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7)张九龄作牛公碑是何尚直精神

《张九龄望月怀远图》选自华三川《唐人诗意图》 （图源网络）

张九龄作牛公碑是何尚直精神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一

    张九龄，唐玄宗开元时期最后一位儒相，以文采与风度闻名于世，更以“尚直”精神享誉世人。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张九龄作牛公碑》一篇，记述了体现张九龄“尚直”精神的一段史实。  

    张九龄任宰相时，唐玄宗想让凉州都督牛仙客任尚书，张九龄固执地表示不同意。他说：“牛仙客只是河湟地方一个使典而已，从小吏中提拔上来，又不识字。陛下一定要用牛仙客当尚书，臣实在感到耻辱。”唐玄宗因此很不高兴，于是免去了张九龄宰相之职。

    然而，张九龄的文集中却有《赠泾州刺史牛公碑》一文，是记牛仙客父亲的。文章对牛仙客父亲评价很高，说：“对人做善事降福，没有比有好的后代更大了。”接着，文章又高度赞扬了牛仙客在凉州的政绩。文章说：“牛仙客是国家的忠良之臣，他用商鞅奖励耕战的办法，充实赵充国对付羌胡叛乱的屯田政策。所上奏的话均可实施，所计划的事总是正确的。对守卫边境捍卫长城之事，君主经常赐席移位近前去询问他。”

    张九龄文章写的正是牛仙客在凉州任职的事，这时离张九龄谏止皇上任牛仙客为尚书之事刚过一年。可见，张九龄“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这说明，张九龄和牛仙客并没有旧的怨恨，仅仅只是为国家尽忠计议而已。

    据《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开元二十四年（736），牛仙客调任朔方行军大总管任内，河西仓库盈满，器械精劲。唐玄宗欲任命牛仙客为六部尚书并加封爵位，遭到宰相张九龄两次反对。由于李林甫暗中挑拨，同年十一月，张九龄罢相，牛仙客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执掌门下省事务。但是，牛仙客“居相位，谨小慎微，对百司申奏，不敢独自裁理，只是‘依令式’而已。”意为牛仙客遇事不敢裁决，只是唯唯诺诺而已，政务皆由李林甫做主。由此看来，张九龄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既赞扬牛仙客“为国之良”，同时又反对牛仙客担任尚书要职，完全是出于公心。张九龄不顾唐玄宗不悦，不顾自己免职罢相，一再表达自己的谏议，正是他“尚直”精神的表现。

    “尚直”一词，是《资治通鉴》对张九龄的评价。《资治通鉴》对玄宗一朝的宰相有过这样的评价：“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逞尚俭，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谥文献。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故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唐玄宗开元年间，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史称张九龄“尚直”，主要赞誉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不惧龙颜，敢于直谏；不循私情，胸怀公心。   

    据史书记载，张九龄在识人、用人方面的“尚直”精神，从以下几个事件中可以窥见一斑。玄宗先天元年（712），他上书宰相姚崇，直陈其用人之误，致使“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并劝谏其“远谄躁，进纯厚”。张说是玄宗时期的一代权相，早在张九龄任左补阙一职时，张说就非常欣赏张九龄的才干，向玄宗举荐张九龄为相。即便如此，张九龄对张说的过失也能直言相陈。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禅泰山，张说利用这一机会将其亲信加官赐爵。张九龄认为张说的做法不妥，他劝说张说：“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后劳旧”，以国家官职循私情会导致“清流隔于殊恩，胥吏乃滥章”，令“四方失望”。张说不听，反言“悠悠之言不足虑”。不久，张说终被御史中丞所弹幼被罢相，张九龄也受牵连被贬职。

广东韶关各地的张九龄塑像图选

    张九龄力阻起用李林甫，请诛安禄山，更显示了张九龄慧眼独具、超人胆识和尚直精神。张九龄反对唐玄宗起用李林甫任宰相，他进谏道：“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因兵败应处斩刑，而唐玄宗却下令赦免安禄山。张九龄坚决反对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并言：“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不听，反劝张九龄不要“枉害忠良”。以后发生的安史之乱应验了张九龄的担忧，唐玄宗逃亡四川时追思张九龄的忠心，悔恨没有听信张九龄的劝谏，并派人前往韶州祭奠张九龄，抚恤其家人。 

    从公元727年开始，张九龄三次身居大唐权力中心，虽多次遭受打击，但依旧“遇事无细大皆力争”。特别是在重大人事任免、奖惩等问题上，他不惧屡次“犯上”。对于官员录用一事，张九龄一向秉持儒家选贤任能的观点。他认为用人应视德才为先，不以个人资历功勋为标准；宜唯才取实，不以个人亲疏喜恶为依据；以实绩为重，不以个人背景名望为衡量。早年他曾四次参与吏部品评应举者等的考核工作，素来以量才“平允”著称。他任宰相期间，力阻玄宗启用牛仙客为尚书。因为在他看来，牛仙客系自基层胥吏提拔上来，虽有地方治理的经验，但终究学识不足，不具备出任尚书这样的中央朝廷柱石应有的素质。确实如洪迈所言“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这从张九龄“作牛公碑”一事可以窥见他的“尚直”精神。

    可惜的是，张九龄的“尚直”一再断送了他的仕途前程，可谓成也“尚直”，败也“尚直”。张九龄的“尚直”精神的形成，是其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忠义”价值观的自觉践行。然而，在封建专制的环境之下，恰恰是“尚直”造就了张九龄屡次被贬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