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人说夫余（一）

【编者按：“扶余人说夫余”，这里的扶余人指的是当今生活在松花江、拉林河环绕着的这片富饶土地上的人们；“扶余人说夫余”，这里的夫余，指的是约公元前200年—公元494年我国东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及其主体民族。扶余人为什么说夫余呢？因为扶余这片土地是东明王涉水而来，夫余国肇基之地，这里历经了夫余国600余年的风风雨雨。同样是这里，随着夫余族人渡江北徙豆莫娄，夫余落幕，成就了一段民族峥嵘的传说，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烙上了一个鲜明的印记。这里是夫余的起点，这里也是夫余的终点，扶余铭刻着这一历史的轮回。山河不语，故老相传，时光流逝，松嫩依然。扶余人有理由缅怀夫余的岁月年轮、有责任传唱夫余的沧桑史话，有义务让夫余从汉魏时代尘封的史书中走出来。说好夫余故事，这里是扶余——我们是扶余人！】

扶余人说夫余

夫余国始建国年代不详，通说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由东明率人建立，是为西汉所羁縻的属国，夫余国没有国史流传于世。夫余国大部分地域位于今吉林省中、西部，鼎盛时期东界止张广才岭，南至辽宁省开原市以北，西至双辽、白城一线，北至东流松花江。鼎盛时期夫余国人口多达40余万，西邻的挹娄族、南邻的高句丽国都曾臣服于夫余。夫余人通称为夫余族，以秽貊族为主，兼容散落的汉族及少量的挹娄、鲜卑附庸之人。夫余人性情谨慎敦厚，喜欢唱歌跳舞、崇尚白色，食用五谷和豆类，擅长畜养牲畜，他们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在松嫩平原上繁衍生息。夫余国物产丰饶，盛产五谷，出产黄金、赤玉、珍珠、貂、名马等，在经济上保有以物易物的传统交易方式，中原汉朝的五株钱币虽也在夫余国流通，但数量稀少而珍贵。夫余国是奴隶制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建立了独特的职官系统，牢狱、宫室、仓库、刑罚制度等阶级统治工具俱备。夫余人聚居城寨主要分布于今吉林市一带，前期王城位于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一带，后期王城位于长春市农安县，邑落散布于松花江流域。自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半岛中、北部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时开始，夫余国便由玄菟郡管辖，东汉末年夫余国归属辽东郡，其后陆续归属曹魏、西晋、东晋等中原北方政权，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灭亡，存国共600余年。夫余国是我国东北地区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她的建立拉开了我国东北地区民族融合的大幕，遵循着历史的发展规律，她按步就班的历经了兴、盛、衰、亡的每个阶段，最后消融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夫余国的兴衰谱写了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演进的华章，推动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历史的天空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一、夫余国的疆域

我国东北地区自古就活跃着四大族系：汉族、东胡族系、秽貊族系、肃慎族系，各族有着各自的活动范围，受地域特点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东胡族系，他们曾经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和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地带，游牧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肃慎族系的传统活动范围在张广才岭以东、长白山东北直至黑龙江流域、鞑靼海峡西岸的山地和海岸地区，渔猎和采集是他们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秽貊族系则主要分布于松嫩平原地区、东南达朝鲜半岛北部，以农耕养殖生产生活方式为主；古汉族人则大部分聚居在辽宁省中南部及朝鲜半岛中部地区，生活习俗与中原汉族人无异。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生活在各自的传统地域，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嫩江、松花江等自然地形地貌成为了各族地域划分的天然屏障。在生产力低下，各族人口、社会很少发生重大变革的原始部落时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始终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仍是按照各自的生活习性分布于各方地域，即便发生了对外掳掠或外部侵夺，他们也会因不习惯陌生地理环境而携带战利品回返原地，不以占领他族生活地域为目的。

铁制工具的引入和使用，加大了秽貊族社会进步的步伐，促进了国家出现。农业耕种及畜牧养殖的快速发展使土地成为了稳定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长久定居的生活，居统治地位的阶层对城市建设和国家疆域的重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强盛则疆域扩张，国家衰落则疆域收缩。夫余国的疆域也是随着国力的发展、强盛、衰落而变化的，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夫余国建国初期，即公元前108年以前；二是夫余国强盛时期，即公元前108年至公元220年（东汉末年）；三是夫余国衰亡时期，即公元221年至公元494年。

在夫余建国初期，她的疆域主要是在拉林河以南、西流松花江以北，东至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一带，西至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及拉林河下游一带。传说中夫余国的建国者是从东流松花江上游、拉林河下游开始边聚拢当地人口边向东迁徙，迁居过程中一个新的部落群体——夫余族的雏形形成了，族群在迁徙到吉林市龙潭山一带长久定居下来，随着聚居人口的增加和族群实力的增强，定都建国就成为了必然，夫余国步入了强劲发展的快车道。（见夫余国疆域图一）

公元前108年至公元220年的300多年里夫余国处于强盛时期，疆域东到张广才岭；南至今辉发河、辽宁开原市以北，与高句丽、玄菟郡相接；西至双辽、白城一线；北至东流松花江。

在这一时期，南边高句丽国、东边挹娄族都长期臣服于夫余，西边的鲜卑人也不曾与夫余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此时的夫余国威振东北。夫余国的地域特点是域内河泽遍布，中、西部为平原地带，东部为丘陵山地。由于夫余地域广阔，人口相对来说较少，其边境线并没有成建制的常备军队驻防，国土疆域界限多是以丘陵山脉、江河等自然地貌与周边其他民族和国家区分开来。夫余国东界张广才岭的东面则为挹娄人的活动范围，当时挹娄人的实力无法与强盛的夫余抗衡，挹娄族的臣服以及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夫余国没有向挹娄人的活动范围扩张疆域，而是在松花江流域、辽河以北拓展领土发展农耕并兼渔猎养殖。南边的高句丽国在这一时期正忙于向朝鲜半岛扩张并与东汉王朝边郡相抗，很少与北邻强盛的夫余国争锋。夫余国西部的乌桓和鲜卑受汉朝与匈奴争战的影响，先后从蛰居的大兴安岭西侧向汉朝边境长城塞外发展，东汉桓帝时鲜卑人檀石槐尽占塞外匈奴旧地，其势力曾东及辽东郡与夫余国边境相接，两强对峙，鲜卑人东扩的步伐就此止步于夫余。（见夫余国疆域图二）

自公元220年开始中原从东汉的大一统王朝走进了群雄割据的战乱时代。夫余国所能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越来越弱，鲜卑、高句丽、勿吉代表着东胡族系、秽貊族系、肃慎族系强势崛起。长期的战乱给农耕民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而渔猎和游牧民族则以其灵活、坚韧、强悍的特性越发强大，强大起来的他们侵掠性迅速显现。这一时期的夫余国周边强敌环伺，疆土数被侵袭，人口和财物屡遭抢夺，虽经西迁国都，但也未能挽回颓势，在270年里国力日见衰落有如江河日下，疆域几经收缩，最后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被肃慎系勿吉族逐灭。（见夫余疆域图三）

二、夫余国的政治

夫余国位于我国东北部，是中原王朝和中原北方政权所羁縻之属国，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先后由玄菟郡、辽东郡、护东夷校尉节制。夫余国是在当地少数民族部落或部落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阶级分化而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其政治阶层分为奴隶主（王、贵族、豪民）、平民（下户）、奴隶（名下户）。夫余国的王室、贵族及至豪民都私有着规模、数量不等的下户称做“名下户”，这些下户是有主人的，是在主人名下的，他们是夫余国政治阶层的最底层——奴隶，被动地从事着体力劳动、参与战斗，是奴隶主阶层的工具和财富，他们来源于国家对外抢掠的俘兵和人口、被贬斥为奴之人以及“名下户”繁衍的后代。夫余国的平民分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向官府纳税交粮，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也是夫余国奴隶的来源之一。

夫余建国之初尚保有原始氏族部落的议事制度痕迹，国内一旦发生大的天灾人祸，如风雨不调而致的五谷不丰、地震洪涝灾害、大规模军事行动失败等都归咎于君王失德失策，部族首领族老们则可商议废除君王更甚者则处死君王“以消天怒”。夫余国形成之初这一段时期国中虽有君王，但部落议事制度仍在左右着王权。随着夫余国接受西汉王朝管辖，与之建立起联系，夫余王室逐渐发展壮大，在汉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下，夫余国君主专制制度很快就完全取代了部落议事制度，夫余国的统治机构和王权体系更加完善起来。夫余国的统治机构与汉王朝不同的是管理层级、职官比较单一，在职官名称、地域管理方式、人群阶层划分等方面形成了夫余独有的政治特色。夫余国在国都（王城）设有王庭，与中原王朝的京城相类似，夫余王城是夫余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也是夫余国最为富庶、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在王城外还筑有拱卫王城的卫城，主要是驻扎常备军队保护王城，城内的王庭则由王室和“诸加”等统治阶层组成，类似于汉王朝朝庭的减化版，官职、官员的设置以能够维持王庭运转、卫护王权为准，具有农耕、畜牧的传统文化特点并且保有当地少数民族地域特色。夫余国在地方治理上不同于中原秦汉王朝的郡县制，而是由王城向外划分四个方向的区域即“四出道”，“四出道”内分布着若干邑落。王城是君王长住地，君王议事、施政、发布命令都自王城出，王城的治理则由王的心腹“大加”来主持。“四出道”则由诸加（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分主治理四方，诸加在各自的管辖范围执行王令，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利。邑落即为村落，是夫余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邑落由豪民（邑落中富庶并有威望的宗族长老等人）进行基层管理。

夫余国统治机构中君王是最高统治者，在夫余国职官系统中处于第一序列，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国王拥有对诸加及以下官员的任用和处置权；马加、牛加、猪加、狗加为第二序列职官，由国王任用各大族长或部落首领担任并参与国事，管理“四出道”中各自所辖范围内军政事宜；大使、大使者、使者为第三序列职官，由贵族担任，按照国王的意志负责夫余国对外往来、朝贡事宜的具体执行。夫余国由汉玄菟郡管辖后，其王位继承逐渐摆脱了以往的部落首领“推举”制度的影响，而是采用了汉朝的父死子继、有嫡不立庶的世袭制度，这一王位继承制度的建立无疑更有利于汉王朝对夫余国的拉拢和管理。王位继承制度巩固了夫余国的王权统治，同时也保证了夫余国与汉朝良好的可持续的从属关系。为了体现汉王朝对夫余王的地位的认可和政治上的支持，西汉时期就对夫余王进行了王位册封，这种封王不同于西汉王朝内属的同姓或异姓王动辙获罪贬削，夫余王实际上是汉王朝实行羁縻策略的属国国王，在不反叛汉王朝的情况下，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国家统治，其王位是稳定的，王权也有着高度的自主性。

牢狱和军队是夫余国重要的暴力机器，在对外征伐、威摄周边，对内护卫王权统治中都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夫余国在每年正月祭天大会时会对各类案件进行处理，对危害国家统治的、男女淫乱的、杀人乱法的、妇人嫉妒的、窃盗的等等进行责罚，重者处死、轻者入狱、当惩则惩、当罚则罚，惩罚制度极为严厉。除了以刑罚制度维护国家统治外，夫余国还建有税赋制度保障国家运行。夫余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传统的国家，农耕畜牧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国民过着长期定居生活，向官府缴纳财物就成为了人们法定的义务。铁制农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夫余国的税赋制度下，国内开始积聚粮食，建立起了屯粮的官仓，充沛的粮食储备起到了稳定夫余政权的作用。在对待周边民族方面夫余国使用税赋征收的方式进行打压，索取相当的财物促进本国的发展，东汉末期，挹娄族就因不堪夫余国的繁重税赋而不再臣服夫余，开启了反抗、对抗、灭亡夫余国的历史进程。

三、夫余国的军事

在西汉时期，有关夫余国的历史记载极少，仅有汉武帝设“四郡”时由玄菟郡节制的归属记录，夫余国与其周边的部落、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冲突等均无记载。以常理度之，夫余国的建国之路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会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国家，其中必然会充斥着争战、掠夺而后才能迎来发展的机遇，这其中军事力量的保障一直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军事力量的强弱一直对应着夫余国盛衰的全过程，从国家建立之初的王权维护到国家强盛时期的开疆拓土，从犯边汉郡到助汉征伐，从国都迁移到不设武备，夫余国的军事力量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盛而衰的历程，这也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与军事相互依赖、同盛同衰的历史规律。

夫余国的军事体制是以王为最高军事统帅，拥有全国军队绝对的领导权，护卫王城的常备军队由夫余王直接控制，诸加各率本部军民听命于夫余王。夫余国采取的是兵民一体的制度，这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常见的一种军事制度，是部落社会时期人们解决生活和生存问题的智慧产物。汉朝时的匈奴人在平常放牧时就是普通牧民，在作战时上了马就是悍勇的军兵；宋、辽、金时期的契丹族、女真族也都实行兵民一体制度。而夫余族虽然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但为了适应国家生存的需要，各家族也都各自储备有铠甲军仗，遇战应敌则起而为兵。下户作为平民阶层，在发生军事战斗时，则为本部军队提供饮食等后勤保障，平民也可以成为自由军兵加入军队。夫余国的“名下户”在平时为奴被贵族等奴隶主遣用，在战时则择人编伍为主人而战，“名下户”是夫余军队的主要前锋力量，以奴隶为兵在奴隶制社会并不鲜见，而夫余国的奴隶主等贵族则还充当军队中的各级统领者。

夫余国的武器装备已经广泛应用了铁器，铁制的兵器有刀矛剑镞，护具有头盔、铠甲，马具有衔镳带卡，饰品有铰环钩铃等。夫余国的兵种从行动上可分为步兵与骑兵，公元111年，夫余王就指挥步骑兵七八千人袭掠乐浪郡，杀伤官员和平民，抢夺财物而还。夫余人虽然不是游牧民族，但夫余地方出名马，夫余人又善养牲畜，建立起骑兵队伍也有着地利和人和的条件。从军兵装备上夫余国兵种可分为刀兵、矛兵、弓箭兵，各兵种都佩戴头盔和铠甲，刀兵各持环首铁刀在短兵混战时劈砍对敌，矛兵手持锋利长矛对阵敌骑兵和阵列，而弓箭兵则背负箭囊，装满柳叶形、铲形、三尖形、三棱形镞的箭，手持强弓，对远处的敌军步骑兵进行远距离射击。夫余国军队武器系列中还有制做精美的铁剑，铁剑分为两类，一类是铜柄铁剑，另一类为木柄铁剑。铜柄铁剑制做比较精美，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剑柄后部为一圆柱，上穿6—8只铜环，铜环呈算盘珠状，两两相对，动之哗哗作响。一种是剑柄呈竹节状，上饰有细密的乳钉，为铜合金材质，乌亮夺目，不同的铁剑当是由级别不同的官长所佩带。东汉时期夫余国的军队已是兵种较多、分工明确，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一支军队，也是当时东北地区战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

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大大地提高了夫余国军队的战斗力，夫余国的军事力量至少在新莽时期就已经不容忽视了。王莽篡汉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重新加授新朝印绶并收回西汉授予的封印，奉命东向出使的使臣就到达了玄菟郡、乐浪郡、高句丽国、夫余国，这时新朝已经把夫余国与高句丽国、乐浪郡、玄菟郡等同相看，不允许游离在新王朝的统治之外。王莽命边关塞内高句丽兵征伐胡人时，高句丽兵不听号令而逃亡出塞，当时严尤向王莽上奏建议安抚高句丽勿使其反叛，以免尚未平定匈奴却使夫余等也起而叛乱，成为新王朝的大忧患，从这一谏言中夫余国的军事实力可见一斑。此后东汉时期，夫余国在公元111年、118年、167年直接对乐浪郡、玄菟郡袭掠，两度由夫余王亲自指挥，出兵少则七八千、多则二万，这三次出兵面对强盛的东汉虽以失败告终，但也证明了夫余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在军力部署上，夫余国王城及周边设有常备军，而国土边境地方则不筑关塞，不设边防军队。散落地方的邑落则充当战时的第一波防卫力量以并起到观察哨的作用，这些邑落归属于各“出道”首领（诸加）治理，一旦有敌人入侵，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可以自主组织本部邑落成军进行防卫和反击。

夫余国在有军事行动之前，要举行祭天大会，国王以下各级官员汇集一处，由祭司主持仪式敬告天地鬼神，祈求上天给予佑助或启示。破解上天给予的谕示就是杀牛观看牛蹄，如果牛蹄是散开着的则为凶兆，牛蹄是聚合着的则为吉兆。军事行动之前的祭天大会也是一场战前动员会，祭天也就是借此来维护统治者的意志，提升参战人员的必胜信心，确保执行最高决策层的军事意图。史载夫余国鼎盛时期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有二次，一次是公元121年，高句丽王率领朝鲜半岛的马韩、濊貊部数千人马围攻玄菟郡，此时夫余国作为东汉羁縻属国受玄菟郡节制，于是夫余王派遣他的儿子尉仇台指挥二万余人汇合东汉幽州援兵与玄菟郡兵一起击退了敌军，斩首500余人大获全胜。第二次是公元167年，夫余王夫台指挥二万人进攻东汉玄菟郡，被玄菟郡太守击败，并且斩首千余人，数年后夫余国又归附东汉纳贡称臣。三国时期开始，夫余国在军事上转为守势，已无力再对外用兵。两晋时期慕容鲜卑屡次掳掠夫余人口，最多时掳走夫余王及部众五万余口，重创夫余国，使夫余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南北朝时期夫余国遭受周边各族不断侵袭掳掠，国内再无军事防备可倚，渐次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