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偶遇周恩来，自嘲做演员就是混混，周恩来一语点醒梦中人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从家乡上海前往武汉，辗转重庆，再回到上海……。秦怡的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
这是一位充满故事的电影艺术家，也是一位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痛苦的妻子与母亲。
抗战时期话剧“四大名旦”，伴随着时代最强音，逐渐消逝在历史长河中；旧上海的那些大明星、大美人，已一一定格在故纸堆里了。
人间只留秦怡，端庄优雅，一双秋瞳，明亮如深静潭水；一头银发，熠熠生辉在阳光下。
……
1938年，旧上海，庭院深深的弄堂里，一位少女静静地望着院墙上逐渐凋零的春色。
她的脑海中浮起秀才伯父严厉的教诲：不能光脚出门、说话不准大声……；又映出教会学校里学钢琴的时光，天主教的嬷嬷们很严厉，一个音节弹错了，跟着一个巴掌落在了肩膀上……；接着，画面转到日寇铁蹄下的中国，沦陷的大地，四处回响着惨痛的呐喊声……
是时候做些什么了，16岁的秦怡还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书，但校园外的纷纷扰扰已经无法让她平静下来。国难当头，莘莘学子，何以报国？
坚贞而勇敢的秦怡一心想上前线，为抗战出力，可是又怕父母不同意，怎么办呢？
想起街头邂逅的那些热血青年，他们好像都说着要去武汉救国。秦怡下定决心，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汹涌而起思潮中，不仅酝酿着自己的未来，还有祖国的未来！
秦怡偷偷地买好了前往武汉的船票，联系上了同样热血的大学生们，约好了一同登船。
来到码头的那一刻，跳板已经撤掉，船体正在离岸。秦怡紧跑几步，纵身一跃。这一瞬间，像极了电影里的定格镜头：一个弄堂女孩的生活就此远去，一个尝尽人间冷暖而又涟漪斑斓的艺术人生迎面而来。
不过，梦想起航的时候，秦怡的想法简简单单，只是想当一名战地护士。但在苦难重重的旧中国，简单的想法并不容易实现。
硝烟四起的武汉终是沦陷了，秦怡辗转到了重庆，在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性质的机构女青年会暂作栖身。
满怀爱国热情的秦怡那时高中还没正式毕业，也没有任何特长，谋生成了她当务之急的人生大事。
初到重庆的秦怡在热心人帮助下联系了一所学校，准备当一名小学老师。但运气很不好，错过了时机，学校已经开学，教师早已聘定。
困难之际，与秦怡在女青年会同住的难友李竹林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是李鸿章的孙女，在重庆音乐学院工作，认识教育部音乐司的人，给秦怡介绍了一些音乐司的刻字蜡版活，勉强糊口。
抗战时期的重庆，有一个特点，作为陪都，社会各界名流荟萃。而基督教会的女青年会，是个比较容易接触外界的地方。得益于此，不经意间，秦怡打开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扇窗。
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经常以中国万岁剧团和中国万岁合唱团的名义，创作演出宣传抗日、借古喻今和抨击时弊的话剧。
为了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顺便挑选演员，有些人就住在女青年会。其他人也常来女青年会串门聊天，顺便邀请住在里面的人看他们的彩排或演出。
这样一来，秦怡多了不少看话剧的机会。
一天傍晚，秦怡在剧场门厅边等候室友。场内走出两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见秦怡站在门厅前，不由自主地朝她看了看，然后从她面前走过，可走过去没多远，两 人忽又转身朝她走来。
“小姑娘，你在等人吧，在哪里工作？”两位中年男人一位面容瘦削的男子开口问道，另外一位也在不断地上下打量秦怡。
秦怡见两位男子儒雅有礼，不像是坏人，有些腼腆：“我刚到重庆，还没有工作。”
那名男子一听，立马发出邀请：“那到我们这里来吧！”
“你们是哪儿呢？”秦怡有些激动，她正为找工作发愁。
“我们是演戏的，你来演话剧吧。”
“当演员……我……做不来的。”秦怡有些失落。演员，在她的人生规划中，从未想象过。
“不会可以学，你会学会的。”面容瘦削的男子笑吟吟地鼓励着，和蔼的目光里透出友善的期待。
秦怡依然推辞。眼看劝说无效，两位中年男子不再坚持，道别一声转身走了。秦怡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偶然的相会，改变了她今后的一生。
后来的室友告诉秦怡，两位男士是大名鼎鼎的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和她说话的那个叫应云卫，能被他看中，参加他们的演出，不容易。
生活很现实，理想再美好，也要经受它的考验。尽管秦怡的初心没有考虑过演员，但很快刻蜡版的活就没了，生存又成了首要问题。
室友们都认为秦怡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演员。
但秦怡实在心里没底：“我没有演戏的才能，不能当演员，而且普通话也说得不好。”
“普通话不好可以慢慢练，先做见习演员，演演群众角色。”“那就先进合唱团唱唱歌，这总可以吧。” 听说大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都曾看中秦怡，朋友们更相信自己的眼光，尽力劝说秦怡。
朋友们如此热情，偶遇大导演的经历又是那么的神奇，秦怡倒是有些动摇了：“不当演员，在合唱团唱唱歌，倒是可以一试。”
在朋友们的介绍下，加上应云卫和史东山的从旁推荐，秦怡就这样懵懂地来到了中国电影制片厂，走进了她璀璨的演员生涯。
48年后的1986年，在《我的艺术生涯》一文中谈到当演员时，秦怡写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我的表面平静而内在好动的性格，和我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使我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尽管像走钢丝一样，随时有坠落的危险，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挽救我，但生活本身却挽救了我，教育了我。
我的模模糊糊的脑袋里有时也会有一种准则，一种跟什么人走的准则，一种善与恶、好与坏的准则……我抗战心切，时刻盼望着胜利的消息。
我只知道我将永远站在平民百姓、弱者的一边，我同情他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时，将由我自己决定一切。
当我看到那些描写抗战的话剧后，我对那些搞话剧事业的人，产生一种尊敬和信任。我的许多虽然还杂乱，但又起着支配作用的思想，推动着自己作出了抉择——当一名演员。”
平静的文字背后，是一片抗战报国的赤忱，为生活所迫的秦怡，即使选择了一名演员的道路，也没有遗忘初心。
不过在那个时候，秦怡自己也没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一生，走出了一个纯粹的电影人。
多年以后，曾有人问秦怡：“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
秦怡想了一下，用往事作回答：“我到今天还记得周总理点醒我的那些话。”
周恩来同志接见秦怡、沙莉
世人皆知，秦怡是周恩来口中新中国最美女演员。
不过秦怡要表达的是另一面：“可以说，周总理才是领我懂得演戏真谛的人……”
那是1939年的春节，秦怡刚刚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不久的日子。
懵懂的秦怡应邀来到一位朋友家吃饭，饭桌上没几个人，主人也没有专门介绍。有一位留着络腮胡子却掩不住眉间英气的客人，席间谈吐爽朗、风度翩翩，谈笑间他亲切地问秦怡：
“你在哪里工作啊，还是在学习呀？”
秦怡答：“我在工作了。”
客人又问：“噢，你那么小就工作了？”
秦怡说：“是的。”
客人问：“你做什么工作啊？”
秦怡也没多想，脱口而出：“我在做实习演员，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没什么意思，就是在那里混混。”
客人问道：“啊，你唱什么歌？”
秦怡很理直气壮：“我唱的当然是抗战歌曲了。”
一听说抗战歌曲，客人马上提高了声音：“那还说没意思啊，那是太有意思了！这些歌怎么会没意思啊？你想想看，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之下，鼓舞着走上了前线了，你怎么说没意思啊？这工作多重要啊！”
秦怡心想：这是谁呀？当时也没多问，又接着说：“是，唱的歌是有意思，我没意思，我本来想去念大学了，还想要留学了，去深造。”
客人就说：“哎，深造嘛，是好的了，当然有机会你还是可以去，但你现在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
听着听着，秦怡觉得客人的话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回家以后她越想越不对，这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这样和我谈话呢？
秦怡回忆：……我想：这是谁呀？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请我吃饭的同事。
他说：“你真的不认识吗？”
我说：“我真的不认识，那天跟我说话的是谁呀？”
“哎呀，你怎么不晓得，那是周先生，周恩来先生你都不认识！”
“噢！”我就吓一跳，我说：“我认识他，我在书上什么地方看见过。他怎么这样一点没有架子，他不是一个领导人吗？”
那是秦怡第一次遇见周恩来，一语点醒梦中人，从此秦怡心里埋下了一粒坚定的种子——干文艺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理想。
“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表演给予别人。”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再多的钱也好，别人再怎么说你漂亮也好，得再多的奖也好，总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个价值。就是自己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
这就是秦怡朴素而精彩的价值观。
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她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并称为“四大名旦”。
秦怡、白杨、张瑞芳、舒绣文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倡议下，中国电影界曾评出22大电影演员，并在各城市电影院中挂出他们神采奕奕的大幅黑白照片，秦怡位列其十二。
从艺80余年，秦怡那些流光溢彩的银幕形象，早已定格在无数留档的胶片中、泛黄的老电影杂志上。
曾有记者在2011年采访秦怡：“您依然十分关注如今的电影作品吧？”
秦怡回答：“是，但非常满意的并不多。当然，即便是美国，也有很多粗制滥造的影片。最好的影片其实不一定是大片，而是能起到一定社会作用的作品。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演员也是拼了命地演，但剧作家太少了。
以前，作家基本就是剧作家，而今，很多剧本都是东拼西凑的。我今年已经虚岁90了，但还想搞个好剧本出来。当然，能不能拍很难讲，现在几百万元都是小制作，但几百万元也很难找的，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投个几千万是小事的水平。
加上我也没多少交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这是我的一个追求，我有生活经历，经常看书看报也有些启发。”
2015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秦怡以93岁高龄，不拿一分钱报酬，亲赴青藏高原拍摄，编写剧本并主演了电影《青海湖畔》，这是一个在建造青藏铁路大背景下工程师和气象专家的故事。
2017年6月，上海电影节20周年大庆，开幕红毯上星光熠熠，老中青三代演员悉数亮相，然而，全场最夺目的还是95岁高龄的秦怡。
在世界电影史上，近百岁高龄依然活跃在屏幕上，甚至集出品、编剧、主演于一身，还在高海拔无人区无替身拍摄，秦怡是第一个。
秦怡的电影，数也数不过来。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铁道游击队》曾是上个世纪60、70后青春的记忆，芳林嫂的形象深入人心，那没拉弦便投弹的影像几乎定格在一代人的脑海中……
秦怡饰演《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
对待演出，秦怡执着而认真。这份认真，在剧中如此，在剧外亦是如此；换来了不仅是事业的成功，也是同仁的认可。
《女篮五号》中林洁，是一位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篮球运动员，秦怡以深沉细腻的表演，展示了人物内心及生活中的复杂情感。
当时的“小导演”谢晋回忆：“我那会儿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人家秦怡早就是大明星了。但是她很尊重我。当时拍摄条件不够好，秦怡主动跟大家一块睡通铺房间，没有一点大明星架子。”
几十年后，担任过无数主角的秦怡出了本笔会文集，取名《跑龙套》。她说，自己曾看过一部苏联电影，里面有个跑龙套的演员演得非常好，“过去几十年了，还在我的脑子里。”
秦怡说：“我并不是想把'跑龙套’提到很高的地位上，只是感到，一场戏里哪怕是一个倒茶递水的小小角色，只要认真地全身心投入了，它就能有较大的作用。”
最令秦怡难忘的角色之一，是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扮演的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林红。秦怡的表演含蓄而凝重，揭示了女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境界。凭借此剧，秦怡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女电影演员之一。
“林红是我扮演的共产党人中最美的一个，这不是说形象好看，而是用精神和信念去打动观众。”秦怡曾深情回忆。
而她自己，也活成了中国银幕不老的“青春之歌”。
还有《林则徐》、《雷雨》、《北国江南》……，数不胜数。上世纪80年代，战胜肠癌后的秦怡主演了电视剧《上海屋檐下》。凭借该剧，秦怡获得第1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
历尽繁华的秦怡，在她的艺术人生中，一样遭遇过许多的烦恼与苦闷。
年少的秦怡，曾经作为女主角扮演了《野玫瑰》的夏艳华角色。《野玫瑰》本意是为揭露汉奸为虎作伥的罪恶，但实际的演出效果却是有点偏离，放大了汉奸头目振振有词的画面，因此受到进步戏剧界的抨击。
尽管秦怡对于误演《野玫瑰》悔恨不已，后来也罢演了，但还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悄悄地被“封杀”了。
还是敬爱的周总理注意到这种情况，特别要求雾季演出的剧目给秦怡安排角色。
许多年后，秦怡在紫光阁参加演出时，周恩来又提到了此事。
秦怡回忆：
周总理就说：“好的演技不要丢，你看你那时候《野玫瑰》就演得很好。”
我听了吓了一跳，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啦，这个污泥永远洗不掉了。坏事只能改正，洗是不能洗的，因为你演过了嘛！”
他说：“唉，你说得很好。不过我告诉你，那个戏政治上不好，它那个剧本是不好，你的演技还是很好的。你知道吧，你演了那个戏，你的演技就好像上升了一步了，所以这个演技不要丢。现在你好的演技放在好的作品上，你不就是非常好的吗？”
我回来心里想，总理真是不得了，从来没有那种极“左”、极“右”的样子，听了以后你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回忆起周总理，秦怡曾说：“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我认识了一个我爱戴的人，一个我最敬仰的人，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坎坷的经历，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的几千年来的苦难的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电影界的精神得以长存，像秦怡这样电影人的“青春之歌”也得以长颂。
2011年5月27日，在上海新落成的秦怡艺术馆内，展览全面回顾了秦怡跨世纪的艺术生涯。分别展示了秦怡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照片，还有秦怡从影后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状和证书等。这是我国迄今为止，以个人姓名命名的第一座艺术展示馆。
岁月慷慨给予了这位美人辉煌夺目的艺术成就，也加持了她生活中无尽的磨难。而她自己，却把这些磨难，演绎成人生的升华：“所有人生经历，都让我变得更好。”
生活中的秦怡，有绵长而独自承受的苦楚。她重感情，家庭的重担一力支撑。有“电影皇帝”之誉的丈夫金焰常年卧病在床，儿子十多岁即罹患精神疾病并且终身未愈，她自己也得过四场大病，做过7次手术。
1983年，卧床20多年的丈夫撒手人寰，留下秦怡和儿子相依为命。2007年3月，59岁的儿子金捷因尿毒症并发肺炎在医院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秦怡结束自己42年照顾“小弟”、相依为命的生活。
“他去世后的那段时间是我最难过的时候。”秦怡说：
“1983年金焰走了，2007年儿子走了，2008年妹妹秦文也走了，慢慢地，一个个都走了。我幸福过、快乐过，也怨恨过。我这辈子在工作和家庭上吃苦、受难很多，人家都说我心态好，人终究都有过美好生活的愿望。
但我从不认命，我会分析，就像剥桔子，把这些心结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地剥开。”
秦怡唤儿子为“小弟”，这是老上海家庭对老幺的昵称。她曾回忆，“我拍《雷雨》时最苦了。”儿子住院，她在拍戏间隙带着装满儿子换洗衣服和爱吃的食品的背包，挤公共汽车到医院探望，喂儿子服药、吃饭，瞅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模样。
“倒两路公交汽车去医院，身上的汗把衣服淌透了，就听见有人在背后说，'你看你看，那不是秦怡吗？’另一个回说，'不可能，秦怡怎么可能坐公交车！’”
有人问“小弟”，妈妈是什么？他说，我妈妈就是“做啊做做啊做”。
秦怡始终感慨：“我这一生的事情，我觉得都不如'小弟’的这六个字形容得好。”
几十年间，秦怡对患病的儿子倾注了她全部的爱。面对病中小弟狂躁的拳头，她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打妈妈脸，因为明天要拍戏”。
曾有人问秦怡：“你工作从来没有断过，怎么还有精力照料他？”
秦怡说：“我先生很早就病了，没办法。小弟小时候老实极了，但我因为工作忙可能疏忽了，后来是老师发现他的病，等我从浙江赶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但我并不把他当病人对待，虽然他病得很重，恐慌、怀疑、忧郁、狂躁等病症他统统都有，但他打人只打我，因为我总是追着让他吃药，所以在发病时，我就是他眼里的敌人。
一旦他好了，又很自责，说我怎么能打妈妈呢。抓住他的性格特点，我就和他一起努力。后来，他有一段时间过得挺好的，很喜欢跟着我出去工作，我工作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看书。其实，家里有这样的孩子，一定不要泄气，要耐心地对待他。”
儿子不懂事却懂亲情，秦怡拍的片子他都看，看后乱蹦乱跳，对着母亲伸出大拇指。一见母亲开门进屋，他就会从冰箱取出饮料让母亲喝，每逢此时，无尽烦恼中的秦怡再看一切都是风淡云轻。
有女士曾请教秦怡青春常驻的秘诀，秦怡说：“努力工作。在家里上上下下、粗粗细细的活儿都干，给儿子洗头洗澡，衣食住行都管。”
听的人目瞪口呆，熟悉秦怡的人却知道，这就是她的真实生活。
岁月虽然磨去了她的青春，但从没有磨去她的初心。
早在20世纪40年代，秦怡就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组建的中华剧艺社。当时，党组织希望秦怡用自己明星的身份去团结他人。于是，她在拍戏的同时，积极为党工作，曾经协助地下党组织成功策反了国民党飞行员参加抗战。
1948年的上海，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国民党一边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一边向台湾大量空运黄金、白银。
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秦怡，请她“出征”：策反国民党空军的运输大队长徐骏英。
原来，此前党组织已经在机场内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但还是没有把握，碰巧听闻徐骏英的未婚妻是秦怡的影迷，于是来找秦怡。
了解情况后，秦怡顾不上个人安危，借助明星身份，时常邀请徐骏英和未婚妻到家里做客。在聊天的过程中，秦怡悄悄地从侧面做思想工作，一点一点地让徐骏英加深印象，一旦有任务就可以直接飞到解放区，一定会受到欢迎。
在秦怡的不懈努力下，徐骏英终于投诚。
1949年2月19日，徐骏英机组在上海地下党的指引下，驾驶一架美制C—46型运输机，从上海江湾机场起飞，利用赴青岛基地驻防的机会，改航到济南机场起义。