄，他曾经有意于贞曜。第二封有“吉哉作冰，未面言，颇闻之寿农，然非所宜也。贞曜孝友传家，攸莫乐于此”一句。“作冰”即作媒之意。郑珍再次提到吉哉为女作媒一事，但他还是觉得贞曜孝友传家，比较适合。第一封信落款为“五月廿二”，第二封信落款为“六月初二日”。故不难判断，两封书信为最近往来之函。并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综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一、郑珍父亲文清公故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月三十日，是年九月，望山堂成，郑珍“随父柩迁入新居”3。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郑珍葬父文清公于子午山，黎太孺人墓右。在他当年作的《米楼记》中有载“今年夏，于母孺人墓右营先子兆峻”4。郑珍在父亲故去后，一再给父亲寻找墓地，最终决定葬于子午山。第一封信中首句：“椷背书道彼邱甚切。月来曾走审数次，较午山将就之局自胜。为千秋计，舍荷安往？”可知郑珍近来都在请莫友芝帮择地，他自己也曾数次去看，但“为千秋计”，最终选定“午山”。“彼邱”很可能指的是离子午山不远的莫友芝父亲莫与俦所葬的青田山。就此处看，此信应写于郑珍父亲文清公故去后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月三十日，到下葬之前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之间。

二、道光二十五年仲冬，郑珍自古州归家后，“……文清公5以喜。计材致工，谋于子午山左臂曲中平阿，实之以屋，夹堂以箱，间以门塾”6。次年四月，新居未成，而文清公逝世。直至“九月子午山左臂曲中平阿新屋成，先生移前记望山堂者名之”7，故六月郑珍写此信给莫友芝时有“山居势成骑虎，拮据求竣”一句。

三、第二封信书中所提到的“胡六”为胡长新（1819—1885），字子何，因排行第六，故称“胡六”，是郑珍在古州的学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郑珍任黎平府古州厅训道，兼掌榕城书院。胡长新“乙巳初间，闻先生任古州校官，私心猛喜，幸典型可近接也。村学馆谷，抗心辞去，岁试毕负笈来古，遂新炙愿”8。胡长新跟随郑珍学习不久，郑珍就上书时任贵州巡抚贺长龄言：“府学廩生胡长新，年少而贫，独能日夕相从，留意根柢之业。此子如不废学，必作黔东冠鸡。惟得此一士，足相告语耳”1。是年仲冬，郑珍将回遵义，胡长新因有事，先回黎平，郑珍特写诗送之，即《别子何》三首，中有“耕稼傥足恃，时还读我书。前途更几许，而养千金躯”的嘱咐。可见郑珍对胡长新期许甚至。胡也未负所望，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应乡试，并中举人。贵州在道光二十六年的乡试为当年秋天，此信落款为“六月初二日”，刚好在乡试前夕。故郑珍书中有“胡六致书言贫甚，恐难乡试”之句。此封信也是郑珍惜才，请莫友芝写信劝胡长新去乡试之见证。

因以上三点，故推定此两通札信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

信中提到的“吉哉”应为郑珍的朋友。道光二十六年（1846），望山堂建成，郑珍曾在新居招待亲友，并作诗联句。在《巢经巢诗钞外集》中就收有此诗，即《壬寅八月朔望山堂成，偕仲弟子行、季弟二苕珏、奉大人雅泉先生、招同庹仲奎以绳、王敦父德厚、黎柏容兆勋、丁吉哉元勋、莫郘亭友芝、黎仲咸兆熙、莫子厚名芝、黎季和兆燮落之，席上联句》。从诗题中可知，吉哉丁姓，名元勋，吉斋其字。郑、莫写作“吉哉”，绥阳人，县学生员，曾任《遵义府志》协采，与郑、莫友善。诗中丁吉哉作有“天空风送凉”“处已气乃刚”等句2。据《凌谱》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八日，携3黎兆勋、丁元勋、莫庭芝、黎兆普泛舟夷牢溪至禹门山”4。又道光二十四年（1844）腊月朔，邻翁招饮，适莫友芝来，同拉去。晚归，丁元勋复至，友芝出次东坡江上值雪诗，先生5因依韵作”6。可见，丁吉哉与郑珍交往密切，故而有为郑珍长女说媒一事。信中提到的仲氏即郑珍的二弟，名，字子行。“寿农”为黎兆熙，字仲咸，号寿农为郑珍仲舅黎恂的二子。“贞曜”不详。但从前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郑珍相中了贞曜为长女婿。郑珍长女淑昭生于道光六年二月十一日7，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六月时，年已二十有余，故而信中有 “处子已大，宜早为留意”之句。郑淑昭二十二岁结婚，也就是两年之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 8。故而大致可以猜测“贞曜”应是郑淑昭日后的丈夫赵廷璜。

二、致黎兆祺信

叔吉足下：

廿辰刻得书，知东患为甚，殊增愁叹，所需诸件付来力去。以天运人事计之，吾里靠山一带，若浸浸蚕食，必及平坝。此曹虽有窜正、绥之意，亦必其势急切始然。否则，去惯就生，虽鼠智亦虑及也。各砦速宜固结众心，事事坚密，以为必不能破之计，即禹门亦不得以人多地固稍疏我戒，此为至要。近日大姊病，吾颇忧，想数日当平复耳。椒园弟愈否？值此时势，多得一人办能理为急。时时念之。

柴翁书九月廿日城局

叔吉足下：

廿二辰刻接信，知疾已愈，为砦务须早晚出去，殊劳也。大姊病气食，似痢，颇剧。三四日忧殊不堪。今日有起色，为稍慰。贼已出境，拟月尾十初与大姊省墓，一审吾弟所办。但望大姊病从此愈，续服温补之剂，使能支持而归耳。弟为地方起见，撑持到今，如何抛得下。大氐1古来地方大故，易于乐成，难与虑始。盘庚圣解，迁民易居，试观三篇中，婉转苦切，费了许多语言。为帝王且如此，何况吾辈匹夫。以此思之，吾尽吾心以外，都可付之一笑。地方人所言掘墓等等，实其人记之于心可也。此时东方惟恃篠翁与吾弟作长城。吾观篠翁慷词义胆，于吾弟绝无芥蒂。渠非不计东方，无吾弟是无左臂也。龙坑之砦，现方力督雨田速归办理，想必不至玩延。新臣诸君素是柔懦，欲求完全，要须从吾弟设法辅之，想来决不至抗命耳。

柴翁书 廿二日午正城局

火药，校局云须陆续往取，不能骤多，此后预备此物为要。

以上此二通书信装裱于同一卷轴之上，高二十六厘米，寬一百四十九厘米。皆用木刻花笺纸书写，2001年入贵州省博物馆，经专家鉴定后定为文物收藏。两通均为郑珍写给黎兆祺的书信。黎兆祺字叔吉，号介亭，是郑珍仲舅黎恂第三子，也是他的内弟。两信都有提到大姊生病一事。郑珍妻为黎恂长女，黎兆祺称大姊。第一封信中有“近日大姊病，吾颇忧，想数日当平复耳”之句，第二封信有“大姊病气食，似痢，颇剧。三四日忧殊不堪。今日有起色，为稍慰”之句。又两信也都提到“筑砦”一事。再看时间，第一封信的落款为“九月廿日”，第二封信的落款为“廿二日午正”，可以看出两封信的时间相距很近，也应是近日来往之函。

咸丰十一年（1861），号军起义，流转于遵义地区。十月，号军进乐安，郑珍带领家小四处逃难。《凌谱》咸丰十一年中记有“十月乐安寇至，挈孥奔命，忧与穷俱”2。次年元月十七日，号军占子午山，烧毁望山堂，郑珍有诗《闻望山堂以十七日为贼毁，书示儿》3之后，郑珍携家小暂居于遵义城中的启秀书院，李蹇臣《守拙斋诗钞·序》中的文字可为旁证，“……及今年正月，山堂灰烬，益复心腐。近乃寓家破塾”4。直到号军撤走后，是年十月，郑珍才回子午山。而郑珍给黎兆祺的两封信札正是写于望山堂被毁之后，郑氏一家暂居启秀书院之时。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端：

一、咸丰十一年，号军起义之时，“南乡庠生徐汉蔚知官军不足恃，与庠生甘超联络各团筑寨十三，互相援应”。同治元年，黎兆祺、黎庶蕃兄弟与刘汉英等 “相度禹门形势，鸠工积石，五阅月而寨成。”5故信中有“各寨速宜固结众心，事事坚密，以为必不能破之计，即禹门亦不得以人多地固稍疏我戒，此为至要”。一句。

二、据《凌谱》载，同治元年（1862）十月，号军撤走之后，郑珍才携妻子回子午山。归时郑珍写《还山》一诗，有“我闻冠烽急，冠去我事牵。乘此两粗缓，与妇归午山”6。郑珍回到子午山后，思旧日所藏书，收拾积灰而埋之，又有《埋书》诗四首，其中有“我巢正月焚，我归十月初”之句7，再次证明，郑珍从启秀书院回家是在十月初。因此，第二封信中有“贼已出境，拟月尾十初与大姊省墓，一审吾弟所办”之语，可知此信正是写于郑珍回子午山前夕，号军撤离乐安之后，而黎兆祺已在禹门寺筑寨。

三、两封信落款皆有“城局”二字，当是“城防局”之省称。此时郑珍与家人暂居于遵义城中的启秀书院中，或时至城防局询问局势，顺使于此作书。故署 “城局”。

第二封信落款时间为“廿二日午正”，第一封信的时间为 “九月廿日”。 故而推断，此二封信札应写于同治元年（1862）九月。

信中有提到椒园和篠翁二人。在《续遵义府志》中有载：“庶番字晋甫，别号椒园，少从郑徵君学诗……咸丰壬子举人，黔乱作，从兄兆祺结寨禹门颇著劳绩。”可知椒园是黎庶番的号，且曾与兄长黎兆祺同在禹门结寨筑寨，故而郑珍信中有问“椒园弟愈否？值此时势，多得一人办能理为急”。《续遵义府志》中所载“张师敬字小皋，邑庠生，东里洪江人。性强很，好武……同治元年正月，贼目刘义顺、朱明月由五里坎、大板角入寇，踞禹门寺。师敬与黎兆祺、邹开贵督团勇分击之，贼败走湄潭”1。正可与之相互印证。郑珍有诗《偕萧吉堂游桃源山，山经甲寅兵燹，亭观荡然无遗，归与张篠皋思敬同守夜话》，可知张师敬又号篠皋。而在第二封信中的“东方惟恃篠翁与吾弟作长城”一句可知，信中所提到的“篠翁”即张师敬。再如，《续遵义府志》中评价张师敬“性强很，好武”，并说他多次组织团练与起义军作战，故而郑珍在信中说“篠翁慷词义胆，于吾弟绝无芥蒂”。

通过以上考释可知，此四封未面世的信札涉及郑珍的家庭生活和交游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他与家人、亲戚、朋友等相处状况，还原了他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展示了一个地方学者，在清末，尤其是在咸同农民大起义的特定时期的生存状况，为进一步研究郑珍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同时对郑珍年谱有一定的补充和完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