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爱谁的智慧?
哲学: 爱谁的智慧?
马天俊 | 文
摘 要: 哲学当然是 “爱智慧”，这一古义尽人皆知，但其要旨和教益似乎久已被忽视。在哲学的出发地，爱智慧是爱神的智慧，现在哲学几乎遍及文明世界，但爱智慧却主要是爱人的智慧。从爱神的智慧到爱人的智慧，哲学之名依旧，但它所依赖的存在论空间却扁平化了，因为神及神性智慧在现代日益走向消亡。在没有神和神性智慧的世界里，爱智慧一方面不得不设法成为有用的和现世的，另一方面爱智慧往往僭越为智慧本身。哲学在现代有时成为拨弄大众命运的意识形态的帮凶，有时又执意成为它成为不了的现代科学，哲学和哲学家常在困顿之中。爱智慧在有神处诞生，在无神处凋零。
关键词: 哲学; 爱智慧; 智慧; 神; 人
一
哲学的自识及境遇，古今悬殊，今请试论其一端。
让我们从提问开始。“哲学”( philosophy) 顾名思义当然是爱智慧 ( loving wisdom) ，但是，对智慧的爱究竟是爱谁的智慧? 是爱人的智慧? 还是爱神的智慧? 答复这一提问，首先不依赖于哲学思考本身，而是取决于一定的世界结构。对于有神的人们来说，智慧是属于神的，人能爱智慧，能多少沾沾神的光，接近接近智慧。哲学家 ( philosopher，lover of wisdom) 以及哲学就诞生并成长在有神的世界里。对于无神的人们来说，神要么压根不存在，要么只是人的变形或倒影，这样的爱智慧说到底只能是爱人的智慧，根本上也就是爱人自己。在无神的世界里，哲学之名仍在，爱智慧之说仍在，然而哲学却常在危机之中，常有消亡之虞。
有神或无神，哲学的意谓和价值大相径庭。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处所谓世界结构并不是由哲学规定的，相反，哲学要由一定的世界结构来规定。然而哲学不也思考和论说诸如有神或无神、人和神的关系之类的问题吗? 哲学不也有时候得出结论说神存在或不存在，说人与神关系如何如何吗? 这样岂不就是由哲学来规定最初始最普泛的世界结构吗? 不过，当哲学凭理性的眼光审视一切的时候，它自身也便不能免于理性的审视。爱智慧这种活动在人身上既不是最初的，也没有理由保证是最终的。世界上存在哪些重要的东西，从而世界基本是个什么样子，这显然不是由 “哲学”开始论说的，似乎也不能肯定将由 “哲学”最后出场来说定。实际上，哲学是在更为古老和普遍的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发端的，它貌似接管了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事务之一，追问万物的本原，推求世界的道理，营建人类的意义，指引文明的方向，但 “接管”毋宁说是参与罢了。神话、宗教之类被哲学判决过多次的文明活动，不仅比哲学远为古老，而且即便在现代，它们也根本没有销声匿迹。生活在神话或宗教中的人，不仅是那些所谓土著或原教旨主义者，还包括我们这些所谓十分文明的人。当我们把古人的神话当做神话看待，这是多少有误会的，因为古人的神话古人并不是当做神话，而是当做现实。我们也一样，我们的许多坚硬的现实，如果从另外的范式看来，也不过是 “神话”。无论古今，世界的结构、人生的意义等事绝不仅仅依赖于哲学，相反，哲学的一些初始条件，反要依赖神话或宗教资源的预定和滋养
二
历史地看，“爱智慧”始于古希腊，它是有神的人发明的。更重要的是，“爱智慧”之所以是爱智慧，正是以有神为前提，在人神关系中得到界定的。
较早申明此事的是毕达哥拉斯，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 “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较早申明此事的是毕达哥拉斯，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 “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是毕达哥拉斯; 因为，他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1] 智慧属于神，并不属于人。人可以做好的事情，就是爱智慧。关于毕达哥拉斯的声明，拉尔修又说: “他把生活跟大赛会作比较: 在那里有些人去是为了竞争奖品，有些人去是为了出售货物，但最好的是作为旁观者; 因为，与此相似，生活中有些人天生具有奴隶的品性，贪恋名誉和利益，而哲学家则追求真理。”[2] 爱智慧的人———哲学家———超脱名利，唯真理是求。在这里，人实际上出现了层次之分。不过，这个层次并不仅仅是人为努力所造就的，根本上它是由于特定的存在论空间敞开了差别得以出现的余地，具体地说，就是因为有神，有神性智慧，人才受此吸引，爱智慧者才会出现，从而人群出现了分化。高耸的乔木是指向太阳的，藤萝则匍匐在下面，藤萝即使偶尔攀爬到最高处，也还是要弯折回去，这就是太阳之下的生态。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坚持对神性智慧的敬畏。关于有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智慧的人，苏格拉底澄清道: “在旁观的人看来，我既然说别人对某事无知，那就一定是我本人对这件事有智慧了。其实，公民们，只有神才是真正智慧的，他的神签的用意是说: '人的智慧价值不大，甚至毫无价值。’看来他并不是真说苏格拉底的智慧，只是用我的名字当做例子，意思大概是说: '凡人哪，你们中间那个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是最智慧的，他承认自己在智慧方面实际上毫无价值。’”[3] 在苏格拉底这一例中，如果说人可能有智慧的话，这智慧也是立于奇异的刀锋之上，即人的智慧主要在于明白自己没什么智慧，这种智慧全然不同于那种经纶世事的宏猷大略。
亚里士多德所留 “讲义”内容丰赡，在 《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讲解道: “古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 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 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要获得这样的知识也许是超乎人类的能力: 从许多方面想，人类的本性是在缧绁之中。照雪蒙尼得的话，'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人类应安分于人间的知识，不宜上窥天机。如诗人之语良有不谬，则神祇亦复怀妒，是故人之以此智慧胜者，辄遭遇不幸。然神祇未必妒，而且人间也没有较这一门更为光荣的学术。因为最神圣的学术也是最光荣的，这学术必然在两方面均属神圣。于神最合适的学术正应是一门神圣的学术，任何讨论神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 而哲学确正如此: ( 1) 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世间第一原理。( 2) 必是神圣的; 而哲学确正如此: ( 1) 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世间第一原理。( 2)这样的一门学术或是神所独有; 或是神能超乎人类而所知独多。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4]在这里，爱智慧显然是多方参照着神及其智慧来说解的，尤其重要的是，爱智慧并无实用目的，衣食之类实用领域的问题并不是爱智慧所要过问的，爱智慧对此若无所贡献，这也不是它的缺憾，相反，爱智慧因此才是自由的。
这几位伟大古哲的见解其针对性不尽相同，细节处也有不同，但主旨却是一致而明确的，即智慧属神，人可做也能做的是爱智慧; 爱智慧是参照着神及其智慧来界定的。当哲学确定了这样的自我理解的时候，事情的关键之点在于人的存在论地位。因为有神，人就不是第一等的东西。神有智慧，人缺乏智慧。人能爱智慧，但爱智慧决不当然等于智慧。这是哲学首要的真理境遇。因为爱智慧，人可以有有限的自豪，但没有无限的自豪，这就节制了人的傲慢。哲学既是自豪的学问，同时也是谦卑的学问，是培育自知之明的学问是自豪的学问，同时也是谦卑的学问，是培育自知之明的学问。
在这种有神的世界结构中，哲学作为爱智慧，乃瞩目于神性，追慕神性，它超然于喧嚣扰攘的普通生活之上，既鄙夷其荣华，也不心疼其苦难，这方面赫拉克利特是一个典型。关注普通人的艰辛生活，的确并不是古代哲人操心的事情。在这种结构中，人类其实是分等的，人至少可分为离神性较近的人和离神性遥远的人，前者为数不多，也就是爱智慧者，即哲学家，后者为数甚多，芸芸众生，忙忙碌碌，浑浑噩噩。两者都有眼睛用以观看，但后者的观看主要是忙于生活，前者的观看则主要是为观看而观看 ( spectating for itself) ，即从事纯理论的沉思 ( contemplating for nothing but theory) 。静观的沉思 ( contemplation through spectating) 是神性的，思辨的理论只为其自身，不必为实践服务。
但是，因为爱智慧而眼亮心明的哲学家难道不要搭救应该算同类的芸芸众生吗? 这可是不一定的。赫拉克利特的态度是冷嘲热讽。苏格拉底、柏拉图比较关心世事，甚至致力于教化大众。但是，一方面他们这样做的最高依据其实是神性的，另一方面，教化带来了冲突，面对依旧冥顽不灵的碌碌大众的野蛮力量，苏格拉底潇洒赴死，柏拉图则退回到他的学园继续做哲学家。因为爱智慧依托着超越的神性之维，所以他们都不像投了汨罗江的屈原，怀着万般怨愤选择自杀。确实，自杀的哲学家是罕见的。当阿那克萨戈拉、亚里士多德面临大众可能的迫害时，他们都明智地溜走了，爱智慧并不以大众生活为唯一而且必然的指归，大众也不对哲人穷追不舍。他们大概不能算是懦夫，因为有神，有神性的智慧，爱智慧者即使不能渡人，也完全可以渡己，不必害臊，更不必为难。苏格拉底知道自神性的智慧，爱智慧者即使不能渡人，也完全可以渡己，不必害臊，更不必为难。苏格拉底知道自被判死刑时就说: “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5] 面对死亡而能如此洒脱大度，非仅源于胸襟，更源于存在论上的广阔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广阔空间，人们往往只能创造些生存机巧，例如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既是机巧，就不能总是如愿，有时运不济的时候，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又如所谓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预设的也仍是屈原式的存在论空间，即几乎只有人存在的世界。
三
如此广阔的存在论空间并不是到处都有的，更不是永世长存的。基督教世界虽则也有神 ( 上帝) ，但存在论空间却比较扁平化了。一方面，上帝太高了，人只能皈依上帝，谈不上接近上帝，与上帝相比，人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爱智慧者决不能自成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存在论空间实际上萎缩了。结果就如人们通常了解的那样，基督教世界里哲学家的角色向来比较尴尬，有时候还很凶险。另一方面，和希腊哲人的神的超越性不一样，上帝是特别爱操心人事的，虽然智慧无比，却一点也不超脱，虽然钟爱人，却总是试炼人。这样的神感召出来的只会是圣徒而不会是爱智慧的哲学家。在基督教格局中，一切皆以信仰为最高准则，哲学只能列在神学之下。哲学稍有出格之嫌，就要受到整治，哲学家也便无法超然，历史上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等，都是令人叹息甚至令人扼腕的实例。
当然，历史似乎是公平的，因为这些名字而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是真理之路上坚定、勇敢、明智的典范。不过，曾经的存在论空间却似乎没有重新扩大起来，相反，即使从某些方面来说基督教有所衰落，甚至据说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滔滔世俗化进程，存在论空间其实进一步扁平化了。有趣的是，许多曾冒过风险的近代哲学家恰恰是这一进程的伟大功臣，例如笛卡尔、康德等。仿佛他们为了摆脱压在头上的恐怖，巧妙地消解了上帝，但这样一来，古代那种超然的沉思自由就更加彻底地消失了。
在这个没有神而只有人的世界里，哲学何以自解?
哲学不再能向上直趋于神性，因为要么根本没有神，要么神性只不过是人性的异化样式。因此爱智慧的冲动只能弯折回来，指向并归于人性。从前是人爱神性的智慧，从而成为爱智慧者，现在既然神性不过是化了装的人性，神的智慧也不过是人的智慧，所谓爱智慧就难免要成为智慧本身了。无神的世界，爱智慧往往摇身变为智慧，这方面黑格尔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在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说: “只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形态才是真理的科学体系。我在本书里所怀抱的目的，正就是要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真实的知识。”[6]这种现代态度中的自豪和傲慢溢于言表，而古代的克塞诺芬尼则颇为节制，适成比照，归于他的一则残篇说: “神并没有从开始就对有死的人显示出一切，但人们在时间中探索时，碰巧发现了更好的东西。”[7]
排斥或消解神，使人独大，这当然可算作人性的胜利，西方思想史或哲学史方面晚近的叙述几乎都是这么定调的。然而，这也可说是人性的危机，因为智慧归于人性本身，人就不免要傲慢。傲慢是危险的并且是恐怖的。何以如此危险的并且是恐怖的。何以如此？
古代哲人和基督教都不忘念叨人性并非至善，骨子里是对神性的敬重和渴慕，这意味着谦卑和自知。但是自彼特拉克、马基雅维里以来，人却破罐子破摔了，我人就这样，其奈我何! 极端的自我贬抑，其实是傲慢。同时，神性的引领和感召既然失效，人性若要有所改造便只能依靠自身并针对自身。这事在单个的人那里，还是可以嘉许的。但是，在社会意义上，人性自我改造上所谓依靠自身并针对自身，在其现实性上不免要展开为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控制和社会运动。哲学在这种境遇中会成为什么呢? 柏拉图也曾经存心改造人，缔造 “理想国”，这已经有些傲慢，而且在柏拉图那里事情的结局并不美妙。但是，改造人不必是柏拉图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还可以在古代的范式中丢开芸芸众生自己去爱智慧，这种爱智慧不是指向大众的，大众也便不怎么找他的麻烦，柏拉图善终于他的学园。
可是在无神的世界，哲学注定要与大众纠缠、滚打在一处，其要者有三。
第一，哲学不再是超然的静观，它渐渐转变角色，要求或被要求为实践服务了。哲学作为理论服务于实践，这在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正如前文所述，理论乃是静观，爱智慧作为纯粹静观的理论本不必服务于实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实践有用的是实践智慧而不是哲学，即使扩展实践的范围，把创制性的劳动纳入进来，所要加上的是技艺，也还不是哲学。哲学是无用的，这不是哲学的缺点，反而是优点，表明哲学的高贵和自由。然而古代已逝，现在哲学必须有用了，关心乃至辩论哲学的有用性甚至已经成为哲学开宗明义的本务。不过看看历史，哲学服务于实践的成绩却不怎么样，许多人祸都和哲学介入实践有关，遭殃的则是大众。相应地，哲学也被要求为实践服务，结果爱智慧便不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唯一自由的学问了; 哲学不再自律，总不免沦为意识形态，这样也就背弃了对真理的单纯追求，和社会权力结了联盟，参与左右社会运动，同时也被社会运动所左右。1789 年法国闹了大革命，不少德国哲学家为之激动不安，从康德、费希特到谢林、黑格尔，纷纷有感于此，构造了暗通神气的思辨的哲学学说，明里暗里指向当时德国的社会政治。但是真正要求实践的革命者却无情地嘲笑着哲学的迂阔和荒谬，关于法国革命的德国效应，《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写道: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 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 18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 '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的意志的规律……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 '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 '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 '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 '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 '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8] 当然，哲学如果居然还能有所贡献，它就必定要归于实践。马克思早就在自己内心中下过判断: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也曾经十分肯定而且自豪地说: “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9]这种实践指向往往被称许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马克思哲学十分可贵的优点。哲学之名仍在，其实质已经改变。当然，无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 “马克思哲学”，都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自称，他们更愿意用 “世界观”而不是 “哲学”来称谓自己的观点。
第二，无神的世界中哲学所依托的存在论空间既然扁平化了，既然爱智慧的冲动只能弯折回人本身，既然哲学不能免于意识形态化，那么，哲学在似乎越来越有用的同时就使哲学家越来越处于险境之中。这主要体现为三种样式: 一是哲学职业化了，哲学成了哲学家的饭碗，这不能不令单纯的爱智慧多多少少改变了味道。求真理以为稻粮谋，尴尬可知，真理不是值钱的，伪真理才值钱。现代哲学家经常要面对真理和面包二者择一的窘境; 二是哲学既常介入大众社会运动，大众社会运动也就要常常介入哲学，一种新型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敞开了，海德格尔、萨特、米丁、李达、艾思奇、杨献珍等堪称不错的实例，但这对哲学却未必是福音;三是哲学虽然在内容上还承继、发挥着某些古代的内容，但哲学使哲学家遭受大众运动整治的情况日益多起来，哲学家 “独善其身”的条件越来越没有保证，哲学家在扁平的世界里往往无处逃身。
第三，无神的存在论空间也使哲学的地位日益堪忧。既已无神可爱，哲学就只能研究人，研究人独领风骚的世界，而且难以摆脱有用性的魔咒。在这种处境下，哲学就不得不和别的 “学”争地盘，争地位，而哲学经常是输家。事情想想也不奇怪，存在论空间消逝了神性一维，爱智慧必将无处存身。当特拉西创制 “意识形态”的时候，当孔德创制 “社会学”的时候，当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时候，当许多人赞同哲学只合适做点语言分析的时候，当哲学声称自己也是科学，甚至是最严格的科学的时候，人们难道听不出来，四下响起的不正是爱智慧的挽歌么? 哲学越是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科学，就越是受到主流科学界的嘲笑和排斥，越是丧失合法性。反其道而行之景况也不妙，哲学越是申明自己是非科学甚至是反科学，就越是同样陷于沦丧。不少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竟然赞同 “后”哲学，“后”形而上学，这正是起劲地把自己正坐着的树杈锯掉; 掉下去其实还是没有着落，因为想象的地盘早已被宗教、文学艺术等占完了，哲学还是没有 “家”。归根到底，于爱智慧合适的存在论空间已然面目大为不同。空气不是鸟造的，但没有空气鸟就不能飞; 水不是鱼造的，但没有水鱼就不能游; 神也不是哲学造的，但没有神哲学就无智慧可爱。爱智慧在有神处生长，在无神处凋零。
1781 年，康德出版了他酝酿已久的 《纯粹理性批判》，他在序言中说了一段含义暧昧的话: “曾经有一个时候，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如果把愿望当做实际的话，那么她由于其对象的突出的重要性，倒是值得这一称号。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这位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像赫卡柏一样抱怨: modo maxima rerum，tot generis natisque potens － nunc trahorexul，inops － Ovid. Metam． ( 不久前我还是万人之上，以我众多的女婿和孩子而当上女王———到如今我失去了祖国，孤苦伶仃被流放他乡。) ”[10] 按照奥维德讲的故事，赫卡柏的哀声是特洛伊城被攻陷，她家破人亡，自己也将死于非命的时候发出的。康德用赫卡柏比喻形而上学，颇近于凶险的谶语。或许是康德畏惧自己的洞见，他在出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时候就把这个序言替换掉了。康德确乎是有意要改造形而上学，将其打造为牢固的科学，为简明计，他还出版了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不过康德看来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事上很成功，其实那书名的冗长已经暴露了意向上的犹豫不决。一般说来，自康德始，现代哲学就登上思想舞台了，但是已经没有哪种哲学能够坦坦荡荡地爱智慧，它们都被科学的魔咒紧箍着，都难以摆脱对自身合法性的焦虑。智慧之神隐遁，爱智慧势将无从谈起。
哲学的自识及境遇，古今悬殊，本文仅讨论其一端。最后的结论是: 在特定的存在论空间中，才有作为爱智慧的哲学; 非此情形，哲学就将岌岌可危，面临蜕变。在有神的世界，人固然不是第一等的，但有真正的爱智慧; 在无神的世界，人可能是第一等的，但难以有真正的爱智慧。当然，本文只为明了事态，无意于呼吁人们返回古代。
参考文献：
[1]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9 页
[2]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05 页
[3]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申辩篇》23A，载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32 页。
[4]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982b－983a，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5－6 页。
[5]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申辩》42A，严群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80 页。
[6]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3 页。[7]苗力田主编: 《古希腊哲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88 页。
[8]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7－58 页。
[9]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13 页。
[10]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 1 版，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序，第 1－2 页。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