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男：革命家的文人本色
田汉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者，是中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长期以来，田汉作为革命家以及他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巨大贡献与影响力，在理论与评论界早有定论。但对其在人格及个性方面所显露出来的鲜明的文人气质与书生本色的深入剖析，却依旧显得不足。本文拟从湖湘文化、创作特色和情感世界三个方面，试对田汉作为革命家的文人本色逐一分析，以纪念先生大气磅礴、有声有色、热情奔放的一生。
一、地域文化造就的文人本色
文人的气质造就了书生的文章，书生的文章饱含着文人的气质。在中国现代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有这样一批颇具文人气质的青年才俊，他们胸怀天下，勇于奉献，以改变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己任，热情奔放，豪迈不羁。田汉为人豪爽、仗义，为朋友敢于仗义执言，两肋插刀，故人送绰号“田老大”。这种为人处世的性格，与田汉出生湖南，受到湖湘地域文化的浸染有很大关系。
湖湘人从古到今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斗志。历史上，便有“楚国就算只剩下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也必将是楚国人”。近代史上的谭嗣同面临生死考验，大义凛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临刑前引颈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另一湘籍革命志士陈天华则为抗议日本政府其时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仅31岁。旷代逸才杨度更说过：“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的性格是由山岭的粗犷与平原的柔和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湖南是个山水富丽的内陆省份，境内拥有着众多的高山、平原、河流、湖泊等。在湘人的性格基因里，既有着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同时又继承了平原儒家农耕传统文化的特征：崇尚知识，注重亲情，擅长组织和关心时事。
二、创作上的艺术特色
田汉在漫长坎坷的一生中，创造出了数量众多又风格多样的戏剧作品。无论创作的早期还是中期，他在创作上都是一个滿怀激情的“拼命三郎”。田汉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从1912年到1929年，中期从1930年到1949年，1949年之后是第三阶段。在研究者眼中，田汉早期的那些带有明显个人特色的作品，往往成为焦点。究其原因，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田汉早期的戏剧创作，一方面与当时戏剧“主流”样式的社会问题剧，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均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因而在戏剧形态上呈现出了别样的景观，也藉此而显出了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另一方面，源于田汉对于艺术本质有着清醒认识与自觉追求。尤其是像莎士比亚、易卜生等戏剧大师，对田汉的艺术观念及表现技巧上以极大启示和深刻影响。另外，当时盛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艺术新流派和王尔德等人的“唯美”、魏尔伦等的“象征”等文艺思想，也为田汉早期文艺观的形成植入了现代性的基因，使得他早期戏剧创作打上了鲜明的唯美主义烙印。在这期间，他对《哈姆雷特》的成功翻译，标志着田汉在现实主义艺术成就上，获得新的造诣，并对他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翻阅田汉早期的戏剧作品如《梵峨磷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等，读者会明显地感受到笼罩在剧中人物上的那一层或浓或淡的感伤、哀婉的气息。无论是《梵峨磷与蔷薇》中大鼓女柳翠和她的琴师、艺术家秦芳之间的“互相奉献”，还是《咖啡店之一夜》中林泽奇徘徊于“灵”与“肉”的冲突中，“像地狱里的绿火似”的忧郁等等，剧中的人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现实中追求着现实的爱情，也通过行动捍卫着理想的艺术世界。在人物为生活为爱情为理想而忧郁而徘徊而努力时，也是剧作家田汉早期文艺观不断矛盾、不断调节和不断斗争的过程。诚如田汉在《我们的自己批判》中也承认南国社的戏剧活动中有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颓废的倾向”。他又说：“我们的戏剧也无处不在反映着我们的生活，虽说这种生活的基调立在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上。”
在田汉早期作品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伤感主义”等现代派手法的端倪。但这些端倪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非理性主义的审美方式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它并不能涵盖田汉前期作品的基本倾向。其实，田汉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现实主义是他早期作品基本的创作原则，他说：“在东京的某一阶段，我几乎走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歧途。但我毕竟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有良心的中国孩子，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祖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民族危机前面，我不可能不有所觉醒，有所振奋;又在搞王尔德、爱伦·坡、波德莱尔的同时，我爱上了赫尔岑、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因而在迷途未远的时候我就折回来了。” 1
再以他后期创作话剧《关汉卿》为例。1958年田汉写了他的代表作话剧《关汉卿》，以《关汉卿》的问世为标志，中国戏剧界涌现出了一股历史剧的创作热，如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曹禺的《胆剑篇》等。这批历史剧，有些写得相当精彩，不但具有广泛的历史深度，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故而演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称赞。
在《关汉卿》中，田汉表现了关汉卿作为知识分子不畏强暴，要做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2。早在30年代初期，田汉就开始了他进步的文艺活动，而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一切进步文人的斗争品格，也体现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亲身体验，这部“为民请命”的作品也可以看成是作者的“夫子自道”。
田汉一生创作了近百部戏剧，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戏剧，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将其比之为“现代关汉卿”是十分贴切的。而他之所以能成其为“现代关汉卿”，与其身上长期保特的浓郁文人气质与书生本色有直接关系，“善于编织美梦，而不会应对冷酷的现实”3。
三、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田汉一生在追求情感生活方面，也可谓是波澜起伏，色彩丰富。他浪漫多情，才华横溢，追求艺术，追求爱情，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但是，为了前者他常常要走在长满荆棘的路上;为了后者他也免不了总要饮下一杯杯苦酒。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想把唯一的女儿易漱渝许配给他，亲上加亲。1916年，易象出资送刚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1920年底，他们在日本结婚。这一时期田汉的话剧创作也进入了丰收期，如《乡愁》、《咖啡店之一夜》等。应该说，与易漱渝的爱情，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
1922年，夫妻二人回到国内，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物的名字取自王维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然而，不幸的是，易漱渝1925年病逝。临终前，易漱渝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在田汉的感情生活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田汉在给日本友人、著名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
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田汉天性浪漫，他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于是，我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舟似的，只好让它漂流，让它颠簸，毫不能勇猛地向着某一个目标疾驶迈进了。”
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来上海与田汉见面，当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钱交给了他，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资财。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虽然异常繁忙，但他一个月之内还是给林维中写了7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田汉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1929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当年，安娥只有24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在安娥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他加入“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抗日战争期间，安娥曾任战地记者，1938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1948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这对革命情侣的执著与热诚，今天的人可能难以理解;但在他们生活的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革命情怀，却让今天的人们难以忘却。而这一切，也都源于田汉自身浓郁的文人本色和书生气质。他是一个有坚定信仰、奉献精神的革命家，但他亦是一个充滿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艺术家、一个生活在想象空间里的抒情诗人。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