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夜里回荡着昨日的颤栗｜张涛

零点刚过，对面的楼上响起孩童的哭声，撕裂如折骨，急促如雷雨，快播如钟鸣，旋钮从“OFF”划到“ON”，就再也停不下来。于是，有人下楼到院子看的，有人如我被吵醒而无奈叹气的，还有如我一样，把自家到院子看究竟的人吆喝回去的……就像在躲着一场似躲而确实躲不掉的瘟疫。我心里自认倒霉，重重擂鼓：“摊上事了！”

近来，我在“挣面包吃”，“翻《旧山河》”的当儿，夜观了两部“盲片”，一个《盲井》，一个《盲山》，均出自陕西老乡李扬之手，都“没审查过”，“禁了”。

写过上段，我就想笑了。笑陕西真出“楞娃”，而且，这“楞娃”像着了魔，一发不可收拾。2003年拍完《盲井》，又于2007年拍完《盲山》，前后晃荡了四年时间，就拍了两部“盲片”，而且都“没审查过”，“禁了”。用一句地道的陕西话说：真闲得没俅事干了！直至2014年拍的《盲道》，才取得“出生证明”。

写完上段，我又想笑了。笑既然出了个“楞娃”，而我还尾随其后，不知好歹地看；我这一愣，就应该是“二楞”了。要不怎会爬过戒备森严的高墙，瞄看铁丝网下的罪犯。这是什么心理？这应是典型的，“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二楞”心理。

回到主题本身。

《盲井》改编自刘庆邦同名小说《神木》，题材来源1998年三大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讲的是一对为了钱的下矿“哥俩”，通过给同伴办理假证件，先伪装成亲人关系；下井后，后伺机杀害，从黑矿长处谋得一笔赔偿款。这日，又找到一个“猎物”。不过，是名没钱上学的高中生。在为其办理假身份证时，下矿“哥俩”有一人，看到“眼前猎物”与“已杀猎物”同姓，便有了是否是他的儿子的扪心自问，并采取各种办法弥补心理不安。井下休息时，哥们强行发出杀人信号，并用扳手先把同伴“敲死”；然后，正要举着扳手“敲死”高中生，未被“敲死”的同伴挣扎爬起，从背后用扳手“敲死”了正要杀害高中生的哥们；高中生面对急于了事的矿长，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签字后拿走了六万块钱。

《盲山》讲的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给家里分担生活压力出外打工，途中被同乡骗至西北偏僻山区，被卖作人媳后屡屡逃跑的故事。其中，出现了年迈父母帮助儿子实施强奸，村民帮助同村盯紧“外人”不让逃跑，以及村级组织纵容包庇“卖人事件”发生，等等一系列愚昧无知的“法治盲区”事件。

回头谈谈我那“二楞”心理的事。

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就是当某些区域或某些事件被列为“禁品”“禁地”后，人们的好奇心先受到刺激，继而就会产生不自觉的偷窥。好比《北京人在纽约》上的性文化碰撞，类似王起明、郭燕式的中国夫妇羞于启齿，而他们的女儿，会在学校领到避孕套，并装在书包里。

我想说明的是，遮遮掩掩往往容易让人变态，一切敞亮却容易让人认识自己。李杨的“盲片”没有取得国内“出生证明”，在国外却为什么“受到嘉奖”，我想这也并非别人“有意偷窥中国”的兴奋刺激，而是一种实事求是正视自己、从而力求改变自己的态度，让老外们深感其乃“为民众服务”的伟大，这才把奖颁给他。

近日正读刀尔登的《旧山河》，读罢《数典忘祖》一篇，记曰：面对历史，与不面对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一种是崇尚科学的，一种是崇尚自我的，也包括迷信因素在内。但后者往往会让自己面目全非，背离主流，即使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那也不过遇到了一批盲从之众，乌合之众。

还有《知其不可而想之》，看到“如果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有什么解决办法？自然是要求助于法律制度，在古代就是告状，拦轿，找清官。如果告状被打屁股，拦轿被踢屁股，清官虽有，却在开会，一时找不到，怎么办呢？第二个办法，就是忍耐。……司马迁把怨气留在《史记》里发酵，……如他在自序里说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如果一个社会的进步，民众的幸福，靠文人们的笔来维系，岂不悲乎？那些被“审查不过”“禁了”的东东，还会像夜婴啼哭，满带着昨日的种种颤栗，冲入我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一种常态，一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