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州叶家山、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以及京山苏家垄等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使曾国成为周代诸侯国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曾国在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1966年，在京山苏家垄发现的97件青铜器，确定了曾国在随—枣走廊一带的存在。这批青铜器在鼎、豆、壶等6件铜器上均有“曾（侯）仲斿父”铭文，斿父应该是器物群的所有者，其国属为曾。曾仲斿父铜器群包括大小成列的九鼎，是周代用鼎制度的最高等级器用在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实例。曾仲斿父铜器群及郭家庙、苏家垄等两周之际的曾国遗存还表明，当时的曾国地域广袤、国力强大。曾仲斿父铜器群中还有两件方壶，因其“杰出”的造型而著称。苏家垄铜器群出土不久，方壶即入选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首批出国展览，包括其后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此后，方壶多被西方学者从艺术史角度高度评估，杜朴（RobertL.Thorp）在西方最早介绍曾侯乙和曾国的文章中，视曾仲斿父壶为“纪念碑式的壶”。在欧美博物馆影响深远的赛克勒艺术馆青铜器图录中，苏芳淑（JennyF.So）写道：“这对纪念碑性的方壶因其体量和装饰，当在东周最出色的青铜礼器之列。”曾仲斿父方壶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并成为海内外文物展览中的常客。带有半官方性质，反映当代中国对文物审美准则的图录《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这样评介方壶：“新的艺术生命，就要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了。”两周之际，被许多学者视为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衰落阶段，而曾仲斿父方壶被如此重视和称颂，显得格外引人瞩目。那么，曾国作为两周之际重要的诸侯国，曾仲斿父铜器群代表着当时很高的社会等级，其中的曾仲斿父方壶在哪一方面，甚至是否真的算是当时“最出色”的青铜器？其“新的艺术风格”是否代表着周代社会生产与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曾仲斿父方壶何以出色？学者们过去并未有具体论述。根据这对方壶的特征，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梳理与分析。首先是体量。曾仲斿父方壶为形制相同的一对，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两器体量相若，其中湖北省博物馆方壶口径21.5×13.4、底径30.4×23.4、最大腹径35.6×26.5、口高48.4、通高66厘米，重32千克（图一）。
曾仲斿父方壶尺寸与重量都属于当时的大型方壶之列。在两周之际器用制度体系中，礼器体量的大小，鼎、簋数量的多寡，鼎、甗、鬲、簋、豆、壶、盘、匜组合的繁简，都标志着社会等级高低的不同。壶是用鼎制度形成后礼器组合中最高等级器类的代表，在西周中期及其后青铜器群中，圆壶和方壶都是成对出现，且只在高等级器群中形成组合。方壶所在的器群等级更高，因此方壶往往也是所属铜器群中体量最为高大厚重者。和鼎一样，方壶体量也有大小不同，也代表作器者社会地位高低之别（表一）。西周晚期的颂器铭文表明其社会等级很高，颂器群中的颂方壶通高近64厘米，重32.4千克，综合体量是已知当时方壶中最大的。壶的厚重程度差别也较大，梁其方壶大小接近颂方壶，但重量不及后者的一半。在与苏家垄铜器群年代接近的诸侯国方壶中，虢国墓地M2001虢季方壶体量较大，其他如传世的芮公方壶、应国墓地M8垂鳞纹方壶体量均较小，曾仲斿父方壶体量则不亚于颂方壶，在诸侯国同类器中显得尤为突出。春秋中期及其后，此类方壶向大型化发展，高大的方壶在高等级墓葬中常见，如郑公大墓莲鹤方壶高126厘米，重64.3千克。不过，体量较小的方壶仍然在等级稍低的贵族墓中使用，如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莲盖方壶，通高40厘米。
形制是曾仲斿父方壶另一个有特点之处。这对方壶具有两周之际方壶的基本器形特征，即长颈而垂腹，壶的侧面轮廓从盖口至腹部形成内收的修长弧形，下至腹部外鼓后再次内收，形成S形轮廓线。同时，方壶口部承接似盖而未封顶的壶冠，冠顶弧形向上伸出。虽然一些方壶也有这样的做法，但曾仲斿父方壶壶冠高抬和外敞的程度更大，这使得方壶向上的外张力加强，并与较长的垂腹所表现出的下沉感形成对比。曾仲斿父方壶纹饰布局也有这样的互为反差的风格。方壶器体饰三周波曲纹，这些波曲纹幅面都较高，是方壶的主体纹饰；此外，壶冠镂孔的顶部实际上也是一周波曲纹。在每周波曲纹之下，又各有横向的双线形成较窄的带状隔断，四条窄带内或留白，或饰窃曲纹、垂鳞纹等。这些带状隔断具有平行的稳定感，与四周波曲纹形成的流动感相反。两类纹饰相间而设，其构图和布置在反差的视觉中达成平衡。纹饰类型的独特性可能是曾仲斿父方壶最为学者们称道的方面。方壶出现在西周早期，并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使用。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M65随葬曾侯谏方壶，横截面为圆角长方形，这种器形是曾仲斿父等两周之际方壶的祖型。曾侯谏方壶自铭为“田壶”，也是较早带“壶”自铭的青铜器。铜方壶的起源可能与漆木器有关，早期方壶像曾侯谏方壶那样饰“十”字形背带纹，十字交叉在壶下腹的正、侧面的中央，交叉处形成菱形凸起，这样凸起的纹饰应该模仿自同时期漆木方壶的釦器间架。方壶“十”字形背带纹这样简洁的装饰延续到西周中晚期，如肥城小王庄出土的陈侯方壶（《全集》六、98）（图二︰1）、平顶山西滍村应国墓地M95出土的方壶。西周晚期及其后更多的方壶在“十”字形背带纹之间加饰纹饰，其中添加较多的是卷曲的龙纹，如梁其方壶（《全集》五、148）（图二︰2）、晋侯墓地M64方壶（《全集》六、50）等。西周晚期伴随着列鼎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成熟，体现高等级的方壶开始出现半浮雕的大幅面龙纹，即在方壶每面的下腹中央塑出半浮雕的龙首，龙首向左右伸出两个身子并向外缠绕，装饰具有很强的气势，如颂方壶（《全集》五、151）（图二︰3）、晋侯墓地M8晋侯方壶（《全集》六、50）。两周之际方壶的纹饰种类较为程式化，且基本上都是承袭上述纹饰的布局与装饰，或者稍加改变，如虢国墓地M2001、M2012、M2011方壶都是在背带纹内夹凤纹，但风格与夹龙纹的方壶基本一致。直至战国中期，曾姬无卹方壶仍然在“十”字形背带纹内填以蟠虺纹等。因此，相比之下，像曾仲斿父方壶这样以多周波曲纹为主体装饰，在方壶上的确独此一例，给人在视觉效果上的感受，就是前述学者所强调的“新的艺术生命，就要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
(作者：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19年第1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